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君臣一夢，今古空名

兵馬俑坑出土的兵器質量精良，令人咋舌於其時冶金水平，這是文物表現的考古學價值之一，價值之二在於那些銘款背後的故事。“物勒工名”製度下，銘款給我們引薦出諸位冶工、鑄工等小人物。這些兵器來源比較單一，缺乏可想象的故事情節。

直到碰到了“十九年”戈，順著秦國兵器這條線慢慢梳爬，我讀到了很多被黃土淹沒的精彩故事，想象出n種遊戲方案，也開始跳出兵馬俑坑去發現帝國從無到有的過程中，眾多人物為之所作的貢獻，看到了秦始皇先祖，比如惠文王、昭襄王；看到了把守邊陲的地方官，比如臨汾守、上郡守；也看到了地位更卑賤的人，比如隸臣。

昭襄王，本名嬴稷，幼年經曆和嬴政接近，滯留在燕國做質子，苦哈哈，慘兮兮。公元前307年，武王嬴**意外去世，嬴稷意外上位做了秦王。執政早期的境況和嬴政也接近，沒有實權，母後私生活不檢點，與西戎王私通生子。不同的是，嬴稷有一位懂退讓、顧大局的母親，有軍事能力強的靠山魏冉舅舅。

昭襄王在秦國的漫長曆史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他在位時間長，功績卓著：先後戰勝三晉、齊國、楚國，攻取魏國的河東郡和南陽郡、楚國的黔中郡和郢都；發動長平之戰，大勝趙軍；又攻陷東周王都洛邑，俘虜周赧王，遷九鼎於鹹陽，結束周朝800年的統治，秦帝國時代的版圖因此而基本確定。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一些成語典故，例如雞鳴狗盜、遠交近攻、完璧歸趙、毛遂自薦，都與他有直接或間接關係。各地出土的兵器時不時地在提醒崇拜秦皇大帝的人，昭襄王也很重要。根據銘款和造型，這些兵器很多屬於昭襄王團隊出品，比如澳門蕭春源珍秦齋藏秦“廿三年家丞”戈、山西屯留“七年上郡守間”戈、內蒙古準格爾旗十二年“上郡守壽”青銅戈。

上郡位於秦國北部，最早屬於魏國勢力範圍，以黃土高原地貌為主，夾在農耕與遊牧兩大經濟帶之間甚是尷尬，從魏文侯到秦公子扶蘇、蒙恬，直至後來的大夏國赫連勃勃，無定河靜靜地流淌，見證了跨越幾個世紀的人間紛擾。

大夏國

又稱西夏國，11~13世紀黨項族建立，前後共曆十個皇帝，在西北地區稱霸兩個世紀，曾以統萬城為都。西夏前期與北宋、遼朝對峙，後期與南宋、金朝鼎足，在中國中古時期形成複雜而微妙的新“三國”局麵。西夏不僅創造了轟轟烈烈的民族曆史，繁榮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對北宋、遼國，南宋、金國以及回鶻、吐蕃的關係也產生了重大影響，甚至起到製衡作用。

由於軍事壓力大，上郡守多為著名大將擔綱。多件兵器銘款提到的郡守向壽，與秦昭襄王是發小，是親楚派。公元前307年，秦將甘茂帶副手向壽攻韓，“斬首六萬”，占據宜陽即今洛陽地區。到了第二年昭襄王上位，為了平複宜陽百姓的戰後創傷，向壽繼續在當地做安撫工作。

韓國國相公仲侈派蘇代見到了向壽。蘇代說道：野獸被圍困急了是能撞翻獵人車子的。如果您不替韓國說好話，大不了國相受辱向秦國賣一次乖，說不定還可以得到秦國的封賜。萬一國相死扛到底，發動私家徒隸豁出去了，對秦國尤其是您本人未必有好處。您別以為秦王最親近您、最賞識您，隻不過是因為他身邊的樗裏子親近韓國，甘茂偏袒魏國，相對來說您還比較純淨。如果您重蹈這兩位的覆轍，對楚國表現更多的偏愛卻和韓國過不去，恐怕秦王也會心生懷疑。

也許正如蘇代所猜，昭襄王忌諱向壽與楚國走得太近，開始派他北上，擔負起上郡地區的管理。上郡曆任郡守經常身兼數職，一邊要率軍打仗，一邊還操心鑄造兵器。

自從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魏之上郡全部歸秦之後，昭王守在這道國家的北大門，設下轄漆垣、高奴兩縣，眾多兵工廠應運而生，所造兵器擴散範圍極其廣泛。這些兵器令我記憶最深的是一戈、一矛，1974年出土於廣西桂林平樂縣銀山嶺墓地[1]。

銀山嶺銅戈內正麵橫刻“江”“魚”二字，年代在秦昭襄王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前277~前272年）之間。矛通體寬扁，脊兩側各有一條血槽。銎扁圓，上有圓孔，近葉處刻“孱陵”二字，年代在白起拔郢之時，即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這兩件秦兵器顯係舶來品，緣何出現在嶺南？有學者推測極有可能是從北邊的楚地流傳至此。平樂銀山嶺地處嶺南山脈南麓，湘桂走廊東側，北接楚地，既是戰國時期南北交通的要道，又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們被發現於廣西，實際也佐證著昭襄王時期秦楚之間頻繁、激烈的戰事。

因為安徽的兩件銅戈，強烈的好奇心驅使我圍觀了一場筆墨官司。1996年5月，安徽省桐城市發現了一座戰國墓葬出土的一件銅戈，上有刻款銘文三行共18字：“十九年上郡守逪造，高工師竃，丞豬，工隸臣渠”。1998年在與桐城相距70多千米的潛山縣再次出土類似的兵器，內一側有“上”和“徒**”刻字，另一側三行共19字：“廿四年上郡守瘄造，高奴工師竃，丞申，工隸臣渠”。“逪”“瘄”厘定為“錯”[2]，是昭襄王時期上郡的地方長官。桐城與潛山兩地相距不遠，很可能是同一次軍事活動遺留下來的兵器，由此也可見昭襄王時期秦國戰線之長。

錯從秦昭王十六年至二十七年（前291~前280年），一直在與魏相鄰的上郡一帶任秦將，先是擔任左更，受命率軍攻打魏國，奪取魏國的軹地，繼而攻打韓國鄧地。安徽桐城與潛山出土的銅戈銘款說明：錯在位期間主抓了上郡高奴縣的兵器製作，提拔了工丞“豬”“申”為工師，工人中不乏鬼薪、隸臣身份的刑徒；兵器使用有統一調配。

魏昭王元年（秦昭襄王十二年），秦尉錯來擊我襄。（西漢·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

（秦昭襄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西漢·司馬遷《史記·秦本紀第五》）

筆墨官司的焦點在錯、司馬錯是一人還是兩人上。錯從昭襄王十二年（前295年）開始登上史冊，至二十七年（前280年）之間一直活躍於戰事，尤以魏國之地為多，稱呼依時序為尉、左更、客卿，參與戰事的時間、地點與白起在魏地的經曆幾乎密不可分，兩人是黃金拍檔。白起在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時為左庶長，次年升爵左更，遷為國尉，又次年升爵為大良造，爵位的增益始終早且高於錯。

相對於錯，司馬錯身上的光環更耀眼奪目。他曆仕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曾跟相國張儀有過爭論，主張“得蜀即得楚”。得蜀即得楚，被後代軍事學家譽為避實擊虛戰術的典範，開創了我國戰爭史上早期的戰略大迂回戰例。這場戰爭無論是戰術決策，還是戰役指揮都達到了超乎尋常的地步，是中國曆史上難得的一場大迂回機動戰爭。軍事家司馬錯克服煙瘴蟲蛇，鳥道險苦，從公元前301年開始，他厲兵秣馬從成都平原直搗楚國後門。

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左更錯和司馬錯同時出現於攻楚的戰場上。錯從南陽出發，司馬錯發兵蜀地。司馬錯命秦軍繞過楚國在秦楚邊境的大軍，直接攻占楚國黔中郡，楚頃襄王被迫獻上庸和漢水以北地區給秦以罷兵。由於曆史記錄得語焉不詳，我們讀這段曆史，難免打心眼裏敬佩一年之內司馬錯連軸轉，從兩個方向連續出兵，真辛苦。兩次不同戰場的攻楚之功，司馬錯獨領**，左更錯感到好氣哦。

這場誤會隨著上郡兵器銘款釋讀，已經開始被澄清。學者們開始意識到司馬錯連軸轉的狀態有些情理不通，開始懷疑司馬錯、左更錯究竟是不是同一人。史書記載的人物難免有張冠李戴的訛變，仔細讀過《史記》我們會發現，除太史公自序章節外，稱司馬錯時不省略其姓，稱錯的時候不稱其姓。自從公元1273年胡三省注《資治通鑒》開始，錯與司馬錯才越來越被混為一談。

兵器銘款為大人物正名的同時，也把一些小人物卷了出來。物勒工名文字行尾是具體工人，考古出土的實物多了，按照製器年代排排序，竟然還可以看出他們起起伏伏的一些人生變故。比如這位（左牙右奇），是昭襄王時代上郡下屬漆垣縣兵工廠的小工人，昭襄王十二年（前295年）、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的多批次銅戈上注明身份是“更長”，到了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年）卻成了“隸臣”。

更人，受刑的官奴；更長，小組長，更人之長，從刑徒中挑選指定的小頭目[3]；隸臣，男罪犯，被強製在包括官府、官辦、手工業等不同場所從事勞役。從昭襄王十二年到十五年（前295~前292年），（左牙右奇）越混越差，小組長被撤，再次淪為普通罪犯，似乎這個家夥勞動改造的結果不盡如人意。

稟衣者，隸臣、府隸之毋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錢，夏五十五錢。（《金布律》）

秦代的囚衣為統一的赭色，冬夏各有一套。囚衣並不免費，需要自己交錢購買。發放辦理時間規定為冬衣在九月到十一月，夏衣在四到六月，逾期不候。罪犯如要從官府領取衣服，則每人各按冬衣、夏衣的不同價格交錢。明碼標價，成年男囚夏衣55錢、冬衣110錢，成年女囚夏衣44錢、冬衣55錢，買不買隨意。隸臣妾中因老弱及年幼而不能自備衣，官府則按最低的標準發放。這條關於囚犯穿衣問題的秦律，對研究古代恤刑憫囚思想非常有用。

憫囚是中國古代監獄製度的組成部分，是文明發展的重要標誌。秦法嚴苛，細如羊脂，多如牛毛，以致穿赭色囚服的人壅塞了道路，但秦法實踐中完全不排斥憫囚，對普通囚犯多多少少有些“人道主義”精神，比如以勞役抵償貲贖債務的那幫人，農忙時可以放假，一年可以回家40天。（左牙右奇）以罪犯之身依然可以兵器上有名，正是憫囚製度的體現。

秦國隸臣的刑期，有學者說是無期，有學者說隻有三五年，我期望（左牙右奇）很快刑滿能回家，沒有什麽能比回家更讓人開心。他摸摸兜裏的幾枚半兩，放棄了置換冬裝的打算。那個時候毛烏素沙漠的寒風並不像2000多年後一般凜冽，有一件赭色苧麻夾衣也能湊合過冬了。

君臣一夢，今古空名。但遠山長，雲山亂，曉山青。（《行香子·過七裏瀨》）

最終，我對秦兵器的好奇心落點在了詩句裏。

[1]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平樂銀山嶺戰國墓[J].考古學報，1978（2）：211-258+273-275.

[2]劉釗，江小角.安徽桐城出土秦十九年上郡守逪戈考[J].考古與文物，2009（3）：31-32.

[3]俞偉超.古史分期問題的考古學觀察[C]//俞偉超.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