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南正村人物
八爺
村子裏八爺的名聲最大。他是個鐵匠，走過十三省。他是十五歲出門的，到六十歲回來時，仍是光棍一個。一隊的飼養室門前有一個半截碌碡，八爺坐在上麵講述他的經曆，講著講著就添加一個女性的形象，多麽疼愛他，死去活來的。描述的過程中，他愣不防就插一句：“那像你們啊，一輩子就守一個女人。”
那些女人如何的好，八爺都沒帶回來，隻帶回來一件東西：煙鍋。瑪瑙嘴，綠色的，杆兒細長光滑，鍋子是銅的，煙袋是黑皮的。八爺盤腿坐著，用鍋子在煙袋裏挖，挖好半天，才挖出一鍋煙來，用左手大拇指把煙葉按壓實在，才點燃火柴。
八爺挖煙的時間挺長。他不像是在挖煙，像是在攪動他歲月中的一個個細節。我有時性急，就幫他挖煙。他瞄了一眼我說：“這煙鍋是翠蘭送給我的。你該叫婆。她夜裏給我洗腳，捶背捏腰。打鐵的活啊，一天下來骨頭都要散了。她死了男人，養活四個娃兒……”他有點哽咽，曲起左腳，擱在右腿上，亮出鞋底，拿煙鍋在上麵磕打，散落的煙灰如他滿腹的滄桑。“臨走，你翠蘭婆送了我這煙鍋。我想帶她回來，可她屋裏還有個瞎眼的婆婆。”他的語氣悲傷，可我還是個孩子哪裏懂得人間冷暖？八爺審視著我流不出淚的眼窩，隻好歎口氣，“這人哪，都是命。”
八爺回來那年，有人勸他開個鐵匠鋪子。他搖了搖煙鍋說：“打了一輩子鐵，連個老婆也沒混上。還打鐵呀，不要了我這條老命”。
我十歲那年，八爺當了隊長。那當兒，學習小靳莊開始了。公社來了個姓李的團委書記，自稱是工作組組長。隔三岔五的，他讓八爺組織社員開賽詩會。地裏的秋苗缺水，八爺說要澆地，姓李的說革命生產兩不誤，革命嘛是第一。八爺就召集了社員會，還是在飼養室。人到齊了，八爺一句話不說，隻是悶著頭抽煙。抽過兩鍋煙，他說：“你們念詩，我澆地去了。”他把煙鍋朝胳肢窩一夾出門了。隊長都走了，還開的啥會，社員們一窩蜂走了。李組長說要八爺的批判會。二爺勸八爺出去躲幾天，八爺說躲啥呢？我又沒偷沒搶。
給八爺開批判會是個晚上，在我們隊的麥場上，全村人都來了。李組長凶狠狠的講了一通，說八爺反對毛主席，不抓革命，光抓生產。李組長還沒講完，突然停電了。八爺那時就蹲在李組長腿旁抽煙。忽明忽暗的煙鍋宛如星星點點的燈火。抽完煙，電還沒來，八爺揮起煙鍋把煙灰磕在了李組長的鞋上。李組長一骨碌跳起來吼道：“反革命，想陷害我”？
八爺不見了蹤影。李組長帶著人四處找八爺。一個多月後，李組長調到另一個公社當副主任了，也就顧不上找八爺了。第二年伏天時，八爺提著煙鍋回村了。八爺說他去看翠蘭了。
有人勸八爺抱養個兒子。八爺說，兒女都是害，哪有一個人輕閑。說這話時，他舉著煙鍋在空中比劃。他在比劃什麽？誰也搞不清楚。他見人們瞪眼瞧他，就說了句：“煙鍋，我死了記著把這煙鍋裝進棺材，我到陰間手也有個著落”。
我讀大學那年。八爺去世了。二爺讓人給他準備了棺材，把他的煙鍋墊在他的脖子下。二爺告訴我：八爺是肺氣腫，都是煙鍋惹的禍。不過，二爺又說了一句：你八爺咽氣時還摟著煙鍋。沒有煙鍋作伴，你八爺一輩子不是啥都沒有了？
尚伯
我家地方小，晚上我常常睡在隊裏的飼養室。深夜，牛悠長地叫著，舒展著一種韻味。圈裏有七匹牲口，四頭牛，兩匹馬，一頭騾子。尚伯當著飼養員，最喜歡那頭小黑牛。其它三頭牛是從甘肅買回來的，而小黑牛是尚伯在圈裏接生的。等老牛舔幹了牛犢身上的乳液，尚伯就把牛犢抱在了懷裏。尚伯的姿勢是這樣的：蹲下，伸出雙臂，十指展開，攬住牛犢的四蹄，起身。牛犢貼在他的懷裏，溫順得像個孩子。直到有一天，尚伯抱不動牛犢了，幸福仿佛從他的懷抱逝去，眼神空落落的。
小黑牛能下地幹活了，尚伯卻有些舍不得。他攆出去，一遍遍叮嚀牽牛的人：這牛還嫩著，別讓它太使勁，也別用鞭子抽它啊。
我高中剛畢業，地就分給一家一戶耕種了。圈裏的牲口也要分，隊長保才讓尚伯先挑。尚伯看看這個，瞧瞧那個，都有些戀戀不舍。可保才說不行，你隻能挑一頭。尚伯就拍拍小黑牛的腦袋說：“娃兒，回家”。 他給黑牛在後院搭了間草庵，頂上覆著麥草。尚伯端著碗蹲在牛身邊看牛嚼草。牛吃飽了，尚伯用老伴梳頭的梳子給牛理毛。那梳子是木質的，顏色有些黃。
第二年夏收，村子人都雇拖拉機耕地種包穀，尚伯牽著小黑牛到了他的地頭。我問尚伯，你不是心疼牛麽？尚伯說你不懂。牛不耕地心裏會難受。你想啊，牛整年四季地吃人喂的草料，到種地出力的時候，你讓它閑著，它心裏難受。
播種的日子裏，別人戴著草帽盤著腳坐在地頭，叨著煙鍋看拖拉機耕地。尚伯卻扶犁跟在牛的屁股後頭，犁頭在尚伯的眼前翻過一片片浪花。他揚起鞭子，朝牛屁股上抽了一下。尚伯抽鞭的姿勢很優雅，手臂朝上一揚，鞭杆在空中劃過一道弧線，鞭尖繞過一個圓圈——鞭圈很圓很圓。隨後呢，那鞭尖就如弓般張開落在牛的屁股上。“叭——”那響聲極脆。尚伯臉上堆積著微笑，層層疊疊的皺褶宛若犁頭翻過的浪花。
尚伯總是不等天黑就卸了犁。牛臥在地頭喘息，尚伯在抽煙，仿佛一種默契。牛歇夠了，尚伯在鞋底上磕磕煙灰，肩扛著犁吆牛回家。我問為啥不讓牛背犁？尚伯說牛累了。人嘛，總得有個良心。
有一次，尚伯和我討論牛最喜歡吃什麽的問題。尚伯問我：人最愛吃肉，牛呢？我說嫩包穀棒，他搖搖頭；我說麩子，他又搖搖頭。尚伯歎口氣說：我也琢磨不透，牛又不會說話。
我上了師範後，就很少回村子了，偶爾也惦記尚伯和黑牛，但身子懶了，事情又是那樣的繁多。好不容易靜下來，坐在書房裏翻著一些書，冷不防在頁麵上就碰到“牛”字，心裏就漾起一陣溫馨。
女兒上小學那年，我調到了縣政府辦公室。一天，我在街上碰到當年的隊長保才。閑聊中我問到尚伯，才知道那頭小黑牛死了。我想知道一些細節，便引著他到我的辦公室，泡了茶聽他細說。保才告訴我，隊裏那些分掉的牲口不是死了，就是賣了。尚伯一直養著那頭黑牛……黑牛沒得過什麽病，是老死的……尚伯叫了村裏的小夥把黑牛拉到山坡上一棵柿子樹下埋了……每年柿子紅了時，尚伯坐在柿子樹下說著一些話。比如，他就聽見了一句：牛啊，你吃柿子不？
我怔怔地坐著，想不通尚伯為啥讓牛吃柿子。有些事，有些情感，我還沒有搞懂。
乖娥
乖娥這名字，感覺裏順從、聽話。她一嫁到南正村，村裏人卻傻了眼。她的頭發紮成那種馬尾巴型，一路風風火火。村裏人就預言，這個新媳婦不是個省油的燈。後來，又聽見了她男人一樣的大嗓門。
剛結婚那年冬天，她和丈夫吵嘴。街坊鄰居隻聽見她在家裏吼，還伴有家具碰撞的響聲。半夜，她跑出家，跳進了村西公墳邊的那口井。那是個枯井，沒有水，也不深，不會對生命造成危險。早上人們下地幹活，聽見井裏有人大聲呼叫，幾個小夥把她拉了上來。一上來，蓬頭垢麵的她身子發抖，作出一副驚詫的樣子：“誰把我扔井裏了？”從那以後，丈夫凡事就讓她三分。村子人都說：乖娥，一點也不乖喲。
丈夫是惠安化工廠的工人，隊裏分糧食，乖娥扛著糧食樁一口氣從麥場上回家，那少說也有一裏地。由於潑辣能幹，人緣又好，她就當了婦女隊長。大清早，她扯著大嗓門一戶一戶地叫人下地。誰要是來不及應聲，她就咚咚咚地砸門。
有一陣兒早上幹活前要學習毛主席語錄，乖娥不是遲到，就是打盹兒。她平時嘴不饒人，和幾個婦女有些矛盾，有人就借機給她尋事，造反派就就在戲樓上開她的批判會。那是村子的舊戲樓，一直賦閑著，駐留著蜘蛛、蟑螂、蝙蝠的足跡，收藏者麻雀和一些鳥兒的氣息。我十歲年開始，卻熱鬧起來，唱樣板戲，開批判會，還有稍後幾年的賽詩會。乖娥一上戲樓就裝瘋賣傻，擺著姿勢唱著《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句子：“聽奶奶講革命英勇悲壯，卻原來我是風裏生來雨裏長……”臉上一副悲戚的神態。村子人好久沒有開心的笑了，於是借著她的表演，張開大嘴，笑成一鍋粥。戲樓上有好多麻雀窩，它們從來都沒見過這樣喧鬧的景象，驚恐地飛出戲樓在空中亂竄。造反派一看這陣勢沒法收拾，就擺擺手說：“一個瘋子，批判啥呢，散會，散會。”
乖娥凡事都要在村子爭第一。縫紉機、手表、自行車。在那時是令人羨慕的“三大件”。都被她搶了個第一。然而，無論是誰，完美幾乎是不可能的。不知道哪兒出了故障，她的兒子兩歲了還不會說話，她和丈夫四處求醫，丈夫的工資花完了，她的積蓄花光了，兒子還是發不出聲音，她就有了一種悲傷。剛剛三十歲，額頭上已經現出皺紋。頭上的“馬尾巴”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易於梳理的“剪發頭”。
兒子十歲了還是不會說話。仿佛，命運要讓這個女人低頭，要讓她的性格順從她的名字。那幾年，乖娥收斂了自己的天性。走路低著頭，說話憋著聲，一聽到別人的孩子開心的笑聲，就溜牆角走路。
一晃，政策開放了，乖娥的天性綻放開來。她開始承包了村上的一個磚瓦窖，賠了兩千多元。她又販服裝，幾天一趟地跑廣州，很快掙了三萬多。她用這錢辦了個電器廠，成了鄉上的納稅大戶，成了女企業家，手機、電腦、樓房、汽車都有了。她到縣城辦完事來找我聊天。當我問到她兒子時，她的神情頓時沮喪下來：“一個人，再有多少錢，也不抵一個會說話的兒子！”她說兒子愛搗弄電器。有一天，電視機沒聲了，兒子不知怎麽搗騰的，等她晚上回來，電視又有聲了。她摸著後腦勺說：“要是會說話呢，哪還不成了教授了”？
離車十幾步，乖娥就按了小車的遙控。打開門，一貓腰就鑽進了寶馬。她的後腦，頭發盤成一個圓形，別著一個藍水晶發卡，讓我想起電視裏那種成功中年女性的發型。
偶然翻開辭典，意外地發現在古時，乖的本義指背離、違背、不和諧，後來的詞義竟與它背道而馳。乖娥的乖，其實是延續了這個詞的本來意思。
四叔
南正村也有奇人，四叔就是一個。四叔小時，村裏沒有人認為他是個好孩子。冬天，他點燃了自家院子的麥秸垛烤火，差點毀了土屋。逃學挨了父親一頓打，他鑽進炕洞一天不出來，害得家人和親戚鄰居十裏八裏地尋找。上三年級時，他給同桌的女同學書包裏放進—隻蛤蟆，幸災樂禍地瞧著那個女同學大呼小叫。上課前，他在教室門頂上架一隻笤帚，笤帚上堆著塵土，老師推門而入，笤帚和土便落在老師頭上……四叔慢慢長大了，伴隨著成長的過程，他的名聲越來越壞，以至於沒有同學願意與他同桌。他一站在籃球場上，其他同學便四散而逃，他不投籃，而是狠勁地用籃球砸籃板，滿操場都能聽到嗵嗵嗵的響聲。
四叔是“老三屆”。初中快要畢業時，他忽然就成了一個叱吒風雲的人物。他在學校裏造了老師的反，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於是屁股後麵有了一群追隨者。他不滿足在校園裏“革命”，很快，公社的頭頭們被他趕出了公社大門。他沒收了公社的大印，裝在了自己身上。
那時鄉村大地到處流傳著四叔的故事。他要批鬥誰，誰就得上台子低頭：他要抄誰的家，誰家就得遭殃；他要讓誰遊街，誰的胸前就得掛上牌牌，頭上頂著紙糊的尖帽子……他還鬧出了笑話，給兩個男人發了結婚證。他的聰明才智在那個年代裏發揮得淋漓盡致。
四叔的輝煌很短命。公社革委會成立以後，他就從公社大院消失了。往後的幾年，雖說還有這樣那樣的運動，但都和他沒有多大關係了。他回村種地，兜裏每天都揣著一張報紙。田間休息時，他就看報紙。他的脖子細長，好像撈魚鴨。陽光在報紙上跳躍著，風無遮無擋地從報紙上拂過。讀著讀著，報紙就掉在了腳上，他打起了響聲很亮的呼嚕。
四叔一直沒有娶上媳婦。沒有人家肯把女兒嫁給這個聲名狼藉的人物。對於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巨變，人們更是不可理解，擔心他神經出了問題。在人們異樣的目光中，他顯得更孤獨，黃昏時如果有個背影在村外漂零，那就一定是他。
三十歲那年，四叔鋪著柴草蜷縮在村子東頭的破廟裏。天空飄落著雪花，村落彌漫著飲煙，正是做晚飯的時刻。那廟沒有門，一個女人在門外站著。她挎著討飯的籃子，消瘦，疲憊，有三十多歲的樣子。四叔的眼前一亮，渾身燥熱，從柴草鋪上一躍而起，衝出門將那女人拉進廟裏。於是，那破廟讓四叔成了一個男人。第二天正午時分，他把那甘肅口音的女人領回家，跪在父母膝下。“爹娘，我和這女人去甘肅呀。” 他的父母為兒子和那女人草草地操持了婚禮。沒有擺席，但一鍋一鍋的臊子麵從上午一直吃到傍晚。村子家家戶戶都來了人。老人們說：“娃呀，想回來就回來，天底下還是咱這兒好。”年輕人說：“四哥，去外頭闖**去，混出去個樣兒讓人看看。” 村長西財說：“村子給你留著地，在外頭混不下去了把媳婦引回來種地。” 四叔想當年曾讓西財戴帽掛牌遊街的情景，忽然放聲慟哭，哭得驚天動地。
第二天，在村子人的矚目下，四叔和那女人上路了。女人在前，他在後。他拉長脖子這兒瞧瞧，那兒看看，似乎有些眷戀這塊土地，腳步猶疑遲緩。那個清晨有霧，他的背影漸漸模糊。
南正的人想著四叔會葉落歸根，但總是沒有他的音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