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索橋渡口

索橋古渡位於蘆陽鎮響水村，距縣城大約幾十公裏，早在漢朝時期，就屬黃河上的一個重要度口。從地圖上看，索橋渡口在我們剛剛考察過的五佛沿寺上遊，所距不遠。按文獻記載，景泰境內由國家設置並予以控製的官渡僅分布在五佛寺上下遊一帶。如此說，這也確定了索橋渡口曾經為官方控製。

史載，索橋渡口最早以木船和羊皮筏子擺渡。明萬曆29年（1601年），黃河兩岸修建索橋，河麵上排24隻大船，兩岸四根鐵鑄“將軍柱”，用草繩係船成橋，故名索橋。清人梁份在《秦邊紀略》中也如此記載：“索橋，黃河之津處也，名橋而實無之……索橋不過鼓棹浮舟，往來津渡而已。”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於河西建索橋堡。

《清史稿》如此記載：明代“邊牆自索橋起”。沈館長說，明代長城的起始之處在索橋堡黃河下遊大約300米處。沈館長還說，在索橋堡上遊30米處，有一條石板小路，是在石崖上開鑿的，蜿蜒曲折，有些險峻，牲畜駝運和小輪單車皆可通過，當地人稱之為“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之說，讓人特別向往。

曆史上，黃河是中原與西北少數民族之間的一道天然屏障。明初，景泰成為明王朝防禦北部遊牧民族南下的前沿。直到明萬曆以後，甘肅境內的黃河才由原來的界河，變為明王朝直接統轄的內河，但黃河北麵的蒙元勢力還時有威脅。而河西走廊至關重要，所以，景泰的黃河渡口不斷受到重視，索橋渡口則因為重要的戰略地位，成為了該段黃河上一個官府掌控的渡口。

劉再聰教授對景泰境內的黃河渡口曾做過專門研究，他認為：“雖然曆史上這一段可能一直存在渡口，但是作為官渡，應該是在明萬曆以後。絲綢之路從長安到武威，在索橋渡河，從地圖上看，幾乎是一條直線，是眾多道中距離最近的一條，為不少西行者所重視。”

明初，景泰境內大小鬆山為蒙古勢力盤踞地。當時，蒙古鐵騎利用黃河冰封季節的有利時機，沿黃河冰橋往來東岸，頻頻擄掠。《秦邊紀略》中記載：“寒冬河凍，夷沿河登岸，如履平地。”

於是，明政府遂在靖遠平川境內沿黃河設置了堡寨。

據道光《靖遠縣誌》記載，靖虜衛在萬曆年間沿河設堡有大廟堡，“地接塔兒灣，為北寇衝突要隘，所恃僅隔一河。此外，迭烈遜堡“所管墩台十二座，邊牆七十裏”；水泉堡“所管墩台八座”；陡城堡“所管墩台四座，有邊牆十裏”

大廟堡指靖遠興隆鄉的大廟，大廟距離五佛沿寺很近。

明王朝沿河設置堡城及長城，目的是防禦“踏冰”而來的蒙古鐵騎。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記載：“萬曆二十六年，撫臣田樂克複其地，建堡築城，屯戍相望……自靖魯衛界黃河索橋起至土門山共長四百裏，而蘭靖莊浪千四百餘裏之衝邊始安。”這說明，由長城、堡寨、渡口組成的防線，防禦效果明顯。

沈館長說，正是因為完備的防禦體係，安全有了保障，索橋渡口和與之臨近的哈思吉堡往來商旅不斷，渡船繁忙，一派繁盛，於是便這樣的記載：“在津處下流五裏，河東即東岸哈思吉一帶，暗門在河數步，舟子日納渡貲一金，其利可知。”

明朝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徹底擊退鬆山部落，重新營建“邊牆”，也就是索橋一帶的長城開始，到1644年明朝滅亡，新“邊牆”存在時間不到五十年。這一條集長城、堡寨、渡口為一體的防禦體係也隨著明朝的滅亡逐漸失去了往日重要的意義。

劉再聰教授也認為，自清代以後，國家局勢漸趨穩定，索橋渡口在軍事上的作用愈來愈小，渡口逐漸演變為民渡。而絲綢之路上的駝隊商旅，因為局勢穩定，線路的選擇更為多樣，繁盛一時的索橋渡口也便歸於沉寂。

沈館長到過索橋無數次，那裏烽燧用途不一，大的石墩叫峰，小的石墩叫燧，一旦有敵情，峰墩上便燃放狼煙傳遞信號，燃放一墩或五墩則根據來敵的多少，以報告敵軍數量。

如今，索橋渡口昔日的繁盛和綿延數百裏的長城、堡寨漸漸歸於塵土，殘存的遺跡在向世人講述著它曾經的興衰故事。

黃河依舊是千年以前的黃河，它依然靜靜的流淌著，它親曆了漢、唐、元、明、清各朝代上演在河邊的曆史。

細想，人類為了生存，為了權利，不惜強取豪奪、弱肉強食、揮軍征戰，演繹了一出出金戈鐵馬的殘酷，是非功過，有誰能夠說得清楚，道的明白？公平交易、各取所需、商賈往返，歌舞升平的喜慶，隻存於這條絲綢之路。

成吉思汗的鐵騎、張騫的馬隊是否從這裏踏過？玄奘的足跡是否留在了這裏？一個個傳說，一件件故事，給後人們留下了永遠也解不開的謎。被傳承下來的隻有這長城烽燧、黃河古渡連同千年遺留的古城堡。【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