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雅斯貝爾斯：人是自由的存在物

對於中國普通讀者來說，卡爾·雅斯貝爾斯並不是一個熟悉的名字。這是因為，他的著作的中文譯本姍姍來遲。前些年去上海出差，看到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卡爾·雅斯貝爾斯文集》（朱更生譯），其中的《哲學導論》，是雅斯貝爾斯在巴塞爾作的十二次廣播講座的全譯，內容是關於雅斯貝爾斯生涯和思想的入門性介紹，內容苦澀難解，閱讀起來有一種文言文的感覺。直到2003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大哲學家》的中文譯本，才使中國讀者輕鬆地走近雅斯貝爾斯。

《大哲學家》是哲學大師雅斯貝爾斯晚期所構想的三卷巨著中僅完成的一卷。雅斯貝爾斯跳出了以歐洲為中心的存在主義哲學框架，也突破了編年史的寫作方法，而是以其獨創性和相似的思維方式為取向，將世界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哲學家劃分為思維方式的創造者、思辨的集大成者和原創性形而上學家三種類型，詳細地闡述了他們的哲學思想。

捧著《大哲學家》，我走進終南山下的金峰寺。它其實一個非常普通的寺廟，可是由於圓靜法師的緣由，我不止一次跨進它的門檻。它的大門通常狀態下是關閉著的，不像普通的寺廟敞開著門等候人們進香施善。這就可見，金峰寺的主持非同一般。能夠讓我感興趣的事物並不多見，這樣，我和圓靜法師就有了緣分，我需要精心讀書的時候，或者，在我煩躁不安、六神無主的時候，金峰寺就向我敞開大門。寺的後麵有麵山坡，由於林木茂盛，常常陰森森的，讓我感覺有一種哲學的韻味。這隻是我自己的感覺。有時我想，怪不得我在官場不受歡迎，我身上透露出的氣息，絕對是汙染官場的“毒品”。

1883年，馬克思去世。同一年，德國大地上又矗起一座高山。他就是雅斯貝爾斯。但是，與馬克思相比，他卻距離我們十分遙遠。遠和近，有時是不能用距離衡量的。

瑞士、巴塞爾。那個小城絕對具備著某些特殊的氣息，不然，它怎麽能夠吸引尼采、榮格和雅斯貝爾斯？1948年，雅斯貝爾斯帶著對當時德國政治形勢的失望離開自己生活多年的海德堡到了巴塞爾，直到他去世的1969年，他一直生活在這座位於瑞士、德國和法國交界處的城市裏。盡管這座小城的人口至今也不過二十萬左右，卻擁有著三十多座各式各樣的博物館。巴塞爾被認為是瑞士德語文化的心髒。自十五世紀以來，這座城市就與歐洲所發生的重大文化、藝術以及宗教事件息息相關。

在那裏，雅斯貝爾斯提出了他著名的命題：“軸心時代”。他在《曆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說，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這段時期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在軸心時代裏，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莊子……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隔，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個時代，古希臘、以色列、中國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發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換句話說，這幾個地方的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麵對這個世界，同時也產生了宗教。它們是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類型決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國、伊斯蘭不同的文化形態。那些沒有實現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雖規模宏大，但都難以擺脫滅絕的命運，成為文化的化石。

物象在進入秋天以後，會露出體內的骨頭。秋天在做減法。金峰寺後麵山坡的樹上，安置著許多鳥巢。樹葉落光了以後，鳥巢才完整地顯示出來。

??? 一個個被樹枝擎著的鳥巢，在寒冷和雨雪中更顯孤獨，就像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學說。

然而，軸心時代所產生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每當人類社會麵臨危機或新的飛躍的時候，總是有人回過頭去，看看那些先哲們是怎樣說的。至今，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和精神構架，仍以孔子、老子、莊子為藍本。當工業文明已經到了幾乎給機器人裝上人腦的程度，我們還陶醉在兩千多年前的文化裏。

人類的精神是怎麽回事？我真的有些搞不懂了。

有時，圓靜法師留我在寺裏過夜。記得九月裏的一天，經曆了一夜的風雨，清晨醒來，寺裏的地麵積滿了落葉。寺前是一個圓形的放生池，平時，我會發現烏龜在其中悠閑地遊泳。我踱步到放生池前，看見一隻烏龜上了岸。我沒有驚擾它，靜靜地注視它的行蹤。在岸上繞了一圈後，它背離放生池，向著種著蔬菜的地裏爬行。這種違反它的同類生活方式的行動，我有些驚訝，突然想起雅斯貝爾斯。

哲學家、思想家在當時的社會，常常令權貴們恐慌不安。好像，他們的身上，有一股邪氣，隨時可能顛覆他們極力維護的社會秩序。因此，他們的境況在當時並不好，這是人類的悲哀。雅斯貝爾斯認為，社會需要那些關心並主導共同群體價值的精英。他們的學識、智慧和價值信念不隻是屬於他們自己，而是整個社會不可或缺的財富。與此同時，雅斯貝爾斯反複強調寡頭或專製製度並不能補救現代政治的物質化趨向，這種製度把政治權力當作私人或少數人手中的財產，是一種既殘暴又**裸的政治物質化形式。好的政治秩序必須能協助人與人之間的文化和存在互動交往，好的政府需要精英，而且是負責任的精英。負責任的精英產生於民族文化的土壤，對社會的其他成員負有教化的責任，對社會的進步富有引導的作用。

在雅斯貝爾斯時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納粹極權對人性和人的思想的極度**和摧殘。雅斯貝爾斯見證了這個空前的人性災難，並以一個哲學家的睿智來思考這場災難。對極權統治的性質、毀滅對象和摧毀程度，雅斯貝爾斯有比一般人更深入的認識。對極權災難後的人性重建，包括國家群體反思和大學人本建設，他更是有比一般人緊迫的要求。思想者的睿見也許本身就已經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但是，雅斯貝爾斯的貢獻還不止於此。他積極投入戰後德國的公共生活，成為一個社會活動型的思想者。他以徹底拒絕極權的政治行動來見證極權災難。這種見證方式塑造了一個至今具有普遍意義的公共政治角色，那就是一個直接參與推動民主和憲政體製建設的公民知識分子。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不少國家中的知識分子(包括中國知識分子)都曾經對當時世界範圍內不完善、不成熟的自由民主與共和持批判或懷疑態度。他們都曾經向往一種更快捷的國家富強和文明的通道。雅斯貝爾斯是他那個特定時代的過來者。他的卓越思想能力並不表現在他能未卜先知極權災難的發生。他的思想能力表現在，一旦經曆了極權，他對自由民主和憲政的信念便再不曾有過動搖。

中午，天空已放晴，呈現出高遠、透澈，隻是缺少彩虹。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彩虹了。在雨後的天空，我尋覓過多次，但答案依然是陰沉的麵容——這體製一樣的麵容！這讓我同時想到，從最直觀的角度，一個好的體製，最少能夠同時有七種顏色，就像彩虹在天空所能呈現給視覺的樣子。

寺廟的周圍，除了蟬歇斯底裏地啼叫，沒有一點聲音。我喜歡蟬。那種響亮的旋律讓我不能忘懷，讓我傾聽到內心的音節。我習慣性地站在寺廟的台階上仰望後麵那座山，一切安靜無常，隻有滿眼的綠色。經曆了風雨的自然界此時是如此寧靜。在靜靜地享受寧靜的同時，我想著圓靜法師說過的一句話：我不喜歡墓地。他的弟子們有時會為這句話驚訝。因為，八十高齡的他身後應該怎樣安排，首當其衝的是墓地的位置。那麽，他的話是不是一句遺囑？

我琢磨圓靜法師的本意，人，生前依賴的是作為物質的身體，死後依賴的是作為意識的思想。而墓地，則是後人的行為。一個人，如果依賴墓地才能被人記住，那實在是一種悲哀。

常常看到一些人寫的拜謁大師墓地的文章，內心有諸多的不快，問題不是文章的質量，而是出於本能的反感。我常常疑惑，是不是拜謁大師們的墓地，就是接近了大師？雖然，接近墓地，也是一次接近大師的行為，我這樣想，如果能夠透徹地弄懂大師的思想，那才是真正的“走近”。

雅斯貝爾斯指出：“生命像在非常嚴肅的場合的一場遊戲，在所有生命都必將終結的陰影下，它頑強地生長，渴望著超越。”問題在於，以什麽方式實現超越？站在大師們的墓地，如果思想還停止在物質的欲望中，那就無法實現精神的超越。所以，走進雅斯貝爾斯的思想深處，了解他思索時的痛苦，才是對他最好的悼念方式。

如果，你生存在那個時代，走近雅斯貝爾斯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他會坐在沙發椅中，像一位親王那樣從他的寶座上慈祥地俯視著你。他會聽你談論上帝、世界和人類的知識。但是他會在親切地讚同或反對之後，繼續陳述他的觀點。有人說，這多少有點儀式化的的威嚴，不免讓人頓生涼意。我卻以為，這正是一個思想家的風采。如果，他和你一起嘻嘻哈哈，握手擁抱，可能會因此降低自己的思想高度。

這就是雅斯貝爾斯無比逼真的寫照。他年幼時得過一種怪病，使他無法進行爬山、騎馬、跳舞等激烈的運動，於是長期過著單調的生活，孤獨求生。除了公務，他從沒有去過公共場所。在大學任教期間，他和同事間也從來沒有什麽親密的聯係，更不用提他對哲學家大會的厭惡了。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裏，他搖擺著胳膊和手掌，十分固執地同所有人辯論。他的那種不容分辯的說教口氣，被人稱作“雅斯貝爾斯式的表演”。

金峰寺後麵那的那座山坡不高，到山頂，也就一個小時左右。站在峰頂，餐風飲露，身邊雲蒸霞蔚，仿佛時空的界限，是心靈裏的另一種境界。登山，對我來說，完全是放鬆。被思考折磨得頭皮發麻，看看樹木花草，會鬆弛我的腦神經。有時，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收獲，譬如，一個思想家就是一座山峰。由此，每次登山，就是走近思想大師的過程。

這些天來，我沉浸在雅斯貝爾斯的情感之中，仿佛，等待一隻從莊子那裏飛來的蝴蝶。金峰寺的鍾聲，不時地穿過我的耳膜。慈悲，是佛教的根本，《般若經》處處說到“大悲為上首”，強調慈悲在佛法中的重要性。釋尊因觀世音的苦難而引發內心的深切悲痛，引發求道與解脫世間的願望。佛陀成道後，即踏遍恒河兩岸，到處轉大法輪，以法音開示覺悟痛苦中的眾生。所以，以慈悲為根本，最恰當地表現了佛教的本質，佛陀的心髓。

????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以佛陀與尼采對話的形式，展開對尼采的批判。在他對佛教的理解與詮釋中，我們看到“超脫隻有通過愛才能夠達到”。雅斯貝爾斯將蘇格拉底、孔子、佛陀、耶穌一並稱為“思想範式的創造者”，而其中的共同點，便是展示“普遍的人類之愛”。

自從亞當和夏娃違反上帝的禁令，偷食了那顆無比誘人的智慧果以後，人便被上帝逐出幽雅靜謐的伊甸園，並被拋入了一個無邊無際、蒼茫浩渺的苦海中去受折磨，曆苦難，以贖其“原罪”。在這受煎熬的漫長歲月中，人是孤立無援、一無所有的。不過，他擁有一樣東西：智慧果。《墨子》、《莊子》就曾多次不無悲哀地把人生比作白駒之過隙，詩文中也常見“人生如夢”、“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所有這些，都在歎息人生瞬息而又無常，帶著一種莫名的恐懼和絕望。

1933年，雅斯貝爾斯被排斥於大學的行政事務之外，1937年被剝奪了教授職位，1938年以後他的著作權也被剝奪。他“體驗到了在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國家中失掉法律保障的滋味”。在納粹鐵蹄下的他，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的生活——他和妻子隨時都有被屠戮的可能。由此，他產生了“世界公民”的設想：“首先作為一個人，然後在這個背景下才從屬於一個國家，我覺得這是最根本的。我是多麽渴望有一個在國家之上、人們得以最後向之求助的法庭，一項能給被他的國家不顧法律加以**的個人以合法幫助的法律！”

縱觀雅斯貝爾斯一生，跟一般的德國人相比，他的人生體驗滲透著文化和政治的因素，對他來講，對自我的歸屬以及對文化的認同感的意識更加自覺。在納粹暴政的年代，在整個德意誌民族生命發生大病痛的危難時刻，引發了雅斯貝爾斯對生命的深沉體驗以及如何使歐洲曆史傳統薪火相傳、繼世不絕的使命感。在他那裏，自我認同並不僅僅是依據其個人經曆並對之進行反思而形成的自我，更重要的是對自我社會角色的反思，是對承繼歐洲乃至世界文化精神的使命感的強調。卡爾·多伊奇在《悲劇的超越》英譯本序中指出：“雖然卡爾·雅斯貝爾斯是一個世界性的哲學人物，但作為一個德國思想家，他的根卻深深駐紮在德國傳統之中。他的作品乃是一個由思想家和詩人所組成的深層德國繼續存在的活生生的證明。他的作品蘊含在偉大的德國傳統之中，這一傳統將淵博的知識學問與豐厚的想象力結合在一起……”

深夜的寺院裏，香火明滅，秋蟲唧唧。一切生命，皆有呼吸，皆有吟唱。我知道，今夜，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有秋蟲在呼吸，在吟唱。

孤單的月亮和群星相互避讓，這是視覺提供的天象。雅斯貝爾斯給我最大的啟示是：有限之生和虛無之寂並不毗鄰接壤。閉上眼，我宛若看見了一顆流星在空中劃過，留下美麗的弧線。流星劃過天空，是對人類的一種預警。每一個思想家，都是一顆流星。

我感覺到斷裂和冰冷，還有比必然性更冰冷的相隔，是有限之生和虛無之死。三年了，我習慣了用生命吐出語言，像蠶吐出絲。有一天，也許我會厭倦，不再寫作。

對雅斯貝爾斯的思索在寒冷到來之前終於結束了，我將複歸於空無，複歸於沉默。沉默像收攏的拉鏈，把我的思索打進過去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