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借狐鬼抒“孤憤”3
如果說《司文郎》中的憤怒表現得近乎謾罵、稍嫌直露的話，《賈奉雉》則換了一個角度對瞎眼試官極盡嘲笑之能事。它寫“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的賈奉雉，遇到仙人郎生，郎生要他把平時“鄙棄而不屑道者”的文章作為“範文”，去準備考試。開始他不肯幹，但在又不中之後，勉強為之，可還是“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郎生又出了7個題目讓他做，開始，他認真去做，均被否定；後來，他“戲於落卷中，集其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原本不過想開個玩笑，不料竟被郎生肯定說“得之矣”，果然以此得中“經魁”。對日夜盼望功名的賈奉雉來說，這本是件“好事”，誰知他“又閱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濕”，自己感到無臉見人，終於棄家出走。這裏，以未出場的昏聵試官與正直的知識分子作了對比，更突出了作者的特立異行。
針對簾官的昏聵，作者在《於去惡》中，借一個燒紙灰吞以代讀的鬼於去惡之口，提出了“考簾官”的理想：
陶問：“考簾官為何？”曰：“此上帝慎重之意，無論鳥吏鱉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得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守、令也。得誌諸公，目不睹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數年，即文學士，胸中尚有字耶！陽世所以陋劣幸進而英雄失誌者，惟少此一考耳。”
作者的設想甚異，也甚好，不過，倘若考考官的考官也是一路貨色，又將奈何？當此設想行不通時，他又想出請張飛來主持公道，嚴厲懲罰那些不主持“公道”的“樂正師曠、司庫和嶠”，當然也隻是幻想。
表現科舉這一主題的還有《顏氏》、《三仙》、《僧術》、《郭安》、《素秋》、《何仙》、《考弊司》、《書癡》等，它們或者揭露科舉製度對讀書人身心的殘害，或者嘲諷科舉入仕者的酸腐與無能，總不外乎表現科舉製度在實際上“黜佳士而進凡庸”的本質。因此，他恨它、罵它，但他決不想拋棄它、打倒它，相反，他還一廂情願地讓他的許多主人公最後都一個個地讀書做官，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二是“憤”官場黑暗，吏治腐敗給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難。蒲鬆齡終生居於社會的底層，又在縣衙門做過一段時間的幕僚，對官府有較深刻的感性認識。他的可貴之處是能夠始終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一邊來看問題，想事情，並把它們體現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社會黑暗、官貪吏虐，是一個曆史的主題，但像《聊齋誌異》這樣揭露得如此深刻、如此廣泛、如此尖銳又如此巧妙的，卻不多見。正如郭沫若題詞所說： 它的確是“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在蒲鬆齡的筆下，也寫了少量的好官、清官，如《胭脂》中的施愚山、《折獄》中的費禕祉等等，但大量出現的可說是一幅群醜圖，上至天子大臣，下至公差役吏，加上土豪劣紳，織成一張天羅地網，使正直無辜的百姓簡直走投無路，透不過氣來。像《席方平》、《夢狼》、《促織》、《張鴻漸》、《梅女》、《紅玉》、《續黃粱》、《向杲》等等，都是假借鬼狐或夢幻來曲折地影射現實，揭露社會黑暗的。《夢狼》寫白翁夢中來到他兒子白甲的衙署，那兒竟是這樣一幅圖景：
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又視墀中，白骨如山，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蔌。忽一巨狼銜死人入。翁戰惕而起曰：“此胡為者？”甲曰：“聊充庖廚”……在充分展示了官府衙門吃人的虎狼本性之後，作者在“異史氏曰”中更進一步點題：“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為虎，而吏且將為狼，況有猛於虎者也。”從而進一步說明，像白甲這樣魚肉百姓的官吏並非個別，而是“比比”皆是。不僅如此，還有危害更烈的“猛於虎”的“苛政”呢！雖然它不過是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的體現，但對這一思想作如此大膽和深刻的揭示，則是以前的作品所未達到的高度。
《席方平》則通過席方平因為父親慘遭冤死而下地獄告狀所受到的種種折磨，揭示了封建時代法律保護富豪、殘害無辜的本質。作品先寫“獄吏悉受賕囑”，而“日夜搒掠”無辜的席父，席方平先是告到城隍，但城隍被“內外賄通”之後，“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再告到郡司，“遲之半月，始得質理”，不過是挨一頓打，“仍批城隍覆案”。三告至冥王，但冥王也被買通，升堂時，“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見席不肯屈服，又讓他受火床、鋸解之苦。在這個過程中，席方平覺悟到，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自己沒錢的緣故，並且悟出了“陰曹之暗昧尤甚於陽間”的道理。最後，作者請出了灌口二郎神為席伸冤，讓讀者得到一種虛幻的滿足；實際上是極其沉痛地宣告： 陰曹和陽間從下到上都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黑暗世界，所謂法律的公正根本是不存在的。這種深刻的認識也是前所少有的。現實生活中的蒲鬆齡以生平不入“公門”為願，恐怕正是認清了“公門”的本質的結果。
法律偏私，“公門”不公的情形，在《張鴻漸》、《商三官》、《梅女》等作品中也有著淋漓盡致的描繪。如《張鴻漸》寫“盧龍令趙某貪暴，人民共苦之”，一次又無辜打死一個秀才，張鴻漸隻不過草了一張狀紙，便受到終生迫害，不得不到處流浪，東躲西藏。《商三官》寫商父被“邑豪”的家人打死，累次告官卻“訟不得直，負屈歸”，當三官的兩個哥哥再要往上告時，三官憤然說：“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為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終於走上了個人複仇的道路。張鴻漸的妻子說的“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正是作者對黑暗社會的高度理性概括。在《李伯言》的“異史氏曰”中，作者說：“陰司之刑，慘於陽世；責亦苛於陽世。然關說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第恨無火燒臨民之堂廨耳！”可見他對現實社會中“關說”公行，法律阿私的現象是多麽痛恨！
作者對於這一社會現象的思索在《冤獄》的“異史氏曰”中有著痛快淋漓的陳述。他指出“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蒙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將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拔救耶！”因此，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無辜受牽連遭罪者被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使得“帶一名於紙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最後，他還沉痛地寫道：“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於此，又何必桁楊刀鋸能殺人哉！”這種議論從創作的角度說，是不足取的，但對我們認識作者創作這類作品時的指導思想，卻是很重要的。
除了這些比較專門從整體上揭露的篇章外，作為個例來描寫官吏的貪酷昏暴的，或在愛情故事中穿插這類描寫的，可以說是比比皆是。前者如《潞令》中的縣官，《錢卜巫》中的邑宰，以及《庫官》、《王者》、《夏雪》、《公孫夏》等等；後者如《書癡》、《晚霞》、《小翠》、《珊瑚》、《紅玉》、《嬌娜》等，均穿插有官貪吏虐的神化之筆。
對這種黑暗的社會現象，蒲鬆齡開出了一些救治的藥方： 一種是如《胭脂》、《冤獄》中表示的，希望官吏們謹慎“聽訟”，要“審思研察”，不能隻知“棋局消日，綢被放衙”，對“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惟知“鼓動衙開，巍然高坐，彼嘵嘵者直以桎梏靜之”。二是幻想借助神仙的力量來救治，如《席方平》請出二郎神，《冤獄》請出周倉等。三是鼓吹個人複仇，如《商三官》化裝殺仇人，《向杲》化虎吃仇人等等。四是寫被迫害的人民起來造反，殺死貪官汙吏。如《夢黃粱》寫曾孝廉夢中作奸相被流放途中，被“被害冤民”以巨斧砍下腦袋。《夢狼》中的白甲及其爪牙也是被“為一邑之民泄冤憤”的老百姓所殺死。有意思的是，白甲生時，一味討好上司，欺壓百姓。針對他的行徑，作者便給他安排了死於老百姓之手的結局。但明倫風趣地評道：“生死之權，在百姓不在上台： 百姓怨，便是死期；媚上台，何術能解百姓怨也。”真是一針見血。在當時，作者能夠寫到這種程度，的確難能可貴。
三是“憤”世道人心之澆薄，人與人之間道德倫理關係的淪喪。蒲鬆齡曾應好友王八垓的要求，針對“世情之薄”，寫了《為人要則》，包括《正心》、《立身》、《勸善》、《徙義》、《急難》、《救過》、《重信》、《輕利》、《納益》、《遠損》、《釋怨》、《戒戲》等十二題，表達了他在倫理道德方麵的看法。他在《聊齋誌異》中也用大量的篇幅反映了當時社會這方麵的問題。張元稱此書“雖事涉荒幻，而斷製謹嚴，要歸於警發薄俗，而扶樹道教”（《柳泉蒲先生墓表》）；蒲箬等認為“大抵皆憤抑無聊，借以抒勸善懲惡之心，非僅為談諧調笑已也”（蒲箬等《祭父文》）。
蒲鬆齡是從兩方麵來表現這一主題的。一方麵是直接揭露世風中的醜惡一麵。如《念秧》、《局詐》寫詐騙集團處心積慮的詐騙手段，令一般人防不勝防，隻有靠未卜先知的狐仙才能避免上當，穩操勝券。難怪作者要發出“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衝衢，其害尤烈”的慨歎了。《張誠》、《黎氏》寫後娘虐待前妻孩子的事，後者雖也說“繼母難作”，但還是把繼母黎氏寫成吃前妻孩子的“狼”，作者在“異史氏曰”中甚至聲稱“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顯然言之過分，但也說明他對繼母折磨前妻孩子這種現象的痛恨之深！《馬介甫》、《邵女》、《江城》、《呂無病》、《恒娘》等寫家庭關係中的所謂悍妻和妻妾爭寵的事，揭示了一夫多妻製下部分婦女的變態心理。另外，像《青蛙神》寫到媳婦不應倚勢驕人，《胡四娘》寫嫌貧愛富的世態炎涼，《仇大娘》寫險惡的鄰居關係，《曾友於》寫大家庭中的內部紛爭，《勞山道士》諷刺好逸惡勞，《韋公子》、《嘉平公子》等揭露嫖妓的醜惡現象，都極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