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斯賓格勒：樂觀是懦弱的表現

斯賓格勒是德國人，出生在勃蘭登堡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由於父母親對他的冷漠，所以他的童年並不幸福。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他開始研究學術，曾先後就讀於慕尼黑大學、柏林大學和哈雷大學，攻讀自然科學和數學。他所崇拜的人物一個是戲劇家易卜生，另一個則是尼采。1911年，斯賓格勒繼承了一小筆遺產，生活上有了基本保證，於是遷居慕尼黑。此時他預感到世界大戰迫在眉睫，於是產生了從人類曆史文化深層去尋求前因後果的強烈欲望。次年，孑然一身的他，在慕尼黑貧民窟的一間小屋裏，開始了《西方的沒落》的寫作。

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試圖與斯賓格勒的出生地接近，也在想象他所處的貧民窟是什麽樣子，甚至想呼吸他曾經流失在大地上的呼吸，可是我失敗了，所有關於他的背景都是模糊不清的。我不喜歡背景模糊不清的人物，毫無生活的氣息。我所關注的是，他的那些哲學思想是在怎樣的空間裏誕生的。他在思考的時候，習慣在哪條小路上、哪條河流旁、哪個莊園或者城堡裏散步、遐想？

但是，我看見了一座小屋。小到什麽程度，這無關緊要。有座小屋，這就夠了。是那種泥土砌的牆，屋頂上瓦是青色的，上麵生長著在風裏東搖西擺的茅草，一扇黑漆的木門，院落裏有一條碎石小道，旁邊是荒草……夠了，就這樣簡陋的環境，像我小時在秦都鎮住過的小屋。那樣親切，那樣溫馨的回憶。我在院落裏數著螞蟻，在石塊下捉著蟋蟀……這仿佛是斯賓格勒寫作疲倦時的情景。這不像西方人生活的方式，倒像是中國式農民孩子的一幅剪影。

從1911年到1918年，斯賓格勒像一個苦行僧隱居在小屋裏寫作。這讓我想起瓦爾登湖之畔的梭羅。梭羅在研究人類的心靈，他卻在探索人類文明的出路。文化、文明，這是何等崇高的詞語，卻在無人關注的一座簡陋的小屋裏被一個孤寂的人苦苦思索著。

有時斯賓格勒寫累了時，會走出小屋，?在院落的碎石小道上蹲下來，他用手撫摸著一把枯黃的草。已經是深秋了，草葉以告別的意象呈現在他的眼前。這就是西方文化的象征嗎？如此衰敗，如此孱弱，如此不堪秋風的掃**。歐洲大地血腥的殘殺，像肆虐的秋風，將萬物凋零。

斯賓格勒走進屋繼續寫作。有風透進窗戶，小屋昏暗的燈光在搖曳，他閉上有點酸困的眼睛，頭頸向後仰去。他在想，以西方曆史為中心的線性進化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必須用一個全新的體係來取代它。文化的最高階段也是最後階段就是文明，它的一個重要象征就是世界城市的出現，機器與技術開始統治人類，成為新世界的暴君，生活的詩意已為單調的工作所取代，生命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已經枯竭，就連人類生命本身也退化和衰弱到了“不育”的狀態。由此就催生了“愷撒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出現。“金錢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贏得了勝利。有一段時期，政治簡直就是金錢的獨占範圍。但是，一當金錢摧毀了那一文化的舊秩序，混亂立刻就催生出了一種新的、壓倒一切的因素，滲透到生成的各種成分中——這就是愷撒類型的人物。”他斷言，愷撒式的強人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戰爭。帝國主義就是世界戰爭的代名詞，文明時代的一切最終都將在戰爭中灰飛煙滅。

東方文明。斯賓格勒通宵達旦。在一片繁榮的西方世界背後，他看到的卻是一片暮色。他從文化形態學的角度入手，對文明、社會、城市、藝術以及宗教等進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對西方世界社會形態的發展以及它的未來做出了預言。一扭頭，小屋的窗已經透亮。小窗是在小屋的東牆上，他沐浴到了來自東方地平線上的光明。他扔下筆，伸著懶腰，打著哈欠走出他的小屋。麵對著東方冉冉初升的一輪太陽，他喃喃自語著：哦，東方文化是新興的，充滿活力的。

小屋的牆壁是暗淡的，一隻壁虎在上麵爬行。爬著爬著，它突然停止下來，細眯著眼睛注視著斯賓格勒。它在想，主人在寫什麽呢，那樣廢寢忘食，那麽專心致誌，以至於對我毫不在意？

在一隻壁虎的陪伴下，斯賓格勒完成了《西方的沒落》的定稿。1918年11月一個清冷的日子，這部書終於問世了。此刻，第一次世界大戰已臨近尾聲，德意誌帝國崩潰了，東方文化文明的曙光開始在西方大地呈現。值得注意的是，斯賓格勒思想的形成卻是在戰前的1912年。在世界大戰爆發的1914年，該書的初稿已趨於完成。作為一個預言家，斯賓格勒的名字響徹了東西方大地。

斯賓格勒曾是一位中學教師。這和我的經曆相似。不同的是，《西方的沒落》出版後，斯賓格勒搖身一變成了著名的曆史學家，而我仍然是一個普通的百姓。人和人的差異就在這兒：思想。斯賓格勒的身上揮灑著思想的光輝，而我隻關注著衣食住行、油鹽醬醋這些生活的瑣事。

《西方的沒落》被斯賓格勒自詡為一種“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尼采“重估一切價值”觀念的啟發下，他在書中表達了這樣一種思想：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傳統文化已經無可挽救的沒落了，重新興起的是一種完全新型的文化。這種新興起的文化，帶有“存在”的特征，影響到西方社會的各個地方。斯賓格勒呈現出的是德國人的心靈表征，他把歌德式的觀相法和尼采式的批判精神結合在一起，從宏大的文化比較形態學的角度，通過對西方文化的精神邏輯和時代症狀的描述，預言西方文化終將走向沒落。自他以後，這一末世啟示錄猶如一個原始的創傷，深深地烙印在二十世紀以來的西方曆史進程中，其先知般的聲音，如夏日裏突如其來的一場暴風驟雨，淋漓盡致的，對整個世界文化具有一種自省的**。

我站起身，有點沾沾自喜。不，十分躊躇滿誌。我仿佛看到了孔子、老子、荀子這些被譽為東方先哲的身影，觸摸到了他們跳動的脈搏，尾隨著他們四處奔波的腳步。坐下來，我又在想，東西方文化差異到底在哪裏？想著想著，漸漸有了眉目：東方文化重視整體，西方文化重視個體。東方文化崇尚自然，西方文化強調人性。斯賓格勒痛恨歐洲人自相殘殺的現狀，並得出結論：西方文化的末日就要來臨。也就是說，東方文化將如初生的太陽般冉冉升起。我不清楚斯賓格勒是否讀過孔子、老子、荀子的著作或者文章，但他卻如此向往著東方文化，預言東方文化將蒸蒸日上。

西方人喜歡預言。我們常說西方文化是“兩希文化”，西方人的預言才能和傳統可以溯源到的古希臘、希伯萊精神。在古希臘神話中，我們隨處可以看到預言的巨大威力。預言的作者大多是神廟的祭司，主題是命運——無法避免的命運，是俄狄浦斯那種縱然身為曠世英雄，即便知道自己終將弑父娶母、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逃避的命運。正所謂“願意的，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命運拖著走。”對命運的這種意識，直接導向了古希臘哲學對“變中不變”以及對其必然性的執著追求。而在希伯萊宗教中，預言的作者則是先知，主題是憂患意識，是對可能降臨的厄運的認識和憂患。厄運本是人的自作自受，因而預言厄運，使人知道即將降臨的厄運恰是為了讓人自覺地避開厄運。在希伯萊人的曆史上，我們總是能聽到“你們要悔改”那種響徹曠野的呼聲。斯賓格勒發出的西方文化走向衰落的聲音，也是同樣響徹雲霄、震耳欲聾的呐喊。

作為曆史哲學家，斯賓格勒試圖揭示人類曆史發展的普遍必然規律；作為文化先知，他試圖警醒人們注意文化繁榮背後所掩蓋的文化沒落。1918年，《西方的沒落》帶著一戰的創傷與反省出現在德國的書店裏，雖然有學者用“駭人聽聞”來形容書中的某種論述，但並沒有影響它在世界範圍的轟動。有意思的是，中國知識界首先表現出來的是拒絕的姿態，他們濃重的疑慮顯然占了上風，比如張君勱，他更多地從這本書可能給國人帶來的負麵作用考慮，建議以不譯為好，這使《西方的沒落》在中國書界一波三折，長期沒有一部完整的中譯本問世。1963年，商務印書館隻翻譯出版了該書的第二卷，1986年，台灣遠流公司出版了它的縮譯本，2006年，上海三聯書店才出版它的全譯本。

我實在無法想象，煌煌思想巨著《西方的沒落》是斯賓格勒在隱居的寂寞時光裏，在貧民窟的一間小屋裏，就著微弱的燭光寫就的。在這部書裏，我看到了這樣的文字：“黃昏時分，你看到花朵一朵接著一朵在落日中閉合，此時，你不由得會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即麵對著茫茫大地上這盲目而夢幻般的生存而產生的一種不可思議的恐懼感。那沉默的森林，寂靜的田野，這裏的一叢矮樹，那裏的一條細枝，它們自身並不擺動，戲弄它們的乃是那習習的微風。隻有小小的蚊蟲是自由的——它仍在黃昏的微光中舞動著，想去哪裏，就去哪裏。”

喜歡這樣的文字表述。花朵、落日、森林、田野、矮樹、細枝、微風、蚊蟲……這些自然界的物象那樣恰如其分的進入了一個哲人的心靈，與他的思想相容生輝。自然界如此美好的景物，足以緩釋因為思索過度而帶來的大腦疲倦和身心交瘁。

曾經，《西方的沒落》在歐洲大地的強烈震動讓斯賓格勒深感困惑。麵對斥之者的“曆史的占卜術”、“惡的預言書”之類的評論，斯賓格勒以決裂的姿態來回應，在1922年的修訂版前言裏，他寫道：“對於那些隻會搬弄定義而不知道命運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書不是為他們而寫的。”寫下這句話，他站起身走出小屋。屋外已經是明媚的春天，他抬起頭注視著屋頂的茅草，它們已經在陽光的關照下化為綠色。記得上次注視它，它無力地匍匐在瓦麵上，現在它又綠了。他這樣想著時，一隻鳥兒，翅膀煽起一股風，落在了屋頂。它是隻什麽鳥呢？他摸摸下巴想。他對鳥一直沒有研究過，但卻一直關注著鳥的精神。他斷定，這隻鳥是在他麵臨攻擊和誹謗時帶給他心靈上的慰藉。這麽說，一隻普通的鳥兒，也是具備人性的。

麵對斯賓格勒的預言，西方社會發生了什麽樣的變化？曆史似乎並不想驗證斯賓格勒的預言。兩次世界大戰並沒有使西方文明灰飛煙滅。時至今日，《西方的沒落》已出版了近一個世紀，然而西方文化似乎還在“欣欣向榮”。這些問題，並不是我們用簡單的“是”與“否”就可以回答的。關鍵在於，斯賓格勒所描述的西方文化沒落的諸般特征，在西方社會依然司空見慣。更有甚者，隨著人類全球化的進程，整個人類世界日益“西方化”。惟其如此，我們仍需要閱讀《西方的沒落》。我所主張的是，東西方文化有著巨大的差異，但它們可以互補，融匯，使之產生更為和諧的世界文化，達到天地人的和諧共生。在這個意義上，簡單的否定和絕對的肯定都是不恰當的。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文化，都是人類精神的結晶。而斯賓格勒表達出的是一種深刻的憂慮，為驕傲自大的西方人敲響了警鍾。

最近看到山東大學蔡德貴教授的一篇文章《儒學如何進一步走向世界》，其中有這樣的論點：儒學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是靈與肉的結合；儒學必須走向世界。文中談到，儒學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聯合國給與了充分的關注，舉辦了一係列活動，曾在2004年舉辦過“哲學節在中國”，並設立孔子獎擴大儒學的影響，為儒學走向世界營造了很好的氛圍，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斯賓格勒終身未娶，晚年過著孤獨的生活。也許，這正是一個哲人的真實寫照。1936年5月8日，因心髒病突發，斯賓格勒溘然去世。那個他曾經寫出了不朽作品的小屋，是否還在慕尼黑某個偏僻的地方，我不得而知。因為，那個小屋，對後世的人是一個謎。無論是書籍資料還是網頁，任何一個角落都沒有它具體的影像。這對我來說是有些惋惜。我所關注的，不僅是一個思想家的著述，還有存在他精神的某處環境。一座小屋，是我牽腸掛肚的人生場景。也許有一天，我也會像斯賓格勒那樣，躲進一處僻靜的小屋，讓思考凝滯在一隻伏牆的壁虎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