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 讀《孟子》記1

一

我讀《孟子》的方法如同讀《老子》《論語》一樣，采取的是笨辦法，仍然是分四步走，即“讀、抄、看、記”。讀，就是讀原文，讀注釋，把文意搞懂。抄，就是抄寫一遍，加深記憶。看，就是閱讀一些專家學者的評點著作，以辨析其精華與糟粕。我先後讀了台灣國學大師南懷謹的《孟子旁通》，四川學者張根德、黃葵的《孟子今讀》，安徽文藝出版社關桐先生的《孟子十日談》等著作。記，則是寫讀書筆記，錄自己所悟。

“亂世出英雄”，亂世也出思想家。這是我讀《孟子》的看法。孟子生活在春秋戰國時代，這是中國曆史上“國家”最多，兼並戰爭最為殘酷的時期。正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描述的那樣，東周的開始也就是春秋時代的開始。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及以後的戰國（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國社會從奴隸製向封建製轉變的過渡時期，腐朽的奴隸社會開始全麵崩潰，新興的地主階級開始崛起。在這個社會大轉變時期，階級鬥爭十分激烈，各個階級和階層都要起來表明自己的態度，企圖用自己的世界觀改造社會，以符合自己的要求和願望。思想界因此異常活躍。原有的知識分子隊伍發生了激烈的分化。這個本來屬於西周奴隸主貴族階級的一部分，在這個社會大變動時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職守，無“田”可食，隻好逃亡、流浪，自謀生活。然而，他們最大的希望還是投靠統治者，在政治上得到發言權，爬上統治階級的地位。他們“上說下教”。“上說”，企圖得到統治者的信任，以推行他們的政治主張。“下教”可以招徠門徒，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製造輿論。春秋時的孔子是這樣，戰國時的孟子也是如此。孟子早年“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就是說孟子的老師是孔子的孫子子思。中年時，他帶著弟子遊說齊、宋、滕、魏等國；晚年，則潛心著書，正如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說：“天下方務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堯、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於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這就是說孟子的思想與當時諸侯攻伐的行為不一致，得不到諸侯的重用，於是和他的學生萬章，為《詩經》、《尚書》作序，述說孔子的思想，撰寫了《孟子》七篇。

從以上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的簡單回顧，我們可得到三個結論：一是“亂世”。從兩周算起，即公元1127年算起，當初是“八百諸侯”，兼並成為春秋時的一百多個大小諸侯國；到了孟子戰國時代，就是人們熟知的戰國“七雄”，包括齊、楚、燕、趙、韓、魏、秦七個大國。這麽多諸侯國，互相攻伐，相互兼並，直至秦始皇統一中國，這種“亂世”狀況，整整綿延了500年。二是“百家爭鳴”。位居“亂世”中的知識分子，在繼承前人學說的基礎上，紛紛遊說各國統治者，企圖用自己的思想和哲學說服他們，從而達到戰勝敵國統一天下的目的。一時間，各種學說如“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等紛紛問世，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麵。當然說百家是個誇張的說法，其實隻有十來家。三是“群星燦爛”。學說是由代表人物創立的，我們熟知的“諸子百家”，就是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化巨人：老子、孔子、墨子、楊朱、許行、商鞅、申不善、管仲、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惠施、公孫龍、田駢、慎到、宋研、尹文、鄒衍、張儀、蘇秦、呂不韋、孫武、吳起、孫臏等。

寫到這裏，我不由想到，從秦以後實行封建專製以後，為什麽我國就很少產生眾多的思想家，甚至幾百年也很難出現一個？秦以後雖然也出了一些著名的學者、文學家，但他們的哲學思想，卻很難逾越諸子百家！這實在是令人深省的曆史課題。

二

《孟子·滕文公（上）》有一段話：“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滕文公作太子的時候，要到楚國去，經過宋國時去拜見孟子。孟子與他談論善良是人的本性的道理，句句不離堯舜。有不少學者認為孟子的“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這句話，是打開孟子思想寶庫的鑰匙。我以為，這是學者的眼光，是從知識的角度出發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而我則崇尚孟子的另一段話，並視其為打開孟子思想寶庫的鑰匙。《孟子·公孫醜（上）》：“（公孫醜問）：‘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醜問）：‘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善，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這一段話的意思是說：公孫醜問孟子：“請問老師您長於哪一方麵呢？”孟子說：“我善於辯析別人的言辭，也善於培養自己的浩然之氣。”公孫醜又問道：“請問什麽是浩然之氣呢？”孟子說：“這就很難說清楚了。那種氣，最博大，最剛強。如果用正義去培養它，一點也不傷害它，那麽它就會充滿上下四方。那種氣的形成，必須與義和道相配合。”我以為，孟子與學生公孫醜的這一段對話中，提出了三個概念：一曰“浩然之氣”，二曰“義”，三曰“道”。這就不得不令我們去思考，去辯析，孟子思想體係的“義”與“道”，究竟是一些什麽內容。很顯然，我是作為文學弟子，從吸收先哲學養的角度出發的。

琢磨《孟子》，我以為《孟子》的浩然之氣包括的道與義，主要由“三論”組成。

一曰“民本論”。民本論，亦稱民本主義。這是什麽意思呢？簡單地說，民本論或稱民本主義，就是把民眾當作天下國家的根本，民眾決定社會的安危治亂，天子、國君、大夫要按照民眾的意願辦事。早在2200年前，孟子竟有這種思想，是很了不起的。這種說法，與毛澤東的“人民群眾是創造曆史的主人”是一樣的道理。縱觀《孟子》全書，民本主義，是孟子一貫的思想。《孟子》第十四章《盡心（下）》：“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子；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意思是說：“人民是最重要的，江山國土次於人民，而君主還在其次。因此獲得廣大人民擁護就能成為天子，獲得天子的信任就能成為諸侯，獲得諸侯的信任就能成為大夫。諸侯如果危害國家，那就要更換他。”

孟子主張“製民恒產”，即讓統治者製定使民眾有“恒產”的製度。他說：“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產，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滕文公》上篇第三章）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老百姓有個這樣的基本情況，一般有固定財產的人就有穩定的思想觀念，沒有固定財產的人就沒有穩定的思想觀念。（按：2005年底，據有關部門的調查：每天有二億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尋找生存、工作的出路；每天有二百多萬人失業、待業；每天有數以十萬計百姓生病缺錢進不了醫院就醫；每天有數以百萬計的適齡青年因為缺錢享受不到應有的義務教育……顯然，他們是沒有穩定的思想的。）如果沒有穩定的思想觀念，他們就會胡作非為，為了自己的生活而去幹壞事（按：如今城裏流竄作案的青少年，大多是從農村流浪進城沒有“恒產”的人。這可以說是一種“恒情”了。）等他們犯了罪，再懲罰他們，這是蓄意陷害（按：對犯罪的青少年的教育，是個嚴重的問題，光用刑罰打擊還不行，要從教育、就業等有關製度上下手才行）。這就是說，孟子認為民眾必須保證生活穩定的財產，才能有安於這種生活的“恒心”，才能有在這種穩定生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意識、道德觀念。

類似以民為本思想，孟子有多處言說。如孟子在《離婁》上篇第九章中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這就是說統治者失天下、得天下皆在於是否得其民，是否得其心。想想今天，以胡錦濤為首的共產黨中央，采取一係列親民政策，不是偶然的。由此看來，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同於一理。

二曰“仁政論”。如果說，“民本論”是孟子的政治哲學，那麽“仁政論”就是孟子的施政學說。孟子為何提出“仁政論”，這是由於孟子的出身和當時的社會現象決定的。孟子出身小地主階級，親眼目睹諸侯相互征伐以及天災人禍，造成的大量小農、小商、小手工業者的破產，民眾流離失所的社會現狀，就是統治者要關心民眾的疾苦，按照民眾的意願治理國家。我們還是聽其言吧：

孟子在《離婁》上篇第一章中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這一段話的意思是說：堯舜的道理，就是不實行仁政，就治理好天下。現在雖有仁愛之心和仁愛聲譽的諸侯，可是人民卻沒有受到他的思澤，他也不可以作為後人的榜樣，這是因為他沒有去實行古代聖王的仁政。

用現在的話來說，孟子是非常關心“農村、農業、農民”等“三農”問題的，他在《盡心》上篇第二十三章中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的意思是治理；“田疇”泛指田地。這句話是說：統治者應精心治理農業，減輕稅收，這樣民眾便富裕起來。可以說，這是孟子實施仁政的具體措施。我記得有新聞媒體說，中共中央決定從2006年1月1日起，我國取消農業稅，結束了1700年收取農業稅的曆史。可是，我們從《老子》《論語》《孟子》這些經典中可以得知，收取農業稅何止1700年？僅從戰國時代，我國進行封建社會算起，收取農業稅也有2200年的曆史了。

孟子的仁政思想還表現在“與民同樂”的思想上。他在《梁惠王》下篇第四章中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我讀到孟子的這段話以後，就再也不為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而感到驚奇了。為何？原因很簡單，那就是這種仁政的“憂樂觀”，原創者是孟子，而不是範仲淹。範仲淹的功績，並不在他的道理有多麽了不起，而在於他借嶽陽樓之景，抒儒家憂樂觀之情的文學手法，融合得比較自然罷了。

三曰“性善論”。孟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他在《公孫醜》上篇第六章中說：“人皆有不忍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側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而然也。由是觀之，無側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人人都有不忍心看見別人受苦的心。譬如，有人突然看見一個小孩就要掉到井裏了，任何人都會產生驚恐同情的心情；這種心情不是為了想要和孩子的父母結交，也不是想要在鄰裏朋友中間獲取好名聲，也不是討厭孩子的哭聲才去救他的。從這一點看來，沒有同情的人，沒有羞恥心的人，沒有謙讓的人，沒有是非的人，那都不是人。同情人是仁愛的開端；羞恥心是道義的開始；謙讓是禮儀的開端；是非心是智慧的開端。一個人具備了這種開端，就像他具備了四肢。可以說，這段話是對孟子性善論最為沐漓盡致的解說。

作為一位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孟子的思想體係是很嚴密的。孟子就是基於人的性善的認識，他才把性善化作為民本論、仁政論的理論根據。當然，用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論來分析，人類的文明史是階級鬥爭的曆史，人的本性一般來說，因階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說，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階層有著不同的本性，它是由特定的階級關係和階級地位決定的。當然，涉及到具體的人，則不能簡單地按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法，亂套一氣。至於人之初的本性，究竟是善，還是惡？這是一個爭論已久的話題。我曾與我的父親（他從小就能背誦《孟子》）探討過，我與孟子的分歧，不在於人的後天（因為孟子也認為，後天的教育和環境對人的本性起著決定性作用），而在於人之初。我認為，人之初，是一張白紙，無所謂善，也無所謂惡，和當年與孟子爭辯的告子所持觀點相同。至於爭辯的雙方分別舉出善與惡的某些行為，純屬動物的自然本能，不能因此就能證明人之初就是善的，或者人之初就是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