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蒲鬆齡的詩詞傑構1

（二） 詩詞傑構

張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稱，先生有詩集6卷；高翰生說他曾見到一本《聊齋詩草》，“共五冊，計一千二百九十五首”。《蒲鬆齡全集》所刊為672題，1056首，前5卷按年歲排列，自庚戌至甲午，即先生31歲至75歲時。另有“續錄”1卷，因無法確定寫作日期而單獨列出。前5卷中最多的一年有82題，105首，最少的有幾年一首也沒有，有幾年隻一首或二三首。他20歲時結成郢中詩社以後，十多年裏竟未見一首詩，顯然是很不符合蒲鬆齡的創作實際的。

蒲鬆齡無意作詩人，但他的詩不僅數量多，而且不少質量也很高。張鵬展說他的詩“因境寫情，體裁不一，每於蒼勁刻峭中，時見渾樸”；又說他“當漁洋司寇、秋穀太史互以聲價相高時，乃守其門徑，無所觸亦無所附，卒成一家言”（《聊齋詩集》序）。應該說，評價是公允的。

康熙三十六年（1697）九月，蒲鬆齡在《九月晦日東歸》一詩中說：“敢向謫仙稱弟子，倘容名士讀《離騷》。”而在此前的康熙十年（1671），詩壇領袖王士禛已稱讚他的詩“蒼老幾近少陵”。但從總的傾向看，自稱是謫仙弟子的蒲鬆齡，在詩歌創作中更多的倒是接近杜甫的。

蒲鬆齡的詩中有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佳作。曆史上，詩人（作者）對待民生疾苦大約有四種態度： 一是逃避現實，不敢正視；二是熟視無睹，裝聾作啞；三是為虎作倀，粉飾太平；四是勇敢麵對，大聲疾呼。其中前三者是司空見慣，而後者則是比較少見的，所以可貴。蒲鬆齡以一介布衣而心憂天下，敢於直麵社會的黑暗，用手中的筆為貧苦無告的百姓鼓與呼，就是曆史上難能可貴的作家群中的一員。

蒲鬆齡生活的時代，主要是清康熙年間。這一段時期是被曆史學家譽為“康乾盛世”的，但是在作為詩人的蒲鬆齡的筆下，這個“盛世”卻並不那麽美妙。我們統覽他現存的一千多首詩詞，就可以發現，在長達40多年的時間裏，蒲鬆齡的詩詞雖然也有少量“田家樂”“山居樂”“貧家樂”之類的作品，但並不是政治開明、心情舒暢、生活富足而產生的真“樂”，不過是“養蠶圈豕完官稅，牽羅補鳩巢燕壘”的差強人意，“新補寒衣破，稚子初披，顧影歡無那”的苦中作樂，“攜子看禾，抱孫撲棗，日日蓬頭拖履”的強顏歡笑，真正表現樂觀向上、無憂無慮的作品幾乎沒有。倒是有大量《田家苦》一類反映民生疾苦的詩詞讓人看到這個“盛世”的濃重黑暗。

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裏，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勞者不獲，獲者不勞。蒲鬆齡看到了“織者常苦寒，耕者常苦饑”（《詠史》）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並在他的詩歌中有許多反映。如《牧羊辭，呈樹百》寫牧羊人櫛風沭雨、忍饑受凍的苦況，《養蠶辭》寫蠶娘起早睡晚、勞多獲少的苦況，然而最苦的是天災人禍下普通老百姓的艱難而悲慘的生活。每遇旱蝗水災，農民們不但“苦饑”，而且要準備賣兒鬻女，妻離子散，直至流亡送命。他們在“春夏無苗”的困境中，餓著肚子“望秋成”，“糴來糠核炊榆屑，又買閻浮一日生”，完全靠吃糠皮樹葉在苦撐（《居民》）；而有的地方，人們連糠皮樹葉都吃不上，或者是“沿門乞食盡逃亡”，或者是“又賣小男易鬥糠”（《餓人》）。在災情嚴重的地方，“千裏無樂土，升粟百錢直。城中聚糠市，人眾道路塞。筥攜而囊負，如蟻遷其國。十月秋方盡，農家已絕食。”（《糠市》）而最慘的是還出現了人肉市場：“旅食何曾傍肆簾？滿城白骨盡災黔！市中鼎炙真難問，人較犬羊十倍廉！”（《飯肆》）不但人肉公開上市，而且價錢比犬羊還便宜“十倍”！據蒲鬆齡的《康熙四十三年記災前篇》記載，當時的“貨人肉者，淩晨驅驢，載送諸市肆，價十分羊之一；或煉人膏而漬之，以杖荷壇，擊銅板市上，價視烏麻之槽磨者”。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寫在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裏也可見到，可知並非個別現象。

對於造成農民群眾悲慘生活的嚴重自然災害，諸如旱災、水災、蝗災、雹災、疫情等等，蒲鬆齡有許多詩歌作了現實主義的反映，既生動形象又沉痛淒慘，使我們今天讀來仍猶如親身經曆過一般震顫不已。如《蝗來》、《捕蝻歌》、《田雀行》寫蟲鳥對農民的禍害，《旱甚》、《擊魃行》寫旱災等，其中也有綜合寫各種災情的，如《紀災》詩雲：

半載酷陽麥夭殞，* 之盈筐不受捆。（*造字：草字頭下，左“矢”右“高”）六月初雨田始青，虸蚄蜿蜒大如蚓。

禾壟聚作風雨聲，上視叢叢下蠢蠢。

婦子攜箕相鬥爭，隨擊憧憧半傾隕。

前方坑殺置溝渠，後已繈屬緣禾本。

勤者苦戰禾半存，懈者少息穗苗盡。

枯莖滿地蝗猶飛，老農涕盡為一哂。

剩有荍菽待秋成，生途益窄民情緊。

葉萎花焦望雨零，片雲吹散朔風狠。

去年賣女今棄兒，羅盡鼠雀生計窘。

千古奇災一時遭，孽自人作天亦忍！

這首詩集中地反映了在特大蟲災和旱災同時肆虐的嚴重災情，以及農民絕望的困境，賣女棄兒，鼠雀羅盡，生計無著，不知道出路和活路在哪裏。詩人對受災農民充滿了深切的同情，甚至不惜譴責上天，認為它太過分了。如果作者不是感同身受，是無法產生這樣強烈的批判力量的。而這正是蒲鬆齡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

蒲鬆齡的詩歌並不僅以客觀反映民生疾苦為滿足，而且努力探尋其深層次的原因。其中他認為政府的苛捐雜稅和官員的腐敗是比天災更有害的東西，特別對統治者不顧人民的死活、一味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醜惡嘴臉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如《邸報》諷刺中丞謊報下情，把顆粒無收說成大豐收以欺騙君王的卑劣行徑：

二麥全枯穀未耰，流金爍石旱無休。

“年豐”幸有中丞報，猶緩君王東顧憂。

又如《旱甚》其三諷刺昏賾胡塗的官員顛倒黑白，強詞奪理的醜態：

大旱三百五十日，壟上安能有麥禾？

報到公庭猶不信，為言庭樹尚婆娑。

“公庭”上的官員對大旱350天造成絕收的事實硬是不信，竟以他庭院中的樹沒有幹死為理由應付報告實情的下級，真令人哭笑不得。其實，他們不是缺乏常識，而是有意假癡假呆，其目的是不顧農民的死活而瘋狂壓榨和剝奪。

在不少詩歌中，蒲鬆齡已顧不上“溫柔敦厚”的“詩教”，矛頭直指那些殘民害民的貪官汙吏： 像《田家苦》劈頭就說：“稻粱易餐，征輸最難；瘡未全醫，肉已盡剜。”寫的就是在官府的租稅重壓之下而走投無路的田家，他們麵對“如怒牛”的租吏出示的“縣牒丹書”，一籌莫展，“欲賣園中棗，田宅賤於草；欲貸豪家錢，債券無署保”，最後隻能把牛賣掉以免眼前之災。《災民謠》更是以天災與政府的征輸對比，突出苛政猛於虎的主題：“雨不落，秋無禾；無禾猶可，征輸奈何？吏到門，怒且嗬。寧鬻子，免風波。縱不雨，死無他，勿訴公堂長官訶！”俗話說兩害相權取其輕，現在老百姓寧願受災餓死，賣兒鬻女，也不願看到官吏上門逼租，他們最恨什麽，不是很清楚了嗎？如《齊民歎》則更進一步憤怒揭露地方官吏借“聖明”下來視察春耕時大肆搜刮的惡劣行徑，他們把花去的“百十萬”接待費巧立名目向農民增收相當於一半稅金的所謂“羨金”，指出他們實際上是中飽私囊：“願竭我膏脂，共資爾巧宦。”

從這些詩中可以看出，蒲鬆齡始終把農民群眾放在心上，對官家的行為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口號》則表達得更為明確：“青苗遍野麥輸芒，南北流人道路僵。為問播遷何自苦？月中傳說要征糧！”老百姓誰不想安居樂業？特別是中國的勞動人民，鄉土觀念更加濃厚，不到萬不得已，他們是絕對不肯背井離鄉大逃亡的，可嚴重的天災迫使他們隻能選擇出逃這一條路。但是，統治者還想將這條路堵死，派人到處捉拿：“村舍逃亡空四鄰，縱橫寇盜亂如塵！公庭亦有嚴明宰，短綆惟將曳餓人。”（《離亂》）在當時的中國，何處是樂土？沒有。許多人死在流亡路上，慘不忍睹：“壯者盡逃亡，老者尚咿嚶。大村煙火稀，小村絕雞鳴。流民滿道路，荷簏或抱嬰。腹枵菜色黯，風來吹欲傾。饑屍橫道周，狼藉客驂驚。”（《五月歸自郡，見流民載道，問之，皆淄人也》）這幅悲慘的流民圖，不禁使人想起詩聖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那些徼幸沒有死在路途中的流民在外鄉並沒有找到出路，有的則被政府遣送回鄉等死：“家中逃者方出門，舊年逃者返鄉村。‘歸家尚得首丘死，盡荷君王覆載恩。’”（《流民蒙君恩載送東歸》）這是何等的沉痛！

因為蒲鬆齡一輩子生活在農村，而且始終是個窮書生，雖然不至於窮到賣兒賣女，但有時候也一樣地擔心地裏收成不好會餓肚子，會交不出租稅，所以他的反映社會生活、民生疾苦的詩不是痛癢無關的冷漠，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同情，他幾乎是以農民的一分子的身份在發言，在呼喊。所以，在他的詩歌中，到處有他的真摯感情，有他的人格形象。如《午中飯》寫他從家中小孩爭食的饞相進而聯想到“官家”不但不體恤老百姓，反而雪上加霜，凶狠地追逼官糧的情景：

於今盛夏旱如此，晚禾未種早禾死。

到處十室五室空，官家追呼猶未止！

甕中儋石已無多，留納官糧省催科。

官糧亦完室亦罄，如此蚩蚩將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