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欲寫自傳還說羞

2004年7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南民族大學文學院羅曼先生的函，說是湖北省作家協會少數民族會員每人要提供一份自傳。在接到這份函的一瞬間，我怔住了。我平生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寫自傳。自傳意味著回憶，自傳意味著反思。於我而言，自傳意味著痛苦，自傳意味著羞愧，自傳意味著遺憾。

有的人一定會說，你是省作家協會會員，宜昌市作家協會主席，又是一家報社的社長，據說還是所謂的省管、市管專家。還說“痛苦”的話，是不是故作姿態？不是的。1955年10月，我出生於長陽清江岸邊。轉眼間，我就要到“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齡了。我們這一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正是所謂“出生不久就挨餓，上學不久就停課，結婚後隻準生一個”的那一代人。是的，1960年，五歲的我吃枇杷樹葉的滋味，至今記憶猶新。我親眼目睹村裏的夥伴，因吃樹皮解不出大便的困窘。也許有人會說這就是痛苦。但我並不覺得這是痛苦。真正痛苦的是，無書可讀。這種無書可讀的後果，像毒蛇一樣至今折磨著我，糾纏著我。我1962年發蒙，1978年華師畢業，16年間有10年於文革中度過。十幾歲的時候，我到處找書讀，可惜“破四舊”，批判“封、資、修”，中外名著與我無緣。一部《金瓶梅》，我是三十歲的1985年才有幸閱讀的。我以為，一個文科大學生，除了通曉中國曆史（不是初高中常識）、世界曆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外，還應該精讀《四書五經》、西方經典名著。對於一個立誌於當作家的人，尤其要能夠背誦詩經、唐詩、宋詞、元曲、《古文觀止》，精讀《紅樓夢》、《金瓶梅》、巴爾紮克、莎士比亞。沒有這個童子功，談何創作？現在書店裏，新書林立，氣象萬千。但說句不中聽的話，有的所謂的文學作品，既不見傳承，也不見創造，如同垃圾，無異於謀財害命。由於錯過了青少年讀書的黃金時期，使得人到中年的我，一直都在“補課”。我預言這種“補課”，要持續終生。這難道不痛苦麽？

說到寫作，我的筆齡是很長的。我記得，我的第一篇鉛字作品是在《宜昌報》發表的。那是一篇消息，說的是我老家施坪村辦水電站的事。那是1973年，我剛滿十七歲，正回鄉務農，寫作熱情頗為高漲。第一篇文學作品《燈光閃耀在桂林深處》（散文）是在《華中師院》院刊上發表的。那是1977年，我也有了二十二歲。大學使我明白了，以前的寫作全是胡謅。從此，斷斷續續寫過一些作品。1981年，散文《大壩剪影》獲《中國青年報》二等獎。隨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大壩賦》、《葛洲壩湖》等作品。正待創作上有一些**的時候，1983年二十八歲的我，在一次體檢中，查出“乙肝病毒”。那時，我還未結婚，也沒有房子，心情特別悲觀。在疾病襲來的時候，我幾乎停止了讀書和寫作，我甚至放棄了文學。1992年，我從宜昌市委組織部調至三峽晚報社任黨委書記、社長以後，報社工作的性質，逼迫我重新拿起了筆。現在看來，這麽多年，“乙肝病毒”並沒有要了我的命，而是我意誌薄弱，懈怠懶散，致使文學進步不大。因此，我常對年輕人說，文學是以生命為代價的事業。如果耐不住寂寞，耐不住勤勞，耐不住堅韌，舍不得感情和生命投入，不要搞文學。於我而言，寫作三十年，作品沒幾篇，難道不羞愧麽？

2002年，在填寫市管優秀專家表的時候，其中有一欄“主要成果”我是這樣寫的：1997年出版散文集《張澤勇隨筆》，我的老師華師大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張永健，以中國當代文學學會的名義召開了“九十年代散文創作及《張澤勇隨筆》座談會”；1998年出版新聞評論集《今日評論》，獲宜昌市社會科學獎；2001年於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澤勇散文》，獲屈原文藝獎。麵對所謂的成果，我總有一種浪得虛名的感覺；麵對文學經典和文學大家，我始終有一種羞於啟齒的感覺。文人常說：別人的老婆，自己的文章。可我對自己的文章有自珍之情，卻無自信之感。我在《澤勇散文》的後記裏麵寫道：“我國聞名於世學貫中西的大作家、大學者，他們的知識結構無一不呈現出東西方文化的雜交優勢。20世紀的文化巨人梁啟超、王國維、魯迅以及郭沫若、茅盾、巴金、孫犁等，他們如果沒有廣博的東西方文化作支撐，其作品是不能長久地飲譽於世的。”如果說我的作品比較單薄的話，時髦的說法是缺少底蘊，其根源就是西方文化知之甚少，中國傳統文化知之有限啊！這，對於一個即將跨入五十大關的壯年作者來說，難道還不遺憾麽？

這便是我四十九歲時的自傳。

2004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