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蒲鬆齡的詩詞傑構2
又如《憂荒》寫他“衰老無生計，空懷杞國憂”，《災禾歎》寫他麵對水旱頻仍、莊稼絕收的憂心忡忡，還有許多以雨為題的詩歌表現他在天旱時盼雨、喜雨，雨多了又愁雨、怕雨的複雜而細膩的感情，使人清晰地看到杜甫詩“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所表現出來的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形象的影子。這是蒲鬆齡詩歌可貴的地方，也是他的詩歌高出曆史上許多詩人的地方。蒲鬆齡雖然自稱是李白的弟子，但從這些詩歌來看，說他更多的是繼承了杜甫的優良傳統似乎要更確切些。
值得注意的是，蒲鬆齡雖然隻是一個布衣，但“位卑不敢忘憂國”，他寫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詩，既不是無病呻吟、附庸風雅，也絕不是為了自娛自賞，而是希望向“上麵”反映的。如《流民》寫道：
男子攜筐妻負雛，女兒賣別哭嗚嗚。
鄭公遷後流民死，更有何人為畫圖！
詩中的鄭公指北宋神宗時的鄭俠。他在做安上門監時，見流民慘苦於道，乃描繪於圖呈送給神宗，神宗見了，嗟歎不已並下詔自責。（《宋史》卷321）顯然，蒲鬆齡在感慨世無鄭公的同時，未嚐沒有以鄭公自命的意思。否則，他何必費腦筋寫下那麽多的災情詩文呢。這種思想到了幾年後，顯得越發明確和強烈。如康熙四十六年重陽節前蒲鬆齡的《重陽前一日》詩雲：
節近重陽葉漸紅，客窗又一聽飛鴻。
愁添小雨新寒後，被擁秋聲漏滴中。
既為傷農憂穀賤，尤緣多累祝年豐。
苦逢斂薄加官稅，民隱誰將達帝聰！
如果說《流民》主要是反映天災帶給人們的苦難的話，這裏則主要是反映人禍造成的嚴重後果。百姓好不容易盼了一個好收成，但是卻賣不出好價錢，更要命的是又遇到了“父母官”亂加官稅，真是有苦說不出，有苦無處說。蒲鬆齡認為，地方官的胡作非為隻是出於他們的貪心，而最高統治者室帝是正確的。他希望有人能夠把下麵的真實情況反映到皇帝的耳朵裏去，讓皇帝來懲治那些腐敗的下級官員，給老百姓一條活路。顯然，當時能夠“達帝聰”的大官們是不會幹這種傻事的，而能夠做這種事的蒲鬆齡卻離皇帝的耳朵太遠。這是一個矛盾。但是，蒲鬆齡受的是儒家的教育，信奉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由於中國自古就有“采風”的傳統，他希望自己的詩歌能為采風的官員看到並反映上去，所以，不管皇帝能否聽到，他總是盡自己的力量真實地反映社會現實，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表現民生疾苦，真誠地為人民鼓與呼。
當時的康熙的“聖聰”沒有聽到蒲鬆齡所反映的“民隱”，是一個遺憾，否則，“康乾盛世”在曆史學家眼裏也許還要光明一些的。
作者是人民的一員，與人民痛癢相關，生死與共，他的心隨著人民的脈搏一起跳動。災荒年景，他為人民疾呼，痛斥害民保位的官吏；一旦出現好的轉機，他的喜悅之情也溢於言表。他寫過許多首“喜雨”的詩，都是滿懷喜悅地表述降雨將給人民帶來的希望，如《六月初八夜雨》中之二首：
夢醒初聞零雨聲，恍疑殊死得更生。
床頭爽氣清餘睡，坐聽高簷滴到明。
鬆風謖謖雨瀧瀧，肌骨乍清暑風降。
枕上蕉聲聽不厭，更移短榻近南窗。
作者夜裏聽到雨聲，竟興奮得徹夜不眠，覺得睡在**聽還不過癮，幹脆搬了凳子靠著南窗，細細欣賞。感情是多麽真摯，形象是何等鮮明！作者不是為喜雨而喜雨，而是因為“此時晴雨關生死”，在喜雨中寄托著他對人民高度關切的寶貴感情。這類詩，絕非那些飽食終日的文人無病呻吟所能為。
作者也有少數揭露統治階級荒**無恥生活的詩作，如《貴公子》寫一個貴公子紙醉金迷、驕奢**逸的生活；《青魚行》揭露有些富人就如“何相萬錢買食具，猶自雲無下箸處”，反映了“人生豐約何不均”的社會現實。由於作者畢竟很少接觸達官貴人，所以視野有限。但就在他有限的接觸中，對於他的上司和東家的有些作為，他也是不滿的。如《戲酬孫樹百》，對他的上司孫蕙召妓作了善意的嘲諷；《重陽畢萊仲邀集石隱園》，一方麵感謝東家的盛情邀宴，另一方麵對於他在荒年“大吃大喝”也有微詞：“今年蟲蝗害禾稼，君獨與我同迍邅。帝天譴怒方未已，過享恐注為尤愆。”
寓言詩和詠史詩，在蒲鬆齡的詩作中雖然數量不多，但很有特色，也是值得注意的。寓言詩以《養貓詞》、《驅蚊歌》、《田雀行》、《牧羊辭》等為代表，可看出詩人鮮明的愛憎以及理想和胸襟。如《驅蚊歌》：
夏蚊長喙毒於蠅，薄暮暗室如雷轟。搖身鼓翼呼其朋，翩然來集聲嚶嚶。衾覆半體齧股肱，皮肉墳起爬棖棖。雛者將至飛且鳴，猾者潛來無形聲。私心竊幸遂貪情，床頭才覺腹已盈。露筋女郎全節貞，小物雖小累大清。爐中蒼術雜煙荊，拉雜燒之煙飛騰。萬翼塞戶相喧爭，屋煙既盡仍驕獰。簷穴之砂號夜明，碎而細視皆蚊睛。安得蝙蝠滿天生，一除毒族安群氓！
這裏的“蚊子”，既是自然界的蚊蟲，誰又能說不是人類社會中那些吸血鬼害人蟲？作者在《聊齋誌異》的《小獵犬》中描寫了小獵犬大獵蚊蠅臭蟲的故事，注家何垠就認為“此當是先生為蚊蠅所擾怒，將按劍時作也”。
《養貓詞》寫一隻不肯捉老鼠的懶貓，筆墨生動傳神，是難得的佳作：
一甕容五鬥，積此滿甕麥。兒女啼號未肯舂，留糶數百添官稅。鼠夜來，鳴啾啾，翻盆倒盞，恍如聚族來謀。出手於衾，拍枕嗬罵：“我當刳爾頭！”鼠寂然伏聽，似相耳語：“渠無奈我何！”因複叫，爭不休。貓在床頭，首尾交互；鼠來馳騁，如驢齁齁。推置床下，爬棖依然弗顧；旋複跳登來，安眠如故。怒而撻之仍不悟，戛然搖尾穿窗去。
蒲鬆齡的詠史詞，以晚年為多，其特點是常有與眾不同的見解。譬如75歲所作的《讀史》詩，縱論漢唐以前的曆史，多有精彩見解。如“君子除小人，赤手搏龍象；小人殺君子，誅滅如反掌： 朝譖夕已族，並不疑虛罔。英主或旋悟，忠魂徒夢想”。把曆史上一種奇特現象——君子講寬恕而往往受害的情形給予了高度概括，可說是傳給後人的金玉良言。作者對曹操的深惡痛絕之情在詩中也有痛快淋漓的表現：
漢後習篡竊，遂如出一手。九錫求速加，讓表成已久。自加還自讓，情態一何醜！僭號或三世，族誅累百口。當時不自哀，千載令人嘔。
在作者看來，“品行”是第一重要的。對品行不端之人，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大詩人，他都毫不留情地予以譴責。34歲時，他在《讀唐人詩集》中對宋之問嚴加譴責，說宋“詩品良已高，人品何齪齪”！因此，他讀唐詩時，“每見宋之問，輟讀置高閣。恨不將此頁，利刀就刓削”。垂暮時對元稹“一蹶失故步”、“搖尾附佞幸”、“媕婀博寵榮”的行為表示“齒冷”，認為如果元稹“貪衷若按抑，身名益彪炳”，並因此發出了“往往古詞人，大節苦不整”（《元稹》）的慨歎。
在《讀〈三國誌〉》中，蒲鬆齡對於諸葛亮的死另有看法，針對有人發出“秋風五丈原，千載淚沾巾”的感慨，他尖銳地指出：
不必淚沾巾，存亡固有因。天將滅炎火，昭烈無後人。此樂不思蜀，哀哉無道昏！武侯即長生，安能為大君！
他認為劉備沒有好的接班人，麵對扶不起的劉阿鬥，諸葛亮即使不死，也將無能為力。這是頗有唯物史觀的對曆史的清醒認識。此外，從《馬嵬坡》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楊貴妃的同情，從《霸王祠》可以知道他對失敗的英雄項羽的欽敬，從《淮陰》中可以想見他對韓信遭遇的惋惜之情。這些，對於我們了解蒲鬆齡的思想，都是很好的“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