第5章 現代錯誤概念之二：錯誤的對立

觀念的兩極分化

在今天關於青少年的公開討論中，最扭曲、最令人不安的是教育和育兒觀念不必要的兩極分化。對立思維占據了主導地位。在教育中，我們爭論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教孩子學科知識還是思維技能；我們應該讓學校變得有趣還是嚴格；我們應該通過看字讀音教學法還是整體語言教學法來教授閱讀；我們應該強調品格還是成績；我們應該鼓勵孩子養成良好的習慣，還是培養他們的反思能力。在家庭中，我們爭論父母是應該強調自由還是責任，是應該強調自我表達還是管教。在社區裏，一些人主張增加孩子們的權利，另一些人則主張增加孩子的責任。還有一些問題也可能會產生爭議，例如我們是應該直接勸告孩子們戒掉毒品和性欲，還是否應該更詳細地指導他們認識其風險。

在每一種情況下，都會發生激烈的辯論，就好像所有的可替代方案都是相互排斥的，是勢不兩立的，而不是相互聯係的。政治領袖和民間領袖采取了過於簡單化的立場，並在這些立場之間製造了巨大的鴻溝。許多人是故意這樣做的，以便在有爭議的問題上把自己放在一邊，把對手置於另一邊。這就是現代的政治策略，即製造情感“楔子”來吸引選票。就複雜的社會問題而言，這種策略既不負責任，又不實事求是。真理總是夾在虛假的對立麵之間，喪失在巨大的鴻溝之中。

育兒問題的兩極分化，除了讓真相變得撲朔迷離外，還導致老年人群體陷入癱瘓，他們本應該被動員起來為年輕人提供指導的。對立思維造成的癱瘓是導致今天如此多年輕人迷失發展方向的主要原因。為了改變年輕人普遍士氣低落的現象，負責任的成年人需要團結一致，而不是互不買賬。

我們未能在全國範圍內發起品格教育倡議，這就是對立思維會造成嚴重惡果的一個明顯例子。這並不是說，人們沒有就學校是否應該傳授價值觀或傳授哪些價值觀達成一致意見。事實上，人們已達成了廣泛的共識，即我們需要一些教育項目向年輕人傳播核心的社會價值觀。1993年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超過90%的美國父母同意公立學校傳授這些核心價值觀：道德“金規則”、道德勇氣、關愛、對不同種族和民族背景的人的包容、民主和誠實。（事實上，97%的受訪者支持誠實這個核心價值觀；這讓人不禁感到好奇剩餘3%的人在想什麽。）

這樣的共識表明了人們共同關心的問題，人們應該針對這樣的問題形成強有力的公共政策。然而，在1994年春天，一項支持品格教育的專題會議和某些示範性項目的溫和決議，在美國國會委員會中被以23票對6票的懸殊差距徹底否決。這是美國國會近年來第7次拒絕品格教育倡議，盡管實際的情況是，正如一位孤立無援的國會支持者哀歎的那樣，“整個國家都在為此而呐喊”。

原因何在呢？政客們選擇了忽視人們對於向年輕人傳播價值觀達成的廣泛共識，轉而關注導致全國人民分裂的熱點爭議問題：墮胎、同性戀、禁欲和宗教表達，等等。正如一位記者所說：“自由主義者擔心品格教育運動可能會為宗教與公共教育的融合大開方便之門……與此同時，保守派人士擔心品格教育會傳播政治正確和削弱父母權威。”你可能會認為，鑒於人們共同關心的青少年行為問題，雙方可能會同意支持關注誠實、關愛、民主等的品格教育計劃，而將其他問題留在私人領域。但是，人們在更具爭議的問題上的持續對立，已經斷送了人們進行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這樣的癱瘓已經蔓延到了整個教育領域和其他領域。正如一位報道品格教育困境的記者所寫的那樣：“華盛頓發生的爭議與這樣一個事實有很大的關係：聯邦政府插手教育的幾乎每個方麵，這實際上導致了多年的不和諧。”政府為解決其他嚴重的青少年問題如吸毒和早孕所作的努力，都因為類似的令人無奈的爭吵而屢屢受挫。我們似乎寧願互相爭鬥，也不願結成統一戰線，為青少年提供他們所需的指導。

為什麽在麵對許多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時相互對立的立場仍然存在呢？我們隻能揣測。一些人指出，現代媒體的貪婪和煽情主義滋生了一種破壞性的“批判文化”。一位觀察家寫道：“如果公共討論是一場論爭，那麽每個問題都必須有兩個方麵—不多也不少……批判文化的基本信念是，有反對意見才會有真相。”

在青少年發展方麵，這樣的情況尤其成問題。雖然在民主社會中，公共生活的許多領域的確可以通過激烈的辯論得到改善，但在青少年發展問題上，太多的對立衝突隻會適得其反。它侵蝕了人們一致認可的價值觀。我們成年人需要凸顯這些價值觀，從而確保所有的孩子完成社會化過程。我們的很多社區未能為年輕人提供正確的發展方向，恰恰是因為我們已無法再達成這樣的共識。

情況並不總是這樣。雖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一直對青少年的發展及其最好的促進方法爭論不休，但是這樣的爭論並沒有演變成公共領域針鋒相對的政治辯論。一方麵，有關人類發展的錯綜複雜的問題不能被簡化為沙文主義。教育和兒童醫學方麵的問題被視為技術問題，需要一定程度的專家分析。另一方麵，道德問題，如兒童的品德發展，被視為私人問題，而不是公共問題。在通常情況下，這類問題都由教會和家庭來處理。在大多數社區，人們對什麽最有利於兒童發展已有普遍共識。如果人們對這樣的事情持有不同的意見，那麽這些意見也不會公開討論。

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近年來，公眾人物在教育、“家庭價值觀”和育兒方麵采取了強硬的立場，以期謀取自己的政治優勢。人們對待青少年發展的態度已變得截然不同且兩極分化，而促成這種兩極分化已經成為新的政治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新的政治戰略就是創造文化“楔子”問題，讓政治候選人與其競爭對手區分開來。

例如，在1988年和1992年的總統選舉中，兩個主要政黨都有意識地將教育帶入政治辯論的舞台。一些重要的公眾人物就擇校和學生考試分數等教育問題發表了政治演說。他們還討論了家庭問題，比如單親家庭的困難以及女性是否應該成為全職母親。這些政治對手因其在育兒問題上公開發表觀點而受到了猛烈的抨擊，因為這些問題曾被認為是非常私人的問題。

實施這一戰略對於政治家來說是值得的，因為我在本書第一部分概述的青少年問題正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不幸的是，這一戰略在確定科學合理的育兒方式方麵具有的價值與它的政治回報並不相稱。事實上，正如我將要證明的那樣，兩極分化本身正在惡化它原本想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包括現在父母的失望和年輕人的士氣低落。

為了確保我們年輕人的未來，我們需要重建一位社會學家所說的“青少年憲章”—即我們應該引導年輕人達成什麽樣的行為和目標的不成文的社會共識。弗朗西斯·揚尼（Frances Ianni）在一項針對300多個美國城鎮的研究中發現，與被廣泛宣傳的富裕程度、種族、地理位置、家庭結構或社會地位等因素相比，“青少年憲章”可以更好地預測青少年的健康行為。

對於所有理解多重影響之源對孩子的社會發展至關重要的人來說，這一點並不令人感到驚訝。年輕人從他們生活中的所有人（甚至包括他們從電視廣播中了解的公眾人物）那裏接收關於什麽是對的和什麽是錯誤的信息。正如我將在第7章中所闡述的，多重信息來源協同發揮作用，引導孩子朝著有益的方向發展。當這些信息相互衝突時，它們就會失去一致性。這可能是年輕人在生活中感到困惑和士氣低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兩極分化還有其他意想不到的有害影響。它過分簡化了針對當今青少年問題的可替代解決方案，並將這些解決方案相互隔離開來。結果，沒有任何一種解決方案足以應對我們麵臨的挑戰。犯罪和暴力、年輕人令人不安的冷漠、低成就、自我中心、有可能吞沒整整一代人的士氣低落浪潮，這些都是錯綜複雜的、多種因素導致的問題，任何簡單的解決辦法都無濟於事。要打贏這場硬仗就需要集思廣益，就需要我們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努力和合作。沒有一個單一的解決方案足以解決問題，特別是當這個解決方案的提出是為了一個間接的目的—彰顯一個非常明顯和容易理解的政治立場的時候。

在本章中，我談到了一些錯誤的對立，它們源於並反過來助長了對當今青少年問題的過度政治化的公開討論。我在本章中的中心思想是：我們的對立心態讓我們對更微妙和更複雜的真相視而不見，而如果我們要給兒童提供適當的指導，我們就必須掌握這些真相。除非我們越過這些錯誤的對立，認清兒童的天性和他們的發展需要，否則我們隻會讓年輕人沉淪在他們的冷漠和憤世嫉俗中。

許多錯誤的對立源於對孩子和成年人之間的正確關係的不同看法。這裏最根本的兩極是“以兒童為中心”和“以成年人為中心”的傾向。這種兩極分化導致了人們在諸多問題上的看法出現了很大的分歧，例如孩子們的教育需求、他們的權利和責任以及父母的管教等。我認為，這種兩極分化創造了兩種失衡的立場—以兒童為中心的立場和以成年人為中心的立場—以及在這兩種立場之間極端的、非理性的搖擺。這種兩極分化還催生了一係列關於孩子天性的錯誤對立。這裏的爭議在於：孩子們的能力有多強—孩子們的能力有多弱；他們有多頑劣—他們有多脆弱；他們是如何學習讀寫和其他技能的—他們如何才能最好地發展品格和能力。每一種錯誤的對立都掩蓋了真相，轉移了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不再迫切地努力尋找建設性的方法來培育今天所有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