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與不幸交織的一生2

蒲鬆齡究竟何時開始動筆寫《聊齋》，沒有明顯的資料作證，但南遊前後至少是他創作的一個**應是沒有疑問的。從現存的《南遊詩草》以及《聊齋》的一些故事來源看，他這一段時間忙於搜集、整理、改寫、創作《聊齋》的許多故事。在他南下途中，有詩雲“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搖意欲仙”（《途中》），顯然是與同行的旅人談論他的《聊齋》故事。在寶應做幕僚期間，有一次收到一封家書，有感而發給孫蕙、劉孔集寫了一首詩，詩中說道：“新聞總入狐鬼史[“狐鬼史”原為“《夷堅誌》”，此據清抄本《聊齋偶存本》]，鬥酒難消磊塊愁”（《感憤》），則更具體提到了他已經在做把聽來的故事整理加工成書的工作。《聊齋》也許最初作者就是想取名為《狐鬼史》的（作者在許多作品後麵的議論都叫做“異史氏曰”，似乎也透露了這種消息），大約後來才改變了主意。

幕僚生涯使他來回兩次長途跋涉，中間又隨孫蕙去過其他城市，這就大大增加了他接觸生活的廣度；在代孫蕙處理政務的過程中，又極大地鍛煉了他的思想深度。而這些，正是他能創作好《聊齋》的重要條件。沒有這次南遊的幕僚生涯，蒲鬆齡的創作肯定是要遜色不少的。

康熙十年（1671）秋，蒲鬆齡急著要回家，主要是想參加第二年的鄉試，希望能夠走上中舉做官之路。他在這年八月參加覺斯、螽斯兩侄的邀飲時寫了一首詩：“羈旅經年清興減，消磨未盡隻雄心”（《八月新歸，覺斯、螽斯兩侄邀飲感賦，得深字》），顯然是對中舉做官的“雄心壯誌”仍抱有希望和信心。一方麵對自己的才學滿懷信心；另一方麵，他還持有孫蕙的一封推薦信，使他不免有勝利在握之感。但是，考試結果仍然是名落孫山。這給了他一次沉重的打擊，以至不顧“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古訓，竟然“長腮我自暴清流”（《贈王淑子孝廉》），可見其痛苦之深。他還寫詩給孫蕙，哀歎自己命運不好（“我困遭逢數亦慳”），抱怨仕途風波險惡，同時，對自己今後的去向，心裏也充滿了矛盾，並已露出要在文學事業上尋出路的意思（《寄孫樹百》）。孫蕙收到他的詩後，即回信表示慰問，對他的推薦信“無靈”表示抱歉；同時，又寄上他自己選的科舉考卷，要蒲鬆齡“斂才攻苦”，即放棄他的《聊齋》創作，專攻八股文，認為這樣才有希望成為“第一流人物”（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譜》）。

蒲鬆齡對老朋友的勸告當然不會無動於衷，但他似乎終於沒能認真去做。首先是他為生活所迫，要解決一家老小的吃飯問題。所以，他落第後就設法找工作，為富貴人家教孩子，同時，努力攻讀八股文。王洪謀《柳泉居士行略》說：“自是以後，屢設帳縉紳先生家，日夜攻苦，冀得一第。”（同上）但是，“一第”終於沒有得到，而“設帳縉紳先生家”卻成了他後半生的主要內容。他大概換過許多東家，直到40歲左右，才在畢際有家長期逗留下來。

其次是他大概不願放棄他的“狐鬼史”的創作，難以集中精力去“攻”八股。因為，現存的《聊齋》四百多篇作品，至少在蒲鬆齡40歲以前已經初具規模。所以，他在坐館之餘，恐怕大部分時間還是花在寫作《聊齋》上，而不是去鑽研時文。為了此書，他肯定是“超負荷”工作，以至身體都搞壞了，“四十衰同七十者，病骨秋來先覺”（《念奴嬌》），這種未老先衰的悲歎曾多次在詩詞中出現。

在蒲鬆齡近50年的塾師生涯中，他大約做了這樣幾件事：

首先，當然是教書。40歲以前情況不很清楚；40歲以後，在同鄉王村西鋪畢際有家坐館，一坐就是30年。畢家號稱“三世一品”、“四士同朝”，聲威顯赫，雖至畢際有時已經走下坡路，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鄉裏還是很風光的。蒲鬆齡以年俸16兩以上銀子的微薄收入為畢家教育8個孫子。由於他們的年齡相差較大，蒲鬆齡在課程設置上肯定要有所區別，因而肯定要增加他的工作量。西鋪雖然離蒲家莊不過幾十裏，但蒲鬆齡也沒辦法經常回去，隻是春節前後，才有一段很短的時間回家與家人團聚。母親顧不上侍奉，兒子顧不上培養，妻子也無法愛撫，對蒲鬆齡來說，是很痛苦和不幸的事。有一次，他曾對兒子笏這樣說：“我為糊口芸人田，任爾嬌惰實堪憐。幾時能儲十石粟，與爾共讀蓬窗前。”（《子笏》）他的內心世界，於此可見一斑。

但是，在畢家也有舒心的事。首先，“束修”雖低，但較之農耕已有天壤之別。30年中，蒲家從常常憂貧愁病、衣食難繼的困境逐漸發展到催科不怕，衣豐食足，乃至於添置了幾十畝田地，雇傭了奴仆，固然與孩子們長大、勤勞致富有關，但蒲鬆齡的“束修”無疑是個重要財源。物質生活的逐漸改善，使他解除了後顧之憂，能夠致力於他所喜愛的文學事業。

其次，是畢家給他提供了一個比較舒適的讀書、寫作的環境。畢家雖富貴，卻不以富貴驕人，尤其是畢際有去世後，次子畢盛钜主持家政，他待蒲鬆齡如師似友，使蒲鬆齡更感到溫暖，好像在自己家裏一樣隨便。從物質條件來說，衣食之外，畢家還有很豐富的藏書，很氣派的花園——石隱園，還有一間很好的書房——綽然堂供先生使用。這些，使得蒲鬆齡在授課之餘，有充足的時間和條件用來讀書、寫作，較之他自己的三間老屋不知要好多少倍。蒲鬆齡之所以在畢家30年才撤帳，一方麵固然是感於主人的一再盛情挽留，另一方麵恐怕也是留戀這裏的良好環境，希望在此成就他的事業。實際上，《聊齋》的潤色、增飾和最後完成，以及蒲鬆齡其他許多作品的創作，都曾得益於這個良好的環境。

另外，畢家還給蒲鬆齡提供了廣泛結交文人墨客和達官貴人的條件。其中，與王士禛的結交對蒲鬆齡有著一定的影響。王士禛與畢家有“三四世姻親之好”。大約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前後，王（士禛）丁父憂，在家居喪期間，曾到畢家，遇到了蒲鬆齡。兩人不顧身份懸殊，竟一見如故，“相逢快語徹清宵”（《五月晦日，夜夢漁洋先生枉過，不知爾時已捐賓客數日矣》），此後，王又兩次主動給蒲寫信，索要《聊齋》手稿並加以品評，給以高度評價。這使蒲鬆齡十分感激，視之為知己，並希望他的作品能借重王氏之名得以“遊揚而傳”。他曾有詩記此次會見：“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風披拂凍雲開。窮途已盡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來。一字褒疑華袞賜，千秋業付後人猜。此生所恨無知己，縱不成名未足哀！”（《偶感》）可見其激動的程度。

以王士禛這樣的京官兼詩壇盟主，對蒲鬆齡如此青眼相加，無疑大大提高了蒲鬆齡的身價。因此，要求會見蒲鬆齡或請他代為作文的人也日漸增多。

坐館期間，蒲鬆齡一方麵教畢家的孩子，一方麵自己仍不忘進取。是否每三年都去參加鄉試，未見記載，但他48歲、51歲時兩次鄉試，分別因為“闈中越幅”和“二場抱病不獲終試”而被黜，給他的打擊是毀滅性的。他兒子蒲箬說，他在夫人的勸告下，從此不再“闈戰”，但實際上在此後他大概還是去考過的，僅從他此後還作有不少“擬表”便可說明這一點。至於思想深處，更是時不時會泛起中舉做官的念頭。有時看見旁人升遷，甚至得知孫子中了秀才之類的事，也會自怨自艾一番，康熙四十一年（1702），他還在詩中表達了“死灰複欲然”（《寄紫庭》）的意思。這些都生動地展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悲劇經曆。不幸的是，好像有其師必有其徒，蒲鬆齡以滿腹才學，不僅不能為自己搏一第，而且也沒有教出一個蟾宮折桂的學生。畢家八個學生最好的隻是拔貢入監，差的連個正額的秀才頭銜都沒得到。奇怪的是，他的“教績”如此之“差”，畢家倒沒想到換老師，反而一再挽留他。也許是畢家這些紈袴子弟的確是不堪**，也許是蒲鬆齡自己沒有鑽透時文的精髓，因而“誤己誤人”，但30年坐館隻得到如此成績，蒲鬆齡自己大概心裏也不好受。他一方麵感激“鮑叔深交念我貧”（《贈畢子韋仲》），另方麵對於畢家“歲容南郭濫竽吹”（《南山壽畢年老母》），也有些慚愧。《葉生》寫一個塾師葉生生時困於名場，死後變鬼倒教出了一個進士及第的學生。作品中葉生說，他這樣做是在認“命”的前提下，“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葉生的這些話，大可以看作是蒲鬆齡的夫子自道。這樣寫，大概既是一種自我安慰，也是試圖自我解脫的一種嚐試吧。

可堪告慰的是，蒲鬆齡不僅在此期間繼續增寫與潤飾他的《聊齋誌異》，而且還創作了大量俚曲和編纂了許多麵向農村的通俗讀物和實用書，為俗文化的傳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這些被文人雅士看不上眼的東西，蒲鬆齡卻能兢兢業業去做，樂而不疲，這恐怕也正是“半生淪落”的結果。倘若他平步青雲，做了大官，大概便無緣也無暇顧及這些東西了。就這點來說，蒲鬆齡個人的不幸，卻又成了中國通俗文化的大幸。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底（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譜》說是康熙四十九年才“家居”，見《蒲鬆齡集》，第1801頁），蒲鬆齡70歲的時候，終於結束了長達50年的塾師生涯。他告別畢家，回到了自己家裏，開始了暮年的鄉居生活。從這一年到他逝世，雖不過6年時間，卻也是大喜大悲，變化多端，日子過得並不平靜。

辭館歸家的蒲鬆齡本想安度晚年，享受難得的天倫之樂，所以，對於有人請他出去做“學長”，他力加婉拒。但是，他的個性使他對於社會上不公不平之事不能沉默，往往會不自量力地挺身而出，抗爭一番。為漕糧之事上書王士禛就是一例。他大膽抨擊“積蠹”康利貞，終於使王士禛撤消了對康的支持，為淄川人民辦了一件好事。當康轉而投奔進士譚再生時，蒲鬆齡再與別人聯名給譚寫信，希望譚能加以拒絕。同時，他還寫信給縣令吳堂，要求將康利貞“永行褫革”。僅此一件事，可見蒲鬆齡的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