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創作靈感哪裏來

暴力、講禮是維持社會秩序的一副車輪。武力征伐、高壓統治的同時，個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國家興亡、政體運行，都需要從思想意識方麵對行為予以規範，於是禮無處不在。儀式感把本來單調普通的事情變得不一樣，對此人們便有了敬畏心。講禮的有效方式主要包括舉行充滿神聖感的祭祀活動。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始終一也。（戰國·趙·荀子《荀子·禮論》）

禮俗要求對死的那些事一律按照生前模式辦，因此早在秦始皇陵兵馬俑發現之前，秦俑家族頗有“人丁興旺”的勢頭。從春秋時代鳳翔雍城的小石人，長武上孟村和銅川棗廟、鹹陽高陵的小泥人，到戰國晚期鹹陽塔爾坡的小騎士，河南泌陽和湖北雲夢睡虎地的小木偶[1]，以及西安南郊杜縣和秦始皇陵陶俑，隨著秦國勢力壯大，石頭刻一個，木頭雕一個，泥巴捏一個，家族成員越來越多，個頭越來越大，分布地域越來越廣。普遍使用俑類隨葬品，考古稱之為“人群指征性”，就像北方人愛吃麵，南方人無米不歡，秦人喜歡弄點俑陪祖宗下葬。如果需要論資排輩，始皇陵陶俑乖乖地落座後排。

各地墓葬出現的秦俑，地位自然沒有秦始皇陵的顯貴。它們服務於小貴族，甚至普通平民，模樣質樸，但也都施加彩繪，衣服包邊畫出的菱形花紋，當是模擬了當時機織綢緞。女仆服侍主人一定秀色可餐，性格溫和，那就身體修長，塑出腰線；即使到了地下，主人身邊也需要出謀劃策的高參、幹活的勞役、駕車的把式，那就再塑造一些男俑。他們有的身穿短袍，身體粗壯；有的兩手隱袖，長袍拖地。總之，已經開始注意男女性別、職業等特征，向秦始皇陵陶俑的寫實風格靠攏。

西安市南郊陶俑出土於秦代小型墓葬。162座戰國晚期到秦代墓葬的主人，生前定居於杜縣，是秦始皇的子民[2]。杜縣是秦國向東發展的主要根據地，自從春秋時期被秦國納入版圖，到了秦代更是內史管轄的大縣。

一座秦末小墓出土了陶質人俑6件、馬俑1件。人俑有男有女。一件男俑頭戴圓形軟帽，頂部再加冠，是禦手的形象，和湖北雲夢之地的木俑、秦始皇陵二號車銅俑，既是“同行”，也算得上是“同齡”，同為秦代遺物。禦手俑呈跽坐姿勢，雙目前視，專心駕車。騎士俑兩腿撇開，右臂做牽引韁繩的樣子，身體略微前傾。頭戴圓形紅色小帽，上衣交領斜襟，衣襟右掩長袍，腰束革帶。帽子緊緊扣住頭發，護住耳朵，係在下巴底下，風吹不掉，是騎馬人的標配。袍子下擺向四周撩起來。這樣的一撩，造型有了動感，加上前傾的身體，正是騎馬出行的狀態。

夷狄之人，被發左衽。（三國·魏·何晏《論語注疏》）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禮記·喪大記》）

長袍衣襟右掩的款式史稱“左衽”，它的存在有兩種含義：夷狄和死人。騎士俑的衣襟形式和禦手俑不一樣，意義自然隻能是前者，代表著騎馬人的族屬非華夏族同類，屬夷狄。

在渭河以北的鹹陽塬，有數以千計的秦人墓葬，曾先後於不同墓地中出土了騎馬俑。騎士和馬的造型、規格完全一致，顯係同一批次產品。騎士們也穿著左衽的服裝，衽邊塑造有厚實的效果，又繪彩，不由得讓人聯想起藏袍。

在陝西西安市北部高陵區曾經出土百餘件秦俑，時代為戰國中期至戰國晚期早段，即秦始皇六世祖到四世祖的獻公、孝公、惠文王時期[3]。26座墓葬中出土的陶質人俑和動物俑，散發出更多的人間煙火氣。

這批陶俑共189件，與俑組合的樂器有8件；陶塑動物77件，與陶塑動物相關的車馬器43件（組）。前者包括扁鼓、手鼓及鼓座等，後者主要為車輪和車轂。

動物俑有低溫燒製的陶牛48件。這隻頭前伸，張著大嘴喘著粗氣，仿佛才隨主人外出歸來；那隻吐著舌頭，前足著地，後足蹬地，似在引重前行。總之是肥臀寬脊，一副溫順、勤懇的樣子，不愧是老秦川牛的典範。陶牛配陶車，墓主財力強的配四組；財力弱的至少配一組。當時中產階級占社會絕大多數，因此發掘中二組或三組配置最常見。這樣形成車、人、牛的搭配，考古學稱之為“器物組合”。

器物組合

幾種特定型式的器物，經常在一定地區的某一類型的住址或墓葬中共同出土，構成器物特定組合關係，它代表了使用者共同的偏好，其中種類、數量、規模上的差別，是考古研究判斷使用者性別、社會角色、經濟狀況的依據。

牛車的作用有二，一是運輸載物；二是供人乘坐，用以代步。引牛駕車的俑類目前隻見於秦墓，加上一些鳥、狗、馬，又往往和糧倉模型同出，成全了社會動亂時期秦人對富足生活的物質追求。物質和精神雙管齊下才是真小康，於是高陵秦墓中安排了**人物俑、歌舞伎樂俑以及侍者俑等一大群成員。

**人物俑12件，造型有點雷人。陶俑體格健碩，肌肉感十足，屬於角抵的力士，往往兩兩一組，輸家盤腿席地而坐，贏家一邊弓著身，提防著反撲，一邊扭頭盯著對方，似乎嘴裏還在挑逗著：“站起來，不服氣再來一局。”這類陶俑發展下去，應該就是秦始皇陵的百戲俑了。

167件塑衣式俑，大部分穿曳地長袍，衣長及地不露足。袍袖有寬有窄，發式偏髻、椎髻、挽發也有變化。有的造型明顯是奏樂舞蹈狀，或舞袖，或舉臂，或抱樂器，或做環抱狀，都通體施彩。2件騎馬俑雙腿跨開騎於馬背上，雙臂握拳前伸做持韁繩狀。上身穿短襦，胸部以上及雙臂、襦下雙腿塗紅，似象征袒胸赤膊光腿。這類陶俑發展下去，應該有一部分是漢代以後墓葬中常見的儀仗俑。

從1974年兵馬俑集群橫空出世，到1999年百戲俑薈萃驚人，人們經常會有兩種感覺：一、秦始皇勞民傷財，集天下人力物力為自己陪葬；二、秦俑突然出現在秦帝國時期，這個時代太偉大了。現在我們知道了秦俑有個大家族，秦始皇的行為無可指摘。

沿著秦俑家族開枝散葉的脈絡，可以看到其製作方法家族遺傳性很強。比如木俑，利用榫卯結構分部組裝，運用刻、削、刮、挖、鑿等手段細加雕琢；泥俑和陶俑用軟泥成形，用粘結法或者榫卯法拚接，用刻劃、戳刺、刀削手法強化細部特征。從泥俑轉為陶俑，經過低溫成品一碰即碎，最終達到1000多度高溫的卓越品質。

不同地區陶俑的細節差異

齊國的陶俑形體都不大，一般高度不及10厘米。隻塑造出人體的粗略輪廓，墨勾眉目，唇或點塗朱色。有模擬奴婢伎樂師的偶人。男俑可辨形貌的有武士俑，多披甲持物。

韓國的陶俑形體也很小，樂舞俑塑製粗拙。俑體遺有刀刻痕，並曾塗朱色，足下平齊有一孔。

南方楚地所作俑，藝術風格最特殊。材質多用木製，出現了近於圓雕、形體比例較為準確的作品。另外，更利用絲織品來裝扮木俑，與漢俑有密切的傳承關係。模擬的人物主要是奴婢樂舞師和武士。楚地“信巫鬼，重**祀”，楚墓木俑中還有形貌奇異威猛的鎮墓俑。

再往前追溯一下，現今出土的春秋戰國俑多如是類，絕大多數發現於北方黃河中、下遊地區以及南方長江中遊地區，涉及原三晉（韓、魏、趙）、齊國和楚國的統治範圍，各具特色。秦俑大家族在全國範圍內隻是小家族，發現資料不多，塑工拙稚，初具形態而已。

曾經孟嚐君想投奔秦國，有人對他講了一則寓言故事。說自己路過淄水，聽到桃木人和泥巴人的一段對話。桃木人說：“您本是河西岸的泥巴，人們把您捏成人形，如果到了八月份，天降大雨，淄水暴漲，那您就會被衝壞了。”泥巴人說：“不對。我本來就是河西岸的泥巴，衝壞了仍舊回到西岸泥巴堆裏去。而您本來是東方的桃梗，人們把您雕刻成人形，如果下大雨，淄水猛漲，把您直衝而下，您將漂流到什麽地方去呢？”孟嚐君聽罷，取消了到秦國的打算。一旦邁出這一步，他這個秦國的外來戶也就無處可退了。這則寓言說明齊魯地區有“木雕”和“陶塑”這兩種類型的偶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省益陽楚墓還有一種木雕身軀，陶塑首、手、足的混合材質俑[4]，這等實例雖為罕見，不過也讓我們由此洞察到了楚人的創新精神。再想想，創新精神也正是這個時期整個社會的大趨勢。

創新精神，加上傳統的“事死如事生”的喪葬觀念，一批批包括秦俑在內的古代雕塑作品被留存了下來。它們因本土的禮儀觀念而產生、存在並流傳，那麽具體創作的藝術靈感又是如何被激發出來的呢？

有學者曾認為，兵馬俑藝術“來源於西方的交往，來源於亞曆山大的智慧和光彩耀人的希臘藝術”，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盧卡斯（Lukas Nickel）也提出了相近的認識。的確，和青銅藝術相比較，陶俑雕塑藝術在先秦並不發達。

已故的秦始皇陵研究考古學家段清波先生認為，時代和藝術風格與秦兵馬俑相似的大型陶俑雕塑在其他文明中，如波斯文明、希臘羅馬文明、印度文明的傳統中還沒有發現過。唯一和兵馬俑藝術風格相近的是阿富汗出土的彩繪陶俑，時間為公元前100年。他認為戰國秦俑的藝術形象可能受斯基泰文化的影響，而秦兵馬俑的藝術可能另有淵源[5]。

阿富汗出土的彩繪陶俑，俑頭高23厘米，戴氈帽，著高領上衣，五官及胡須畢現，麵部遍施紅彩；頭部與身軀裝配的方式和兵馬俑一樣，均為分別製作好後再將俑頭插進身軀內，但製作時代比秦俑家族晚。這一發現也隻是為探索兵馬俑的藝術來源提供了思路，但沒有完全解決問題。

斯基泰文化

北方遊牧民族創造的一種文化類型。該民族在《史記》《漢書》中被稱為“塞種”“尖帽塞人”或“薩迦人”，屬於南俄草原上印歐語係東伊朗語族的一部分。

[1]呼林貴.早期秦俑簡述[J].文博，1987（1）：23-15.

[2]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西安南郊秦墓[M].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

[3]曹龍.西安涇渭秦墓陶俑的發現與研究[J].考古與文物，2020（5）：88-95.

[4]高至喜，熊傳新.楚人在湖南的活動遺跡概述——兼論有關楚文化的幾個問題[J].文物，1980（10）：50-60.

[5]段清波.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一）[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