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與不幸交織的一生1
幸與不幸交織的一生——蒲鬆齡的複雜人生閱曆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少作家有著傳奇式的生平，豐富、複雜的經曆。比較起來，蒲鬆齡的一生要平凡、簡單得多。雖然如此，卻也交織著幸與不幸。
蒲鬆齡生於明末清初，經曆了複雜而激烈的社會動**，造成了他生計的困窘，但也極大地豐富了他的閱曆；他青年時期在秀才考試中脫穎而出，但此後卻屢困場屋，使他無法進入官僚階層，卻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偉大的作家；他長期坐館，身居下層，個人飽嚐辛酸，倒使他與下層勞動人民呼吸相通，有充分的資格充當他們的代言人。總之，他個人經曆的這些挫折與不幸，為他進入中國文學史上的最高藝術殿堂創造了條件，又何其幸也！
蒲鬆齡於明崇禎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生於山東淄川縣滿井莊（今蒲家莊）。其先祖可考者為元代總管蒲魯渾、蒲魯仁，為“般陽土著”，故有人認為蒲鬆齡應是蒙古族人，也有人稱之為回族、女真族人。
蒲鬆齡的父親蒲盤，字敏吾，“少肯研讀，文效陶鄧，器識超遠，淹博經史”（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譜》），但到20多歲時，還沒考上秀才，加上明末戰亂，便憤而棄文經商，家稱小康。為人不求聞達，樂善好施，到了晚年，連舉四子，生活則日見艱難，以至於“不能延師，唯躬自教子”（蒲箬《柳泉公行述》）。幾個孩子中，蒲鬆齡天資聰明，“經史皆過目能了”（同上），最受蒲盤鍾愛。他把自己科舉失意的痛苦埋於心底，精心培育孩子，希望蒲鬆齡能踏上仕宦坦途，搏取功名，實現自己的未竟誌願。
蒲鬆齡的少年時代，是一個充滿血與火的時代。腐敗的明王朝在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的沉重打擊下，迅速瓦解，北方崛起的滿族統治者依靠武力逐漸南侵，不久即取明而代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
清王朝在鞏固自己政權的過程中，恩威並用，一方麵以武力先後消滅各起義軍和殘餘的南明王朝勢力；一方麵采取籠絡漢人的各種懷柔政策，其中包括從明王朝繼承過來的開科取士製度，使天下之士盡入其彀中。可憐的讀書人無路可走，隻得以努力應試為“正途”了。蒲鬆齡雖稱不上“遺少”，但畢竟經曆過兩個王朝，幼小心靈中的這些烙印後來在他的作品中多少看得出一些影子。特別是發生在他家鄉的謝遷起義，曾波及他的居住地，受到他父親及叔叔的抵抗，不能不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蒲鬆齡從小跟父親讀書，雖沒有受教於學府，但經史子集，詩文詞曲，卻無不打下紮實的基礎。由於身處鄉間，還造成了他對鄉土文學及農村實用書的巨大興趣。他後來之所以能寫出很好的方言俚曲及一大批麵向農村的啟蒙讀物，是與他的這種獨特經曆分不開的。
蒲鬆齡在16歲之前，父親便給他訂了親，對象是“文戰有聲”的劉國鼎的次女。16歲那年，民間盛傳順治皇帝“將選良家子充掖庭，人情湧動”，劉國鼎擔心女兒被選進深宮，便提早將女兒送到婆家；過了兩年，蒲鬆齡18歲時，才正式結為夫妻。劉氏為人溫和謹慎，樸訥寡言，頗得婆婆歡心，但遭到妯娌的非議，以至於蒲鬆齡的父親不得不讓幾個兒子分家，自立門戶。在財產分割上，鬆齡夫婦大概比較老實，所以甚是吃虧： 分到20畝薄田，“歲歉”時隻能收“荍五鬥，粟三鬥”，雜物器具好的被兄弟搶去，住房是“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閑房皆具；鬆齡獨異： 居惟農場老屋三間，曠無四壁，小樹叢叢，蓬蒿滿之”（《述劉氏行實》）。但是，劉氏安貧樂道，勤儉治家，使蒲鬆齡在家無凍餒之苦，出外無後顧之憂，堪稱是知心的賢內助。他一生文學有成，《聊齋》能取得如此成就，劉孺人功不可沒。
青年蒲鬆齡，年少氣盛，刻苦努力，經、史、詩、文之外，對於當時的科舉科目，自認為也是爛熟於心；加之新婚燕爾，自然春風得意。19歲參加秀才考試，在淄川縣、濟南府、山東學道的三場考試中，連連奪冠，補博士弟子員，從此“文名藉藉諸生間”。主考官施閏章愛才如命，對蒲鬆齡的才氣大為讚賞，認為他的文章“直足以維風移俗”，而且“觀書如月，運筆如風，有掉臂遊行之樂”。而蒲鬆齡對於這位賞識他的主考官的文才人品也極為推崇，在他後來寫的《胭脂》小說中，曾這樣說道：“愚山先生（按： 即施閏章）吾師也。方見知時，餘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如恐不盡；小有冤抑，必委曲嗬護之，曾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真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士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
可惜，封建社會裏，像施閏章這種“愛才如命”的有權勢人物太少了，致使像蒲鬆齡這樣的青年終於升不上去，無法施展其才能，實現其抱負。在秀才考試中奪得三連冠的蒲鬆齡，曾經躊躇滿誌，自以為蟾宮折桂，指日可待。第二年，與張篤慶、李希梅、王鹿瞻等結“郢中詩社”，希望“由此學問可以相長，躁誌可以潛消，於文業亦非無補”（《郢中社序》）。但此後，盡管他刻苦鑽研製藝，仍是“如棘闈輒見斥”，文戰屢屢不利，直到撒手人寰，仍是個白衣秀才。這是他個人的不幸。但正是這種不幸，刺激了他走上了另一條路，開始注意搜集、整理和創作他的《聊齋》，這又是文壇之大幸。
蒲鬆齡在秀才考試中連連奪冠之後，可能就成了父親的“重點培養對象”，免除了他的農作任務，讓他“一心隻讀聖賢書”。這種特殊的待遇，在兄弟之間或許不至於有所非議，但妯娌之間，未免生出許多嘰嘰喳喳的問題，以至於塚婦與娣姒若為黨，“時以虛舟之觸為姑罪，呶呶者競長舌無已時”（《述劉氏引述》），從而導致了分家。分家之後，“薄產不足自給，故歲歲遊學，無暇治舉子業”（蒲箬： 《柳泉公引述》）。不久，父親病逝，更如雪上加霜，使他的日子越發難過。
在考取秀才以後直到31歲去做寶應縣令孫蕙的幕僚之前這10多年間，蒲鬆齡的事跡難於稽考，據蒲箬等的《祭父文》雲：“若夫家計蕭條，五十年以舌耕度日，……而東西師生三十年，……無過於刺史畢先生家。”蒲鬆齡70歲才結束西鋪坐館生涯，按“五十年以舌耕度日”的說法，那麽應是從20歲左右便開始了他的“遊學”生涯。這種遊學，很可能是與一些富裕人家的子弟一邊讀書，一邊做些文字工作，換取一定的報酬。據袁世碩考證，在進入畢家之前，蒲鬆齡可能還曾在沈燕及、李希梅、王八垓家“遊學”過參見袁世碩《蒲鬆齡事跡著述新考》，第26—49頁。，應該說是有道理的。
在家計十分艱難的情況下，蒲鬆齡“無暇治舉子業”，也許是沒參加鄉試，也許是匆忙準備後去參加結果落選，而這又加劇了他的窮困。直到康熙九年（1670）他31歲那年，生活才出現了一線轉機。這一年，比蒲鬆齡大8歲的同鄉孫蕙到江南寶應縣當知縣，特邀他去做幕僚，專司文書筆劄。這種差使較之坐館，報酬無疑要優厚得多，名聲也好聽一些，但對蒲鬆齡來說，他一生中這唯一的一次南遊和幕僚生涯，卻是他深入認識社會的最好契機。
蒲鬆齡於康熙九年夏秋之交動身去寶應，第二年秋天辭幕回故裏。雖不過一年多時間蒲鬆齡《傷劉孔集》詩有“千裏蓮花幕，連床經歲餘”之句。，但對他的一生以及他的《聊齋》創作的影響卻是至為重要的。
縣衙門是官場的縮影。作為縣令的孫蕙幾乎什麽都要管，而且他還兼任了漕官、驛官的差使，送往迎來，應付上麵的來人，有如“聲使”，“婢膝奴顏，則狀同伏鼠”；同級官僚，有趁災荒賤買小姑娘為妾的**棍，有企圖私吞漕米、驛馬的貪官；下麵的土豪劣紳，有依仗勢力魚肉鄉民並不把縣令放在眼內的惡棍等等。因為孫蕙都要蒲鬆齡這個高級幕賓代為應對，隻能把事情真相和盤托出。這就使他對吏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聊齋》中那些揭露官場黑暗、官吏魚肉百姓的名篇，如《夢狼》、《席方平》、《紅玉》等等，之所以寫得那樣生動，那樣有血有肉，與作者這段經曆是分不開的。
一年多的南遊，蒲鬆齡除了在寶應外，還隨孫蕙去過高郵、揚州等地；另外，還途經了不少地方，飽覽了大自然的美麗風光，閱盡人間的冷暖。同五花八門的人打交道，為他寫作的倉庫增添了許多素材。如他南下途中經沂州時，因避雨住進一家旅店，與一個名叫劉子敬的人抵足長談。劉向他講了一個動人的鬼狐與人的戀愛故事，並送給他王子章撰寫的萬餘字的《桑生傳》，他便據此寫成了動人的名篇《蓮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