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與不幸交織的一生3

康熙四十九年（1710），蒲鬆齡71歲時，不知是什麽原因，得以補了個“貢生”，雖然比秀才名氣稍好聽一些，蒲似乎並沒有因此而得意，所以也沒有賦詩作文記下此事。按慣例，補了貢生就應頒給旗匾和發給例金，但此事被遺忘了，以至於蒲鬆齡不得不寫詩去“求”（蒲鬆齡有《討出貢旗匾呈》、《請討貢銀呈》和《求邑令支發貢金》詩等，可證）。蒲對這些東西並不十分看重，而是帶有賭氣並提醒邑令不得破壞“國例”。他在討到“匾”之後曾作一詩曰：“白首窮經誌願乖，慚煩大令為懸牌。老翁若複能昌後，應被兒孫易作柴。”（《十一月二十七日，太令贈匾》）明顯地把它貶為喂灶之物而已，並不當作寶貝的。

由於他的年高德劭，又有點名氣，這年春天，他與好友張曆友、李希梅都被推舉為“鄉飲介賓”，並參加了鄉飲酒禮的儀式。本來，這種近似榮譽職務的獲得也屬不易，很可以高興一番的。不料他見到兩位從小長大而命運差不多的落拓朋友，竟又發出一番灰溜溜的感慨：“憶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矯首躍龍津。誰知一事無成就，共作白頭會上人！”

然而，畢竟也有令他高興的事。首先是家中生活堪稱小康，可以供他悠閑地度過晚年。有時他“苦閑拈禿筆，撥悶檢農書”（《歲暮》）；有時他斟上一壺酒，自稱為“酒隱”（《飲酒》）；有時則與兒孫對酌，享受少有的天倫之樂（《早雪，與兒孫酒瀹腐》）。他過著“夢醒無煩惱，歌呼任徜徉”的“喜憂亦兩忘”的生活（《自適》），在《老樂》一詩中更是心滿意足地描寫他的閑適生活： 架上書堆，尊中酒滿，老妻挑菜，小仆捉魚，孩子可以應對，自己樂得快活（《老樂》）。其次是他的孫子蒲立德在童子試中也考了個第一，取得了秀才資格，對於他這個一生未能得意的老秀才來說，似乎從中又得到了鼓勵，希望孫子自勵自勉，實現青雲之誌（《喜立德采芹》）。可惜，他的孫子也隻是像祖父一樣，“一經終老”而已。

盡管蒲鬆齡晚年的確有自得其樂的地方，但他的內心一直充滿著悲憤與痛苦，那是一種懷才不遇的悲痛。更不幸的是，巨大的打擊接踵而來。首先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本來就病弱的身體一年比一年差： 頭發斑白，牙齒脫落，一目失明，兩耳聾聵。這些，使他日益感到死神的逼近。接著，接連幾個年幼的孫子都因為水痘而夭亡，使他“情不可忍”。此前，他又聽到好友王士禛逝世的消息，而此後不久是與他結發56年的老伴劉氏病逝。這些紛至遝來的噩耗，對年邁的蒲鬆齡的精神是巨大的摧殘。尤其是老伴去世之後，他過著“無可奈何人似槿，不能自已淚如絲”的生活，並流露出“邇來倍覺無生趣，死者方為快活人”的厭世思想（《悼內》）。他為夫人寫的《述劉氏行實》，情真意切，發自肺腑，夫人一生言行，自己滿腔感情，躍然紙上，感人至深，催人淚下。誠如路大荒先生所說：“不隻為孺人行述，亦為先生之自述也。”（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譜》）康熙五十三年（1714），又有兩個稚孫先後夭亡；不久，再逢畢際有的夫人去世，請他作墓誌銘，他的感情一再受到刺激。這年除夕，照例是全家團聚的大喜日子，但因孫亡妻逝，自己又老病纏身，不能不引起無限傷感。對著圍爐親人的笑語，他卻“朝來不解緣何事，對酒無歡隻欲愁”（《除夕》）。

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初五，蒲鬆齡率全家祭掃先父之墓，受了風寒，經醫生診治，病情略有好轉。上元節這天，他叫人把弟弟鶴齡請來家中作團之會，還自恃身體好，行動不要兒孫扶持。二十二日早上，鶴齡不幸逝世。傍晚，蒲鬆齡也依窗危坐，無疾而終。一代巨匠，就這樣在淒冷時節默默無聞地解脫了人世間的煩惱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