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借狐鬼抒“孤憤”2

《聊齋》最早的刻本是趙起杲、鮑廷博完成的青柯亭刻本，刻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距作者辭世整整過去了半個世紀。趙在《例言》中稱“是編初稿名《鬼狐傳》。後先生入棘闈，狐鬼群集，揮之不去。……歸乃增益他條，名之曰《誌異》”；並且聲稱他隻是就篇幅多少分卷帙，已無法考定原來的編目，他刪去了“意味平淺者”48條，等等。此本後來幾經翻刻，小有異同，對於《聊齋》的流傳，功不可沒，但擅作刪削，也有其毋庸諱言的失誤。繼之而起的刻本有： 乾隆三十二年王金範刻本，乃“刪繁就簡，分門別類”將《聊齋》按內容分為26門，收文265篇；同年福建上洋李時憲刻本；乾隆六十年步雲閣刻本，分10卷，收文140篇；道光三年（1823）經綸堂刻何守奇評本；道光五年觀左堂刻呂湛恩注釋本；道光十九年南陵何彤文刻何垠注釋本；道光二十二年廣順但氏刻、但明倫評朱墨套印本；光緒十七年（1891）合陽喻焜刻四家合評三色套印本；光緒十二年上海同文書局石印圖詠本，收文431篇，圖444幅；道光四年黎陽段刻遺稿本，收有青柯亭本所遺的51篇作品；等等。目前通行的比較完備的鉛印本是1963年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的會校、會注、會評本《聊齋誌異》（即“三會本”），收文近500篇。此書1978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如前所述，《聊齋》是作者用十年左右的時間編成而傾畢生心血修訂、潤飾、增補而成的。它之成為中國文言短篇小說的第二個高峰，是社會發展、文學演變、創作風氣和個人努力綜合融會的結果。它之所以能有那麽強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令不同時代的讀者所喜愛和讚賞，首先就在於它所表現的站在時代高度、遠遠高於流俗的卓異思想。它的最早的作序者高珩就說過：“《誌》而曰‘異’，明其不同於常也。”（《聊齋誌異序》）《聊齋誌異》的“異”，就在於從思想上表達了異於常人、常事、常情、常理的獨特的、進步的思想，令人耳目一新，振聾發聵，促人深省。不過，封建社會的許多人所讚同的“異”，是聖人說的“君子以同而異”的“異”，他們眼中看到的《聊齋誌異》，多是“異之為義”，“皆足輔功令教化之所不及”（同上）；“其論斷大義，皆本於賞善罰**與安義命之旨，足以開物而成務”（《聊齋誌異·唐序》）；“總以為學士大夫之針砭”（《清故顯考歲進士、候選儒學訓導柳泉公行述》）；“雖事涉荒幻，而斷製謹嚴，要歸於警發薄俗而扶樹道教”（《柳泉蒲先生墓表》）；等等。但作者在《自誌》中強調的是自己的“狂固難辭”，“癡且不諱”；強調的是“孤憤之書”，是“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尤其悲哀地認為世無知己，似乎早就預料此書不能為人所理解。所以在最後發出“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的沉重歎息。

我以為，《聊齋誌異》一書從思想的卓異方麵看，最突出的就是： 它“誌”的是“異”，而抒發的是“孤憤”！

關於這一點，蒲鬆齡的孫子蒲立德在談到蒲鬆齡的忘年交朱緗對《聊齋》的評價時曾說：

公（指蒲鬆齡）之名在當時，公之行著一世，公之文章播於士大夫之口，然生平意之所托，以俟百世之知焉者，尤在《誌異》一書。夫《誌》以“異”名，不知者謂是虞初、幹寶之撰著也；否則黃州說鬼，拉雜而漫及之，以資談噱而已；不然，則謂不平之鳴也；即知者，亦謂假神怪以示勸懲焉。皆非知書者。而橡村先生（即朱緗）相賞之義則不然，謂夫屈平無所訴其忠，而托之《離騷》、《天問》；蒙莊無所話其道，而托之《逍遙遊》；史遷無所抒其憤，而托之《貨殖》、《遊俠》；昌黎無所攄其隱，而托之《毛穎》、《石鼎聯句》，是其為文皆涉於荒怪，僻而不典，或恢詭絕特而不經，甚切不免於流俗瑣細，嘲笑姍侮而非其正，而不知其所托者如是，而其所以托者，則固別有在也。（《東穀文集·書〈聊齋誌異〉朱刻卷後》）在蒲立德看來，曾被他祖父引為“知己”而有“青眼忽逢涕欲來”之感的王士禛也並非知己，而朱緗才是真正的知音，其表現就是對《聊齋》一書的評價，強調了“孤憤”與“寄托”，而之所以如此，是由於作者的思想深處是如屈原等輩有一顆憂國憂民之心。應該說，這種把握是比較準確的。

《聊齋》所寄托的“孤憤”，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憤”社會之不公，科舉製度埋沒和糟蹋人才。蒲鬆齡從小受的儒家教育，最大的願望便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他一生刻苦學習，希望為國家建功立業。32歲時，盡管他在科舉道路上已屢遭困頓，但當孫蕙問他仿效古代何人時，他仍然毫不猶豫地以“郭子儀”作答，不忘“他日勳名上麟閣”。不過，殘酷的現實一次次給予他沉重的打擊，使他從“人生功名須及熱”（《奉贈沈惠庵》）走到“驥老伏櫪壯心死”（《自嘲》）的地步。到1712年，終於發出“世事年來方閱盡”（《春日》）的覺悟之聲。他從大量的事實中認識到科舉取士的害人的一麵以及科舉過程中的種種弊端，從而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指出主持考政的人就像葉公一樣，並不愛真龍，世界上其實沒人懂得愛惜人才蒲鬆齡有詩句雲“葉公元不愛真龍”（《寄孫樹百》其三）、“世上何人解憐才”（《中秋微雨，宿希梅齋》其二）。，因而出現了種種可笑可悲、可恨可惡的情況。

《王子安》、《葉生》借狐、鬼之異，充分揭露了科舉製度對知識分子的嚴重摧殘。前者寫東昌名士王子安被科舉弄得神魂顛倒，精神恍惚，以至醉中望報心切，“為狐奚落”，充分展示了落第秀才的複雜心理。篇末的“異史氏曰”寫“秀才入闈”的“七似”，神形畢肖，正是先生夫子自道，尤為膾炙人口：

秀才入闈，有七似焉： 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嗬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場也，神情惝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誌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誌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縶之猱。忽然而飛騎傳人，報條無我，此時神色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餌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誌，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發入山，麵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嚐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之鳩，隻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孰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竊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床頭人醒，寧不啞然失笑哉？顧得誌之況味，不過須臾；詞林諸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子安一朝而盡嚐之，則狐之恩與薦師等。

但明倫評“七似”的描寫為“形容盡致，先生皆閱曆備嚐之言”。正因為作者是親身經曆，感同身受，所以表麵的平靜之下蘊藏了深刻的憤懣。若與作者康熙四十七年（1708）寫的長詩《曆下吟》聯係起來讀，知道所謂的秀才入闈，是在黑鞭的驅趕下，像羔羊一樣，任人嘲罵，簡直連“俳倡”都不如，對那種“視士如草芥，而不齒人行”的製度，誰能不為之憤怒？

但是，更令人憤怒的是那種無形的摧殘。《葉生》中的葉生，“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於名場”，最後悒鬱致死尚不自知，乃魂從知己，不僅教授丁公子得中“亞魁”，自己也居然“竟領鄉薦”。等到他“榮”歸故裏時，才發現依然“家貧子幼”，自己的“靈柩儼然”，不得不“撲地而滅”！真是“茫茫萬古，此恨綿綿”。這個悲慘的故事除了讓人為葉生一掬同情之淚外，更多的是激起對摧殘人才的考試製度的痛恨。作品中寫丁公子中舉後，葉生之魂說“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正是作者憤懣之極的心聲，表示了他一方麵認命，一方麵又竭力與命運抗爭的矛盾心理。

遭逢不偶的士子既然是“非戰之罪”，那麽是誰之罪呢？蒲鬆齡認為是試官之罪。他曾在許多詩裏指責試官是黑白不分的聾子、瞎子，如“益之幕中人，心盲或目瞽”（《試後示篪、笏、筠》），“顛倒青白眼，事奇真殊尤。……翻覆隨喜怒，吸呼為棄收”（《曆下吟》）。這種思想化為藝術形象注進了《司文郎》、《賈奉雉》、《於去惡》等篇中，為中國文學形象長廊留下了獨特的成績。如《司文郎》寫一個老和尚能用鼻子嗅紙灰辨別文章的高下，但他的判斷在考場上卻完全失敗： 他認為“亦中得”的王生名落孫山，而他聞之作嘔的文章的作者餘杭生卻得以高中。和尚隻好哀歎：“仆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鼻盲”之說，實是作者一大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