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羅爾斯：正義是智慧的指路標

一隻鳥撲楞著翅膀，從窗前不遠處飛過。我以為它會遠離我的視線，可是它不知在什麽地方兜了一個圈兒，又回到我的視野裏。我知道，它在照應著我的心靈，讓我將關於羅爾斯的思索繼續延伸。

一直以為，羅爾斯距離我非常遙遠。就如天上的鳥兒，是可望不可及的。直到讀過他的身世，才知道他竟然和我是同時代的人。宛若鳥兒翩翩飛來，落入我的懷抱。這樣的感覺真的很爽。1921年，羅爾斯生於美國馬裏蘭州的巴爾的摩，1943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1950年又在該校獲哲學博士學位，以後相繼在普林斯頓大學、康奈爾大學、馬薩諸塞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任教。作為一名從大學氛圍中誕生的學者，他的整個思想體係充滿了學究氣。有的評論家把羅爾斯與柏拉圖、阿奎那和黑格爾這些思想泰鬥相提並論，但羅爾斯與他們有所不同。那些思想大師均著作甚豐，涉獵頗廣，而羅爾斯的主要著作隻有一本《正義論》。

一本書，足以作為人生的路標的時候，那麽這本書的意義就非同小視了。在人生漫長的征途中，迷惘時的一盞路燈，危難中的一聲問候，飛雪中的一盆炭火，足以讓我們無比溫暖，終生銘記。羅爾斯就是這樣的人，他的《正義論》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我一直在想，羅爾斯何以寫出《正義論》這樣一部巨著？他最初的動力源自哪裏？精神動力學是怎樣在他身上起作用的？

羅爾斯是在發表了《用於倫理學的一種決定程序的綱要》、《作為公正的正義》、《憲法的自由和正義的觀念》、《正義感》、《非暴力反抗的辯護》、《分配的正義》、《分配的正義:一些補充》等文以後開始撰寫《正義論》一書的，前後三易其稿，於1971年正式出版發行，一出版便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

綠魔，這是《正義論》的代名詞，而它的得名源於這本書第一版的封麵為綠色，當時一些哈佛的學子以此來形容這本書的影響力。該書出版後，全球共有約五千餘部論著專門對其研究討論。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數字。作為一個清晰的路標，它高高地、孤獨地置於日月風雨中，在路標上，羅爾斯清晰地寫著：“正義是社會的第一美德”。

用冷水擦一把臉，泡上一杯普洱茶，打開窗，打開由以何懷宏為主譯、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正義論》，窗外的風就姍姍而入，翻亂了書頁。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驀地想起清代的某位文人的這兩句詩。這清風真的不識時務，闖下了大禍，鬧出了人命，成為那個時代的罪魁禍首。此刻，我的心緒並無那樣的陰影。普洱的香氣在清風中**漾，羅爾斯的文字在眼前洋洋灑灑。我正襟危坐。讀一本好書，需要如此的姿勢。

《正義論》三編九章，四十餘萬字，沉甸甸的的一本厚書。羅爾斯在前言中表示：“在提出關於正義的理論時，我試圖把過去十幾年中我所撰寫的論文中的思想集中起來，使它們成為一種條理分明的觀點。”前言展示了他的思想脈絡。正義論，顧名思義，是研討正義的。羅爾斯說：正義是社會體製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實是思想體係的第一美德一樣。他把正義觀的規定視為社會發展的基石。開宗明義地講，正義的主題就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者說得更準確些，就是主要的社會體製分配基本權利與義務和確定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他把既存的主導西方社會的正義理論分為兩大類：功利主義的正義觀和直覺主義的正義觀。羅爾斯認為在現代道德哲學的許多理論中，某種形式的功利主義始終占據上風。道德哲學是社會理想生活模式的基礎之一，不改變一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道德哲學，便不可能改變這個社會的各種體製。從這點出發，他把功利主義的正義觀當作了批判對象。從事實上看，由休謨、邊沁、亞當·斯密和穆勒等人所傳播的功利主義觀念在西方社會曆來是占統治地位的，這些觀念原則奠定了西方政治製度、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的基礎。然而這些體製並沒有克服社會上存在的深刻矛盾。羅爾斯是一位改良論者，他相信要改良西方社會體製，關鍵在於改變占主導地位的功利主義的正義觀。這是羅爾斯為自己確定的人生目標。

用手的指甲向後捋著自己的頭發，呈現出嚴肅的表情，羅爾斯陷入了關於正義的論述。相隔著遙遠的時空，我恍惚看見他正襟危坐，平行劃過的目光逼視著自己身處的時代。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西方社會，不正義現象並沒有因經濟的繁榮迎刃而解，反而愈加突出，成為社會衝突層出不窮的一個根源。羅爾斯正是在這種氛圍下致力於正義研究的，其意圖顯而易見。他在《正義論》中設立了“每個人都擁有基於正義的神聖不可侵犯，甚至社會福利作為一個整體也不能被踐踏”的命題。正義，曆來就是一個眾說紛壇、各執一端的價值觀念。在最早的文字記錄中，正義指一般意義上的相當和正當，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為模式，後來這個詞逐漸與平等、慈善區分開來。但其概念依然是寬泛的，不同的思想家會作出不同的界定，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正義就是社會中各個等級的人各司其職，各守其序，各得其所。亞裏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義。休謨認為公共福利是正義的唯一源泉。穆勒斷定正義是關於人類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規則，如此等等。在當代世界，正義依然是人們爭論的中心，尤其是在社會發展迅速、矛盾突出和社會大幅度變革的時代。羅爾斯熱衷於介入正義問題的爭論，絕非出於純學術的偏好，而是響應社會的感召。客觀地說，如果《正義論》隻是純學術的產物，就絕不會引起轟動。

在精神上與羅爾斯纏綿著，夜色開始迷離，茶漸漸失去了味道，客廳的電視聲隔門傳來。我有些疲憊了，摳摳自己的耳孔，用冷水擦了把臉。後現代的路確實太難行走了，那些虛無、晦澀的文字不經意之間就令我迷離。我自知自己的天賦裏缺失哲學的細胞。每當這個時候，我的習慣是，用清冷的水洗一把頭發。寒顫、發抖，這是對心靈的刺激，是思考者的清醒劑，逼使著我重新回到文本的敘述之中。

羅爾斯用雙手比劃著說：一個社會的製度要成為一種正義的製度，必須符合兩個原則：第一，這個社會在出發點上必須是自由而平等的。第二，即使我們在實際中沒法做到完全平等，也必須保證這種不平等是那些弱勢群體可以接受的。用他的話來講，就是“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說完這番話，羅爾斯佇立在一塊高地上向後俯視，果然就看見了他的句子在陽光下閃爍。1971年，《正義論》出版後很快就贏得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人們把它與洛克的《政府論》、密爾的《論自由》聯係起來，稱為“自由民主傳統的經典著作”。到今天，幾乎任何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學者要討論問題，都繞不開《正義論》。

回望羅爾斯的一生，似乎幸運女神和不幸一直同時將他眷顧：年幼時他生了一場大病，家裏人不許他的弟弟博比進入他的房間，可博比為了陪他玩，幾次還是進去了。結果不久，兩人都發了高燒躺在了**。醫生誤診了孩子們的病情，很長時間才確診他們患了白喉，結果博比死了。博比的死，深深震撼了羅爾斯的心靈。正是這件事，成為後來他口吃的一個原因。1943年，他參加了“二戰”，被派往太平洋戰場，當了一名通信偵察兵。一次當他們偵察敵軍位置時，差點遭到日軍伏擊。隻是因為敵人槍過早響了，才使他們幸免於難。戰爭快結束時，他發現自己根本就不是塊當兵的料，便毅然放棄了升任軍官的機會。為了完成《正義論》，他帶著二百頁打印稿，來到了斯坦福大學的高級研究中心進行修訂。1970年4月初，研究中心主任一早打來一個電話，告訴了一個令他沮喪的消息：夜裏幾顆燃燒彈在研究中心爆炸，主任最後說：“你的東西全完了！”然而，幸運再次降臨到羅爾斯頭上，他的辦公室偏偏在那次火災中幸存了下來，隻是承受了嚴重的水患。盡管珍貴的打印稿全都濕透了，但字跡還是可以辨別的。也許，上蒼注定要讓羅爾斯來奉獻出這份思想的傑作。

手機的鈴音響起，是麻將館的主人邀我去玩。閑暇或者需要調節思維的時候，我會去那兒玩幾圈。對此，我不像某些故作正義的人批評玩麻將是一種精神的墮落。是非如果如此簡單，好人壞人如果如此區分，那就是十足的弱智。但今晚，我真的不想玩。羅爾斯感動了我，召喚我與他一同呼吸。我說有事啊就掛了機。

閱讀著羅爾斯的人生經曆，我看到了幸運與不幸的糾纏，生命與死亡的拷問，正義與公平的思想孕育，內疚與痛苦的超越和升華……而他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十年磨一劍的正義呼喚，更是對生命價值的美麗表達，對生活不幸的升華超越；對幸運女神的深情回報，對人類精神牽引向善、向上的勇敢嚐試和不盡努力……在《正義論》問世三十一年後，羅爾斯因心力衰竭停止了呼吸，離開了人世，停止了他對於正義的思考。2002年11月24日，一個平平常常的周日，羅爾斯揚起手臂與人類揮手再見。他離開了妻子和四個孩子，還有四個孫子。與眾多的哲學大師不同的是，他擁有一個完美的家庭享受著三世同堂的中國式快樂。他微笑著，揮舞著《正義論》向我們道別。我受到感染似的，站起身緩緩揚起和他告別的手臂，然後打開窗，將春末的空氣放進屋子。我禁不住深深地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

這是我遲到了整整十年的告別儀式。

一路走好，羅爾斯！唯一的，我隻能用這句話表達我深切的哀悼。

無論從哪個角度講，羅爾斯的《正義論》及後續的《政治的自由主義》、《公平的正義再陳述》都屬於二十世紀思想界最具有影響力的作品，其中理論貢獻最大、最具有原創性的當屬《正義論》。在這些著作裏，羅爾斯提出了一個融匯西方正義概念的基本涵義並又極大豐富了其內涵的當代社會正義理論，即公平的正義的理論。公平的正義在這些著作中被詮釋為在一個憲法民主製社會中人們關於一個健全的、持久的社會合作體係的條件的共同觀念，因而是一種內含於關於一個健全持久的社會合作體係的觀念中的正義觀。

忽然想起祖父。他捋著胡須，說得最多的是這句話：人啊，別總是想著歪門邪道！他是從歲月的深處走過來的，生於1911年，比羅爾斯大了十歲。祖父是從反麵教導後代的，與羅爾斯的正義觀卻是相輔相成。我在想，如果祖父擁有更多的文化，再有一處適宜的環境，會不會也成為哲學家呢？這樣的念頭當然會遭世人恥笑。

在小城的一個黎明，一陣尖利的小販叫賣聲，將我從關於羅爾斯的夢境中喚醒。我是擁抱著他的《正義論》入睡的。也許他被我的癡迷感動，潛入我的夢境與我約會。他是2002年逝世的，在眾多的西方哲學家中，他是距我近在咫尺的一位。2002年，我才和西方的哲學家有了親密接觸，開始感受著他們非同尋常的呼吸。我是從泰勒斯開始的，那是初春，泰勒斯仿佛春天裏的的一個小蝌蚪，對我發出召喚。而曆經了接近十年，我才走近羅爾斯。這自然是北方的冬天了，寒風攜帶著雪花，搖擺著舞蹈家的身姿，從高處姍姍而來。我打了個哆嗦，對羅爾斯說：“在冬天遇見你，真的令我感到溫暖。”

羅爾斯就像冬天裏的一把火，點燃我的**，溫暖著我的身心。我以為，迷路常常是冬天裏發生的事情。童年時，濃霧，還有積雪，常常讓我迷失了熟悉的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仿佛迷途的羔羊。人到中年，會有意想不到的變故和災難，或者什麽病痛在等著我。還好，巧在這時，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的羅爾斯走近我，在夢裏告訴我：太陽即使一時被烏雲遮蔽，它還是要閃光的。災難和疾病，就如濃霧和積雪，隻要內心含著正義的力量，就會等來陽光。這是夢中羅爾斯的聲音，沙啞卻十分清晰。我一骨碌爬起來，翻開他的書，在其中體味著那如珍珠一般的文字。他說：“心靈的純潔（如果能夠達到的話）將會使一個人明察秋毫，並……通情達理地、自我克製地去行動。”

好了，有這一句話足夠了。

我點燃一支煙，打開思維，進入了創作的狀態。好像有風潛入，吹散了煙霧。窗簾在輕輕抖動，宛若羅爾斯笑聲的顫動。不知過了多久，我一揉眼，嗬，太陽已經升至半空。它透過窗戶的光，帶著正義的信念以及力量，那樣的柔軟、燦爛、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