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借狐鬼抒“孤憤”1

假借狐鬼抒“孤憤”——《聊齋》的思想內涵

任何文學作品都是時代的產物，並以某種方式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著時代。蒲鬆齡的《聊齋》也不例外。

蒲鬆齡所處的時代正是明末清初的大變動時代，而與以前多數曆史階段的大變動不同的是，清代是一個以少數民族統治漢族的特殊時代，這在向來隻習慣於接受本民族的統治的漢族知識分子來說，又會生出許多特別的感情來。他晚年自題畫像謂“作世俗裝，實非本意，恐為百世後所怪笑也”，可見他對清朝統治者是不滿的。

蒲鬆齡誕生的明朝末年，內憂外患十分嚴重，北麵日益強大的滿族統治者正睥睨中原，沿海的“海賊”、“倭寇”也頻繁騷擾，農民起義的烽火更是此伏彼起，越燒越旺。李自成、張獻忠義軍聲勢浩大，作者的家鄉也先後發生了白蓮教、謝遷、於七等小規模起義。熹宗時（1621—1627）有童謠雲：“天下兵起，遍地皆煙。”極形象地描繪出了明末統治者坐在“火山口”之上的岌岌可危的處境。蒲鬆齡誕生這年，正值山東大旱，受災的百姓被饑餓所迫，到了吃死人肉充饑的地步。這種種嚴重的天災人禍，對蒲鬆齡不能不發生深刻的影響並且在後來的《聊齋》創作中也有所反映。

清王朝建立以後，同曆代統治階級一樣，也是軟硬兼施、恩威並用，以圖鞏固自己的統治。當它逐個收拾完殘餘的農民武裝和反叛的地方勢力後，也不忘籠絡人心。開科舉選錄人才，就是它的“文治”手段之一。但與此同時，它並沒有忘記思想的鉗製，大興“文字獄”就是它留給曆史的獨特記錄。在蒲鬆齡的一生中，著名的文字獄案就有七起： 順治九年（1652）程可則的試策案，康熙元年（1662）金人瑞的哭廟案，康熙二年莊廷瓏的《明史》案，康熙六年沈天南詩集案，康熙七年即墨黃培案，康熙二十六年朱方旦密書案，康熙五十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清王朝對文字獄的處分是殘酷無情的，哪怕是大名人，也照樣格殺勿論，而且肆意株連。像《明史》案，“主犯”莊廷瓏死後被“戮屍”，還株連殺死70多人，充軍者更不計其數。這種血腥的高壓政策，終於取得了效果：“從清朝的文字獄以後，文人不敢做野史了”（魯迅《再談保留》），“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隻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魯迅《無聲的中國》）。處在這樣一種特殊背景下的蒲鬆齡，既感到文字獄陰影的威脅，又並未被嚇倒，加之他畢竟是處在“天高皇帝遠”的窮鄉僻壤，總算還給我們留下了一部寄寓孤憤的《聊齋》。

明末清初也是宋明理學思想禁錮逐漸崩潰的時期。宋明以來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的陳腐思想，在明代就已受到猛烈的衝擊。代表資本主義萌芽的市民階層和一些手工業者，不顧明王朝的禁令，在愛情婚姻問題上表現了極其大膽的追求，甚至有矯枉過正走向色情的極端表現。諸如《金瓶梅》、“三言二拍”乃至《山歌》、《掛枝兒》等小說和民歌，都不免有一些被認為是露骨的性描寫的內容，以至於今天仍成為它們流傳之累。其中重要的原因乃是“物極必反”使然。蒲鬆齡生活的那個時代，《金瓶梅》之類的書大概已相當流行，有充分證據證明他不但讀過此書，而且還頗受書中思想的影響。他35歲時寫的俚曲《琴瑟樂》，不但多處原封不動地抄錄《金瓶梅》的內容，而且整首俚曲的基調就是歌頌青年男女新婚時**的快樂，明顯地受到《金瓶梅》的影響。在閱讀和分析《聊齋》的愛情題材小說時，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

另外，明末清初也是文言短篇小說相對繁榮的時期。我國的文言短篇小說，濫觴於《山海經》，魏晉時略具規模，形成了以《搜神記》為代表的誌怪小說和以《世說新語》為代表的誌人小說兩大流派。至唐傳奇，形成文言小說的第一個高峰。魯迅認為，到了唐代“始有意為小說”，唐傳奇“源蓋出於誌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托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唐之傳奇文》上）。隻是這些“唐代特絕之作”（同上），到了宋明，則每況愈下，逐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波瀾壯闊的長、短篇白話小說。但是，文言短篇小說由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掀起一個小小波瀾平息後，“迨嘉靖間，唐人小說乃複出，書估往往刺取《太平廣記》中文，雜以他書，刻為叢集，真偽錯雜，而頗盛行。文人雖素與小說無緣者，亦每為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置之集中。蓋傳奇風韻，明末實彌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像清初張潮輯的《虞初新誌》，就收了大作家魏禧、周亮工、吳偉業、方苞、王士禛等人150篇作品，其中真人真事與神怪靈異、烈狐義犬錯雜並出，正可說是這種彌漫天下的風氣的代表。蒲鬆齡浸**於這種“風氣”之中，很早就喜歡上了這種傳奇誌怪的文言小說。“才非幹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正是他最好的自我寫照。易宗夔在《新世說》中說：“蒲留仙研精訓典，究心古學，目擊清初亂離時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書，以抒孤憤而諗識者。”

正是在這樣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和厚實深遠的遺產基礎上，蒲鬆齡傾注了數十年的心血，才鑄就了他不朽的巨著《聊齋誌異》，使之成為唐以後文言短篇小說又一個（也是最後一個）高峰。

至於蒲鬆齡究竟什麽時候開始創作《聊齋》？現在還有些爭論，但一般認為，康熙十八年（1679）春他40歲時，此書已初具規模。因為，這年他寫下了著名的《聊齋自誌》，其中談到他寫作此書的目的、動機、經過以及感慨等等。“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明確宣告，他的著作已經完成。他的兒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說：“如《誌異》八卷，漁搜聞見。抒寫襟懷，積數年而成。”這個“數年”，可以理解為他集中精力寫作加工和編纂成書的時間。實際上，由於本書的性質屬不相關的短篇集子，而在蒲鬆齡生前又沒能正式出版，因此，在此之前收集材料，在此之後修改加工乃至增加新的篇目都是很正常、很容易理解的事。

從《聊齋》中的記載看，最早的一篇是康熙七年的《地震》：“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餘適客稷下。”時間記得如此精確，應是當時的記錄，而不大可能是事後的回憶。兩年後，他31歲時，應邀擔任寶應縣令孫蕙的幕僚，路上就有“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搖意欲仙”的詩句，而且因為在旅館裏得到人家撰寫的《桑生傳》，後來采其崖略加工成《蓮香》。次年有《感憤》詩，自述“新聞總入狐鬼史，鬥酒難消磊塊愁”（《感憤》）。說明他這時候正在積極收集素材和創作小說。康熙十八年，他在答王士禛題的《聊齋誌異》七絕時寫道：“《誌異》書成共笑之，布袍蕭索鬢如絲。十年頗得黃州意，冷雨寒燈夜話時。”（《次韻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見贈》）從康熙七年到康熙十八年春，前後正好10年左右。

《自誌》寫好之後，大概蒲鬆齡就在尋找機會爭取刊刻，所以同年“春日穀旦”，就有紫霞道人高珩的序言。康熙二十一年仲秋，唐夢賚的序中說，蒲鬆齡“於製藝舉業之暇，凡所見聞，輒為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並說“向得其一卷，輒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餘所習知者，十之三四”（《聊齋誌異序》）。說明當時《聊齋誌異》雖未出書，但已廣泛流傳，以至於一卷中十分之三四的內容，唐夢賚竟然在看到書以前就“習知”了。康熙二十年，蒲鬆齡與王士禛在畢家見麵，雖然地位懸殊，但居然“相逢快語徹清宵”。離別後，王又主動來信索要此書的原稿看，而蒲的稿本正好被別人借去，蒲回信表示“中元以後”將索回寄出。王後來看到《聊齋誌異》，對有些作品還寫了點評語，並寫了一首讀後感似的詩：“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聊齋誌異題辭》）詩雖然頗有“神韻”，實則空泛，並未搔著癢處。大概就是這段交往，後來便演化出王士禛願意以千金易《誌異》稿，代為刊刻的故事，實為無稽。蒲鬆齡晚年（1701），還致書王士禛，“與同人共錄”《聊齋》，“輯為二冊”，希望王“進而教之”，並希望靠他的“遊揚而傳”（《與阮亭王先生書》）。可見，蒲鬆齡盡管“生前名揚海內”，為《聊齋》的刊刻作了多方努力，但他生前終未能看到它的問世，這不能不說是他的悲哀。

書成後一直未能刊刻，對作者來說，可能是一個打擊，但另一方麵，也是一件好事，那就是作者可以不斷補充和反複修改他的作品。《聊齋》中有許多篇目明確寫出著成年月的遠在《自誌》之後，最晚的一篇《夏雪》記的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七月，至少是這年七月以後的作品。這說明他在1701年抄寄王士禛兩冊的基礎上還有所增加。現存的半部《聊齋誌異》原稿，一般認為是最後定稿的清稿本，但大部分不是蒲鬆齡自己抄錄的，而是多由別人代為謄抄，再由他校對修改定稿的。而這種“清稿本”上，改動還甚多。可以想見，在“清稿本”之前，蒲鬆齡是不會少作改動的。蒲箬等的《祭父文》說蒲鬆齡“暮年著《聊齋誌異》八卷，每卷各數萬言”，恐怕指的就是這個不斷修訂最後抄清的本子。它與蒲40歲時寫《自誌》稱“書成”並不矛盾。

其實，願出千金購《聊齋誌異》的人是有的，不過不是王士禛，而是山東按察使喻成龍。他邀蒲鬆齡去濟南談“易稿”之事遭到蒲的拒絕後，便將原稿還給了蒲，刊刻之事自然無從談起。在蒲生前，基本上抄全《聊齋誌異》的是比蒲小30歲的貴公子朱緗。據蒲立德的《書〈聊齋誌異〉朱刻卷後》來看，朱是打算刊刻此書的，大概是因為他突然早逝，以至於未能實現。

現在能見到的除半部稿本8冊外，最早的抄本是康熙年間的抄本，存4全冊又兩殘冊，共收作品250篇。另外，有曆城張希傑乾隆十六年（1751）的“鑄雪齋抄本”，約抄於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間的24卷舊抄本，乾隆時黃炎熙的十二卷選抄本（現缺二、十二兩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