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蒲鬆齡的實用雜著
（四） 實用雜著
偉大的作家，他的心永遠係著人民。蒲鬆齡作為一個下層知識分子，時刻記掛著周圍不識字的勞動人民。他寫俚曲，目的之一就是要讓那些不識字的農民受到教育和感化。此外，他還利用空餘時間，編寫適合農村需要的實用雜著，以圖對農民們有所裨益。
他的實用雜著，張元墓表的碑陰記有“《省身語錄》、《懷刑錄》、《曆字文》、《日用俗字》、《農桑經》各一冊”。另據《聊齋文集》，蒲鬆齡還編有《婚嫁全書》、《藥祟書》、《家政外編》、《家政內編》，摘抄有《會天意》、《觀象玩占》等書。現在可見的有載於《蒲鬆齡全集》的《曆日文》、《省身語錄（殘稿）》、《曆字文（殘稿）》、《日用俗字》、《家政外編》、《家政內編》、《農桑經》、《藥祟書》等。
《日用俗字》寫成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作者《自序》稱：
每需一物，苦不能書其名。舊有《莊農雜字》，村童多誦之。無論其脫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點畫，率皆杜撰。故立意詳查字匯，編為此書。土音之訛，如“豭”讀為“腳”，“種耜”讀“種使”之類，悉從《正字通》。其難識者，並用音切於大字之側；若偏旁原係諧聲，例應讀從半字，概無音切；或俗語有南北之不同者，偶一借用，要皆字匯所有，使人可以意會。雖俗字不能盡誌，而家常應用，亦可以不窮矣。
文字雖短，但把他編寫此書的目的、動機、方法、效果等等都講得很清楚。全書主題分為31章，如“身體章”、“莊農章”、“養蠶章”、“飲食章”等等。每章均采取七言詩的形式，將有關的字巧加編排，使內容既有一定內在聯係，又便於記誦。有些還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如《莊農章》開頭就說：“朝廷自古重耕田，生意百行他占先。莊稼忙亂無頭啟，隻有冬月稍清閑。”反映了他的重農思想以及對農民一年到頭忙碌的同情。《兵器章》說：“太平武備莫生疏，插靶射箭如投壺。……好官日日拿賊盜，輕者夾帩重者誅。城不門鄉安穩，從今天下一賊無。”表現了他的“常備不懈”思想和強化治安的理想。《僧道章》認為庵觀養的是“自己不能受辛苦”的“閑人”，對僧道做法事心不在焉以及嫖賭（“布食銀下場中注，抄化錢買被底春”），頗有些不敬，對我們理解《聊齋誌異》的思想有重要啟示作用。另外，作者反對賭博、狎妓，主張安分守己，不要爭訟，也不大相信風水，對農村中的手工業者木匠、泥瓦匠、鐵匠、石匠、裁縫、皮匠等頗懷敬意。這些都很可注意的。
《農桑經》收《農經》71則，《蠶經》21則，《蠶經續補》12則。（還有《蠶祟書》、《養樹》、《接樹》等）。前者按農曆月份敘述農事的宜忌，後二者則按內容介紹養蠶收繭的要點，堪稱是生產經驗的總結。作者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序中說：
居家要務，外惟農而內惟蠶。昔韓氏有《農訓》，其言井井，可使紈袴子弟、抱卷書生，人人皆知稼穡。餘讀而善之。中或言不盡道，或行於彼不能行於此，因妄為增刪；又博采古今之論蠶者，集為一書，附諸其後。雖不能化天下，庶可以貽子孫雲爾。
裏麵固然有一些從書本移植來的知識，但有不少是總結當地的生產經驗，且寫得頗為生動，如《二月》中的《壩堰》：
山地得力在堰，缺處宜早修，水口宜急塞，或加填疊。一則不致衝決，二則雨水落淤，名為“天下糞”。若水大不可遏防者，則以石疊其水道，使勿刮地成渠。若高堰則用石和沙灰壘之；或用三合土如築牆狀，架板打之。諺雲：“地無唇，餓煞人！”信然。
又如“禦災”條，介紹了幾種滅蟲及抗旱的辦法，頗有地方特色，且認為“扞禦之法，人定可以勝天”，這種思想無疑是進步的。
《聊齋佚文輯注》中所收的《農桑經殘稿》，原名《聊齋雜記》，上冊記載從正月到12月的農林業種植法及宜忌，加上農牧漁業及養花等內容，下冊收書齋雅製、字畫、裝潢、珍玩、石譜等內容，兼介紹鑒別方法等，頗有實用價值。經盛偉同誌考證，此《農桑經殘稿》上、下冊實則就是《家政外編》、《家政內編》。
《藥祟書》的抄本是1984年發現的，分急救、內科、外科、婦科、幼科五大類，共收藥方259個（不含“又”方），治療的疾病為177種。其中有抄自《本草綱目》等醫書的，也有作者自己收集的驗方或偏方，還雜有一些巫術、迷信內容，是其缺點。它的可貴之處是作者完全站在缺醫少藥的農民的立場，從經濟、實用、方便等方麵來取材，其用心誠為良苦，愛人之心亦躍然紙上。寫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自序說：
疾病，人之所時有也。山村之中，不惟無處可以問醫，並無錢可以市藥。思集偏方，以備鄉鄰之急，誌之不已，又取《本草綱目》繕寫之。不取長方，不錄貴藥，檢方後立遣村童，可以攜取。但病有百端，而僅為四十部，殊覺荒率，而較之在《綱目》者，則差有涯岸可尋矣。偶有所苦，則開卷覓之，如某日病者，何鬼何祟，以黃白財送之雲爾。
“不取長方，不錄貴藥”，這種為貧苦人民著想的精神令人感動，隻是後麵夾以巫術，亦走火入魔的表現。“四十部”之說，不知何指，疑該書仍有遺漏。
有些書現尚未發現，從留下來的殘稿或序中可知道一個大概。如《懷刑錄》序中說，邱行素“集五服之禮，並稽五服之律”為一書請他指正，他認為，擴充一下，“使讀禮者知愛，讀律者知敬，其有裨於風化非淺矣”。於是他便“因即其本而錯綜之，隨親屬別作部，使尊卑之分、親疏之義，愚夫婦一見可了；而又集日月所易犯者，增之為《懷刑錄》，使吾人知所措手足”。這是以禮法來約束民眾，而《省身語錄》則是摘抄的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後”，似乎隻供他自己和他的“後人”閱讀，並不對外的。《婚嫁全書》序作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似乎是有關婚嫁的宜忌通書，蒲鬆齡好像是不相信這一套的，認為“唐宋以來，選擇百餘家，造凶煞之惡名，駭人觀聽，古人不甚遵，頗亦不甚驗。最不可解者為周堂，不論節候交否，但以為逢若吉，逢若凶，此何理也？今必欲集其書，勿乃為荒唐者愚乎？”但他為了從眾隨俗，索性全收，以期破除迷信，他說：“我輩俗中人，舉世奉為金科，而我獨自行胸臆，既有違眾之嫌；且子女婚嫁，既無所疑忌，而姻家公母，必齦齦以為不可，遂不得不設酒封金，轉求術士。故不如廣集諸書，匯其大成，使人無指摘之病，即明知其妄，而用以除疑，亦甚便也。”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總之，這些書無論存與不存，內容亦無論其良莠雜陳，但蒲鬆齡自覺地用自己的知識為貧苦的沒有文化的下層群眾著想，為他們做事，這種精神是一貫的，也是很可貴的，在曆史上的大作家中，能兼及這一點的並不多見。
除了以上實用雜著外，蒲鬆齡還為了教學的需要，編了一些書，如《帝京景物略選》、《莊列選略》，原書亦不可見，但保留下來的兩書的序卻是十分重要的資料，它們表明了作者編選的指導思想和原則，一是“狐取其白，盡美而已”的求精原則；二是“簡而可攜”的便於實用原則，三是“率憑管見”以我為主的原則。它們也表明了作者對原書的評價及其文學觀點。如評《帝京景物略》：“古遊記，汗牛馬，浩翰之，櫽括之，能事則盡。先生之文也否： 字為讀，句為折；無讀不峭，無折不幽，創矣。其所為創，不直學，才也。”以極精練的文字指出該書的特點在“創”，而能“創”之因在“才”，堪為確論。又如評《莊子》、《列子》：“千古之奇文，至《莊》、《列》止矣。世有惡其道而並廢其言者愚，有因其文之可愛而探之於冥冥者則大愚。蓋其立教，祖述楊老，仲尼之徒，所不敢信，而要其文洸洋恣肆，誠足沾溉後學。”短短一段文字，把“批判繼承”的精義講得很清楚，確實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