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蒲鬆齡晚年的詩歌1

蒲鬆齡晚年的詩歌

公元1710年，蒲鬆齡71歲時，終於結束了在畢家長達30年的坐館生涯，回到了自己家中，開始了一種退休賦閑的新生活。到1715年他76歲去世，一共6年時間。這段時間雖然不長，但在蒲鬆齡一生中卻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蒲鬆齡這幾年的詩歌創作，對我們研究他的思想和小說創作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蒲鬆齡撤帳歸來，家中有“養老之田五十餘畝”，國稅則由兒子分擔，他得以“棲遲偃仰，抱卷自適，時邀五老，鬥酒相會，以敘生平、話間闊，差可自娛”，除了在鄉裏作些調解工作，就是出遊、會友、讀書、寫作，而其中寫詩是他最主要也最有成績的一個方麵。按照盛偉同誌編的《蒲鬆齡全集》（學林出版社1998年版）的考訂，蒲鬆齡在這6年中共存詩歌91題113首，其中，1710年10首，1711年18題28首，1712年16題18首，1713年21題26首，1714年26題31首。大約占蒲鬆齡現存全部詩歌的9％。這些詩歌的內容大約可分為3類： 一是感時，二是評史，三是述懷。“詩言誌”。蒲鬆齡晚年的詩歌更是他心聲的流瀉，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真諦，靈魂的歸宿。下麵試分別細述之。

一、 “自笑顛狂與世違”

蒲鬆齡滿腹經綸而始終懷才不遇，雖然年輕時連考三個第一博得一個秀才頭銜，但從此再也“升”不上去，72歲才補了一個貢生，大有安慰性質。盡管他終其一生隻是一個布衣，可始終沒有忘記世情。因為蒲鬆齡是一個儒者，深信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入世思想，身居陋室，心憂天下。坐館期間及此前，他的創作就是入世的，他的《聊齋誌異》被人認為是他“救世婆心切”的產物。退休回家後，他也曾有過“閉門坐臥手一卷，不欲事態入吾眼”（《白發翁》）的決心，但是，遇到他看不入眼的事態，他最終還是忍不住要發言。他“自笑顛狂與世違”，對人間黑暗、世事不平，明知沒有回天之力，但還是忍不住要大聲疾呼。他積極“幹預生活”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麵：

一是代為人民鼓與呼。

在他剛回來的那年，聽說貪吏康利貞因厚賂王漁洋而得以官複原職，他即毅然給王漁洋寫信，要求出麵阻止，並且與人聯名給吳縣令寫信重申這個要求。到家中之後，雖然更加遠離官場，但政府和官員的陰影仍時時籠罩在他和其他平民百姓的頭上。他仍然有話想說。請看《十一月初五日，官征漕糧》：

冬閑應得萬農歡，白著增加措備難。

時值大平終歲苦，惟翹白首望清官。

所謂“漕糧”，實際上是清統治者強加在農民頭上的額外的苛捐雜稅，它規定，農民除了要交地丁稅等之外，還要上繳不同比例的米豆，漕運到京師。雖說上有定例，但經辦的官員往往趁機亂收費，攪得老百姓在“太平”歲月裏沒有太平日子過。蒲鬆齡所在的淄縣便是一例。他在《與孫爻文轉示吳縣公》文中說：“吾邑自張公改民解為官解，當日隻收正米之價，每石不過六錢，……此後每易一官，必增一二分。韓公初任，加至一兩二三錢，至臨終之亂命，則至一兩六錢，而怨聲以作。去年則權官如劫，更不堪言矣！漕糧之害，一甚於高，高益甚於李合經，去年康利貞則腰纏萬貫而逃。小民有盡之血力，縱可取盈；蠹役無底之貪囊，何時填滿！”這首詩用一句“時值太平終歲苦”把漕糧帶來的危害揭露無遺！“太平”時尚且如此，饑荒、戰爭等不太平的時候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關心身邊的社會問題。也許與他自己是一個老人有關，他的目光所及較多集中在老人失養的社會現象上。《老翁行》寫一個有兒有孫的八旬餘老翁“耳聾目暗牙齒無”，但受到兒孫的遺棄，衣食無著，饑寒交迫。作者氣憤地寫道：“早知梟鳥仇相向，墮地一啼置隘巷！”借用老翁的口吻，早知今日兒孫這樣不孝，不如在他們剛生出來的時候也棄之不管！當然，這是氣話。事實上，直到今天，遺棄、虐待老人的現象還是司空見慣，但對於剛剛生下來的孩子，誰都是當成寶貝一樣的，怎麽舍得“置隘巷”！作為對照，蒲鬆齡在《孝婦行》中熱烈謳歌盡心盡力侍養孤老公公的孝婦。她無微不至地照顧公公，家裏困難，她就“拮據供甘旨，藜藿乃自甘”，做到克己奉“公”，使公公晚年過得舒心。同樣是80多歲的老翁，一個為子孫棄養，衣食無著，又凍又餓，“破帽無簷垂敗絮，襪履皆穿足趾露”；一個為孝婦奉養，豐衣足食，“老翁樂陶陶，忘卻衰憊艱”。這裏其實寄托了蒲鬆齡的愛憎。但令人不平的是，前者虐待老人的行為沒有受到社會的譴責，而後者的敬老行為也受不到表彰，當蒲鬆齡寫好表彰信給有關“領導”時，卻被擱置一邊。因為“仍須備常例，方得聞宰官”！不給“好處”，就讓好事湮滅無聞！這樣的腐敗怎不令人憤慨！

《貧女》則譴責了社會上在婚嫁問題上嫌貧愛富的醜惡行為。它通過東家二女因夫婿貧富不同在回娘家時受到的不同待遇，狠狠批評了嫌貧愛富的父母，對貧女義正辭嚴地批評父母之後“拂衣出門去”的舉動，給予了深切的同情。

三是關心自然與人的關係，盼望風調雨順。如《禾災》寫穀的危害，把朝廷免去兩稅帶來的一點點希望全化成了泡影。《大雨》寫作者久旱盼雨、雨久複盼天晴的複雜心情，無非是希望老天爺能給農民一個好的收成。

蒲鬆齡這種疾惡如仇、關心民瘼，不願與黑暗社會邪惡勢力同流合汙的精神品質是一貫的，到老了也沒有銷蝕其光芒。大有詩聖杜甫“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的遺風。

二、 “漫開濁鏡論千秋”

蒲鬆齡回家後，讀書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回家頭一年作的《鬥室》說：“短榻信抽引睡書”，《寂坐》中說：“生平喜攤書，垂老如昔狂。日中就南牖，日斜就西窗。”簡直是一天到晚，手不釋卷。年紀大了，讀書容易忘記，但還是要讀：“讀過旋忘猶抱卷”。（《大雪連朝》）身體其他器官不好，隻有眼睛還能看東西，他還是要讀：“僅目一官能盡職，翻書幸足開心情。閉門坐臥手一卷，不欲事態入吾眼。”（《白發翁》）他讀些什麽書呢？一類是消愁解悶的： 如《讀書》稱：“老惟此物堪消悶，鰥更無聊借解愁。”這類書大概也包括他所謂的“引睡書”。但是，他人雖回家，心卻繼續掛念著國家和人民，因此，他常讀的還有另一類書就是曆史書。“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特別是他夫人去世、幼孫夭亡之後，他心情大惡，“然寢食左右，必有古史一卷，感則作詩以評騭之，此亦破寂遣懷之一方也。”（《行述》）從蒲鬆齡的詩歌看，他讀史的目光投向了魏晉南北朝和隋唐的曆史。“烏啼漏下不成眠，半夜挑燈讀《南史》。”（《雪夜布被》）“讀史迄漢唐，不可複聊賴。”（《讀史》）都是最好的說明。為什麽這段曆史引起了蒲鬆齡的興趣？也許是他的興之所之；也許是補他坐館期間讀書的缺憾；也許因為這段曆史是中國古代一段很有特色的曆史，並且與明末清初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之處，使他可以借題發揮：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四分五裂，天下大亂，漢民族與少數民族在刀光劍影中實現了大融合，文化也得到了一次大發展。真有點應了“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論斷。繼之而起的隋唐不僅給中國帶來了統一，而且帶來了經濟、文化等等方麵的繁榮。

我們現在不知道蒲鬆齡是通讀還是選讀這一段曆史，但從他留下的詩歌來看，他很可能是跳躍式地抽看，當然也可能是他在通讀的基礎上隻揀自己最有感觸的人和事寫成詩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所關注的重點所在。按照作詩時間的先後，除了《讀史》四首之外，他所寫的六首評價曆史人物的詩分別是寫崔伯淵（北魏）、劉士安（唐）、元稹（唐）、慕容衝（後燕）、楊妃（唐）、褚遂良（唐）。從這些詩歌中反映他所關注的曆史事件及曆史人物以及他對他們的評價，很值得我們注意：

一是反映了他典型的儒家的曆史觀。他的《讀史》四首是他的曆史觀的“綱領”。第一首抨擊的是統治者不擇手段的篡奪政權，還要虛仁假義，情態醜惡，令人作嘔。從“九錫求速加，讓表成已久。自加還自讓，情態一何醜”來看，似乎是暗指曹操的。曹操在正統的封建統治者及儒家文人眼裏，是一個不符合“君君、臣臣”綱常的人物，所以在舊戲舞台上，他被塗了白鼻子。蒲鬆齡對曹操從來沒有好感，在《聊齋》中有好幾篇可以說是罵曹操的作品。這首詩以曹操為例揭露篡權者醜惡的嘴臉還是有其鞭撻作用的。第二首講奸臣亂國，也是中國曆史上的普遍現象。詩中認為奸臣之所以得勢是因為善進“諂言”，致使皇上受迷惑而分不清忠奸是非，但後麵說的“哀哉亂世主，如貉同一丘”，雖則局限在亂世，但已經窺見了中國曆史上皇帝和奸臣其實是互相需要、互相利用的本質，雙方本來就是“一丘之貉”！第三首評述曆史上小人殺君子易，君子除小人難的現象，隻是舉出一些史實，發出呼籲，希望能夠避免類似的悲劇重演，但他也開不出救治的良方。第四首講宦官之害。這也是中國曆史上的一種特殊現象。詩中把宦官誤國歸咎於“刑餘性鷙忍”顯然是錯誤的。其實，宦官與外戚、奸臣的禍國殃民，罪魁禍首都是皇帝。蒲鬆齡詩中的觀點與曆來正統的儒家文人是一致的，都未能窺破其中的消息，我們不能怪他，但他提出這些曆史現象加以譴責，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二是他對曆史的新見解，難能可貴。在他評說的6個曆史人物中，對元稹和褚遂良是褒貶參半，認為他們在創作上和書法上的成就值得稱道，但是人品卻大有瑕疵。這種既不以人廢文（藝）又不寬恕文人的惡劣政治品質的辯證思想，是難能可貴的。《元稹》一詩最後告誡：“貪衷若按抑，身名益彪炳。”應該看作不僅是對元稹，而是對所有的“古詞人”今詞人的藥石之言。《楊妃》一詩一反前人美化唐玄宗、歸罪楊貴妃的成見，不但大膽地肯定楊貴妃“三十八齡殉社稷，還留風韻在千秋”，洗刷了是因她引起國亂的誣蔑，而且肯定她是為國捐軀，流芳百世，從而有力地駁斥了“女人禍水論”。蒲鬆齡的《聊齋誌異》大量描寫了美麗、善良、高尚的女性形象，應該說是與他這種能正確對待婦女的先進觀點有關。三是注意一些不太引人矚目的人物，如慕容衝、崔伯淵、劉士安。慕容衝（作者誤為慕容垂）是一個靠以男色侍人的無恥之徒，做了一年多的後燕之主就被人殺掉。蒲鬆齡是懷著極其厭惡的心情來寫他的，末兩句“此類稱天王，亂世良可哂”，點出了社會混亂是沉渣泛起的原因，是頗有眼光的。《崔伯淵》寫才智之臣的枉死，在痛斥昏庸的君主的同時，要求他們“刻刻宜自儆”，學會保護自己。《劉士安》歌頌了“股肱”之臣劉晏，鞭撻了“聚斂”之臣楊炎，重點仍在於譴責“信饞”的皇帝，以至於造成了天道反常，國勢不張的嚴重後果。這三個人在曆史上較少被人提到，蒲鬆齡專門以他們為詩，肯定是有感而發。有同誌說蒲鬆齡有的詠史詩是“為詠史而詠史”，恐怕是不確的。應該說，他的詠史詩都是同詠懷緊緊相連的，隻不過有的表現得明晰，有的表現得隱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