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時間的刻痕1
第二節 時間的刻痕
曆史無聲地藏匿在時間深處,似乎總是讓人難以捉摸。當我行走在利川大地,行走在曆史與現實的交接處,茫然地遙想著想要知道的一切,內心常常充滿迷惘,也充滿感激——前人有意無意地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可感可知的信息,使我思想的觸角能夠沿著那些信息的引導,進入到一個我已沒有機會親臨的世界裏去。
那些難能可貴的文化信息,許多是刻錄在石頭上的,雖曆經千百年雨雪的洗禮,雖曆經千百年風霜的磨礪,依然頑強地堅守在風雨之中,跟日月星辰相伴,與青山同在,與大地同在。它們肩負著一道使命,一道傳承曆史、鏈接未來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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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建南,就會想到“七孔子”。去到建南,就總要去“七孔子”那裏看看。
七孔子是古代巴人的墓穴。
建南是利川的一個鎮,位於靠近重慶石柱的邊界上。曾在一本書上看到關於建南七孔子的介紹,將“建南”望文生義地解釋為“建始南部”,其實不是那麽回事。
在建南集鎮西北大約三公裏的地方,有一道石崖被建南河攔腰截斷,在河東石崖上有七個方形的孔洞,分上四下三兩行排列,上下排距一米左右,除上排有一窟相隔三米外,其餘窟間距均在一米以內。石窟邊長一米左右,進深約為二米,隻有一窟呈長方形,長近兩米,深不足三十厘米。所有石窟鑿工精湛,有的窟門還刻有圖案。那便是被稱為“七孔子”的古人墓穴。仰望著土家先民古代巴人開鑿出的那一個個方形石洞,我禁不住想,那一個個方形的洞穴,是古代巴人大睜著欲洞悉世事的眼麽?是古代巴人大張著呐喊的口麽?我在崖穴下思索,我的思想從那一方方洞穴中進入,穿過時間隧道,去到我祖先的身邊,去認識和理解他們對於生死的態度和方式。
土家人對於生死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和態度,認為生死都是可喜可賀的事情,生是死的開始,死是生的開始,如同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樣。
在不同的曆史發展時期和不同地區,土家人的喪葬有過不同形式。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巴人聚居的峽江地區就已出現崖葬這一喪葬形式。“彌高者為貴” ,土家人認為對死者安葬得越高,越能體現對死者的孝敬,並且可以在今後的時間裏不需要再行祭奠。於是將死者的屍骨置於木匣內,或將屍體置於棺材內,安放在高處。直到今天,長江、清江、酉水、漊水、沅水等流域的懸崖絕壁之上,仍可見到許多懸棺遺跡。
《隋書?地理誌》載:“始死,即出屍於中庭,不留室內。殮畢送至山中,以十三年為限。先擇吉日,改入小棺,謂之拾骨。”建南“七孔子”崖墓即屬於古代巴人葬俗中的拾骨葬,曾有村民從窟內取出船形槽棺,內裝人體骨骼,後經文物普查,又從一石窟取出一箱式木匣,長僅七十餘厘米,內裝成人人體骨骼。
在建南,人們從神秘的“七孔子”中衍生出關於善惡報應的傳說,那傳說至今還在民間流傳:遠古時候,人死了要送入仙人洞(即七孔子)中,七天七夜,惡人化為膿血,善人蛻去舊皮,重新獲得青春。
像“七孔子”那樣的崖墓,在利川的好幾個地方都有分布,在都亭山、船頭寨、白石溪、大王壩等地至今仍有崖墓遺跡清晰留存,經過以譚宗派為代表的當地文化工作者的考察,總共已發現四十三處。在建南河沿岸的石壁上,已發現崖窟墓葬十四處四十三個,那是研究地方民族曆史及古人葬俗的極好實物資料。
從那神秘的洞穴中,我們今天仍可窺見土家先民的精神世界。譚宗派先生認為,土家人的祖先之所以創造出像七孔子崖墓那樣的奇跡,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追求向上的信仰使然。
對此,我自然是讚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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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閱讀過大量關於土家曆史的資料,並終於有機會站立在都亭山下的時候,作為古代巴人的後裔,我的內心情感是極其複雜的。在我的心裏,都亭山是一座聖山,因為那裏傳揚著一個土家英雄的悲壯故事,掩埋著一個土家英雄的軀體,安息著一個土家英雄的英靈;在我的心裏,都亭山又是一片傷心之地,因為它見證了一個“國家”的消亡,塵封著一段可悲的曆史,倒映著一個民族命運的陰影。
那個土家英雄叫巴蔓子,那個“國家”叫巴國。
土家族先民的一支——“故出巫蜑”的古代巴人,在武落鍾離山推舉出曆史上第一個部落首領之後,在廩君的率領下,溯古夷水西進,直至“君乎夷城”,之後又在峽江地區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古代巴國在周朝時曾達到鼎盛,在群雄並起的戰國時期,各國為了爭奪領土和資源,戰爭連年不斷,勢力此消彼長,巴國最終步入低穀,國內地方勢力割據分裂,國將不國。危難的時局使一個顧全大局的民族英雄應運而生。
晉常璩所著《華陽國誌?巴誌》載: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彌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楚王歎曰:“使吾得臣若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
這段簡短的記述,讓我讀到了一個土家英雄忠烈悲壯的義行,也引發出關於古代巴國的種種猜想。
當時巴蔓子作為巴國將領,他的責任就是鎮守巴國東部邊疆。而巴國初始疆域的邊界遠在都亭山以東,乃至整個利川以東,恩施以東。但巴蔓子奉命鎮守期間,巴國東部的大片領土已被東部強國楚國所蠶食,致使東部防線節節收縮後退。顯然,朝廷上下對他是寄予厚望的。麵對那樣一個局麵,朝廷對他肯定不會滿意。但當時巴蔓子所麵臨的情形,前麵是強大對手的不斷進犯,身後是矛盾重重的國家和疲於應付的朝廷,內憂外患的時局讓巴蔓子處境異常艱難,憤憤不平而又無可奈何,但在他的內心,一種收複疆土的責任和渴望始終在熊熊燃燒,當國內發生內亂並依靠自身的力量已難以平息的時候,他想到了一個“借梯上樓”的辦法——請楚國來幫助平息,而這個辦法又很可能是背著朝廷實施的,所以當楚懷王真的派兵幫助平息了內亂之後,派使者前來索要城池的時候,巴蔓子出於對誠信的遵守、對朝廷的忠誠、對國家領土和民族尊嚴的維護,毅然以頭獻楚使,而成全了個人的信譽,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信譽。這是何其慷慨的壯舉啊!這是何其高尚的義行啊!就連被“耍”了的楚懷王也為之感動,長歎:“使吾得臣若蔓子,用城何為?”
楚懷王以上卿之禮安葬了巴蔓子的頭顱。據考證,墳墓大致在宜都的某個地方。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葬於何處?史籍沒有確切記載。因此關於巴蔓子墓地的具體位置,很長時間裏一直是一個疑問,有多種傳說。直到1987年,《華陽國誌校補圖注》一書的校注者任乃強先生在有關“巴蔓子”一條的注釋中,經過考證分析,才終於得出具體的結論:“《明一統誌》謂巴蔓子墓在施州衛都亭山。稱其‘崇崗深麓,映帶左右,下多良田廣圃。’則當是今利川縣西齊嶽山之名勝處也。其地距萬縣(今重慶萬州)最近,在秦以前為朐月忍 鹽行區,疑巴蔓子所鎮即是朐月忍,其叛亂區即在施南。所許三城在施南區,故施南人傳有其墓。”但是,都亭山究竟是在今利川的哪個確切地方呢?《清一統誌》稱:都亭山在“縣(恩施)西二百裏。杜佑《通典》定為夷水所出。”《石柱誌》也這樣寫道:“廳境無地不山,土人隻呼大山坪為山,東西綿亙五百裏。自大山坪東北至大埡口,分為兩山,一曰大山,即齊嶽山;一曰小山,即都亭山。”清江古名夷水,發源於利川境內齊嶽山上的小山,這就使我們明確地知道:巴蔓子墓地在今利川清江發源地都亭山這一結論是可信的。《利川地名誌》載:都亭山位於利川西部,七(齊)嶽山中部白楊塘東偏北,距利川城39公裏。山體呈西南東北走向,自縣城西南川鄂邊陲石門坎入境,至謀道寨包梁出境,長55公裏,寬約3至4公裏。主峰洪山海拔1741.5米。都亭山是清江、磨刀溪、建南河的發源地。此山曆為名地,據清光緒《利川縣誌》稱:“巴國將軍蔓子自刎,葬其身於都亭山。”傳說在今白楊塘的古墳陵。譚宗派等利川文物工作者在普查文物時發現,都亭山一帶文化積澱深厚,不僅有南浦村、南浦雄關、古墳陵、古墳壩、朝宗山等古地名,而且上世紀七十年代,當地民工和農民在修建氣管路和鏟火灰時還曾在魚泉口都亭山下挖出過三彩陶枕、陶豆和銅鏡等器物,這也為巴蔓子墓地在都亭山之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明。
都亭山無言地佇立在時間的深處,曆史的腳步沉重又輕靈,曆曆往事已隨曆史江河的波濤翻湧遠去。站在都亭山下,立於清江源頭,我所能做的隻有幽思與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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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跟鹹豐交界的地方,有個沙溪鄉。沙溪鄉有兩條溪河,一條叫大沙溪,一條叫小沙溪。大小兩條溪河所在的地方,分別叫大沙溪、小沙溪。
在小沙溪的石龍堡,有一座土司遺址,是當年沙溪土司的“皇城”。遺址坐落在一方台地之上,隔河與沙溪鄉集鎮相望,東對八兩銀,西靠客家營,北為獅子岩,南為鬱江口,地勢十分險要。除去土司文化的意味,就自然景色來看,也是一道不錯的風景。
沙溪土司姓黃。光緒版《利川縣誌》載:“黃中和,都亭裏人。明天啟中,以從征貴州陽雀寨功,授沙溪宣慰司。”但在資料中我沒有找到沙溪宣慰司的記載。《縣誌》上還說:“中和死,子極襲。極死,子天奇襲。國朝康熙四年,天奇歸順,授宣撫司。天奇死,子楚昌襲。楚昌死,子正爵襲。雍正十三年改流,其地入於利川縣。”現在,原土司衙門庭院基礎及大門殘址尚依稀可辨。黃天奇、黃楚昌死後都曾安葬於石龍堡上,黃天奇墓已毀,墓碑原被農民作為火坑石,現已由市民委收回保管。黃楚昌墓仍掩映在竹林之中,碑不大,但保存完好。
站在沙溪土司遺址之上,我的思緒就像小沙溪河裏的流水,一直朝著曆史深處源源流去。
土家族的曆史一個漫長又曲折的發展過程。這個漫長的曆史過程大致可分為原始蠻荒時期、部落首領時期、獨立建國時期、羈縻州縣時期、土司製度時期、流官統治時期、民族自治時期這樣一些曆史階段。土家族地區的土司製度是一種軍政合一的組織形式。各級土司爺既是各自轄區的最高行政長官,又是本地區的最高軍事首領,統領由土兵組成的武裝力量,對所轄土民有生殺予奪之權。這種製度一直從宋末元初延續到清雍正年間“改土歸流”,曆時四百餘年。土司製度的形成和發展,使封建中央王朝對土家族地區的控製得以加強,由唐宋時鬆弛的羈縻政策,發展到能夠實施有效的控製。
其實土司製度並不是土家族和土家族地區特有的曆史現象,在中國其他少數民族分布地區也都實行過。元朝時,土司製度在土家族地區已基本形成。元朝統治者以武力征服西南少數民族時,對表示願意歸順的土家族首領,采取招撫政策,委以土司官職,並對土司的官銜、義務、朝貢等都作了具體規定,行政建製設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四百戶以上設長官司,以下設蠻夷長官司)四級。
明王朝建立後,在元代的基礎上,對土司的建製、職官品位、承襲、廢置、升降、朝貢、征調等內容,進一步作出具體規定,使土司製度更趨完備。明朝初年,根據土官轄區大小、勢力強弱,在鄂西設置四個宣撫司、九個安撫司、十四個長官司、五個蠻夷長官司。其中施南宣撫司下轄東鄉五路、忠路、忠孝、金峒四個安撫司。明朝朝廷根據土官“勞績之多寡,尊卑之等差”,分別授予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長官等職,並準其世代承襲。但土司的承襲、升降、裁革和機構的置廢,都必須聽命於朝廷,接受封號誥命。同時,明王朝采用土、流間用的政策,在各級土司機構中派遣流官,以加強對土司的監督和控製。由於土司跟中央王朝之間存在矛盾和鬥爭,有些土司自行設置土知州、長官司等土官、土司,隱而不報,因此有些土司朝廷是未予認可的。如容美土司就曾私設土知州、土指揮使等土官,長陽於清江北岸設立的玉江、麻栗、施都等長官司,都是未經朝廷認可的。我在相關的資料上沒有找到關於沙溪土司更多的詳細記載,不知沙溪土司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過轉而一想,這其實並不重要,從“明天啟中”至雍正十三年“改土歸流”,這期間黃氏土司曆經五代,已經成為不可更改的曆史。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沙溪土司遺址已顯得零零星星,破敗不堪,其威儀與莊嚴都已掩埋在曆史風塵之中。但那一段曆史,那一朵土家人在曆史長河中激起的小小浪花,那一道土家人在曆史進程中刻下的深深足跡,是那荒樹野草掩埋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