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閃光
思想的閃光——《聊齋》中的哲理性警句
我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中，論及繪畫有所謂“點睛之筆”，論及詩歌有“詩眼”之稱，論及文章則有“文膽”、“文心”之說，而小說中也有所謂警句的提法，它們數量不多，但都是作品中的最精彩的部分，分量很重，有“小小秤砣壓千斤”的作用。陸機《文賦》說的“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正是許多文學家、藝術家追求的目標之一。許多千古流傳的作品往往是由於一兩句警句的膾炙人口所致，有些作品在流傳過程中甚至隻有“警句”被人傳誦，而全篇則被冷淡甚至遺忘了。像範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流傳之廣，可說是家喻戶曉，但是，知道它們分別所出的《嶽陽樓記》和《過零丁洋》詩文的人恐怕就要少得多。這種警句，是藝術功力的體現，更是思想光輝的結晶，它們言簡意賅地表達出一種理想，一種情感，一種哲理，含義深遠，耐人咀嚼。
《聊齋》中哲理性的警句大體有以下幾種：
一種是作者針對社會現象提出的精辟見解。如《張鴻漸》中，張妻方氏勸諫張鴻漸不可代人捉刀時說：“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 勝則人人貪天功，一敗則紛然瓦解，不能成聚。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這段話，與其說是方氏說的，不如說是作者借方氏之口發表的對世事的看法。它包含了兩方麵的內容： 一是對當時某些“秀才”的行為的本質作了深刻的揭露。“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這話好像有點侮辱知識分子的味道，但的確是封建社會裏一部分“秀才”的真實寫照。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裏，就有那麽一些“秀才”，在順境中，他們可以相安無事，一旦遇到風浪或壓迫，馬上動搖以至變節，輕則退隱消極，重則淪為幫凶，“反戈一擊”、“反咬一口”、落井下石，無所不為，隻求自己解脫，哪管他人死活！這種例子在“二十四史”裏俯拾皆是。蒲鬆齡這句話，正是從無數血的曆史教訓中總結提煉出來的，它包含了真理的成分，具有普遍的意義。所以，《聊齋》的評論家何守奇稱之為“格言”，謂“當書一通置之座隅”。當然，事實上，作者是反對這種處世哲學的。他在《為人要則》中曾明確提出要“正心”、“立身”、“急難”、“救過”，認為朋友之間，“一日定交，則生死以之”，“平居可與共道德，緩急可與共患難。”反對那種隻能同安樂，不能共患難的酒肉朋友：“設華堂之上，瀝血傾心；一旦風波四起，哄然盡散，坐視顛危而漠不一置念也者，五倫中亦何貴有朋友哉？”
這段話的另一方麵的意思是：“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這也是作者對封建社會本質的高度概括。權勢與公理的鬥爭自古就存在，但是，在法律偏私的情況下，公理屈從於權勢的現象比比皆是。中國封建社會裏，自皇帝而下，都是誰有權勢誰就有理，是非曲直在老百姓麵前也許是“昭然若揭”，但在權勢者那兒卻是一筆糊塗賬！這樣，像《張鴻漸》所反映的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現象也就絲毫不奇怪了。所以蒲鬆齡在《王大》的“異史氏曰”中感慨地說：“世事之不平，皆由為官者矯枉之過正也。昔日富豪以倍稱之息折奪良家子女，人無敢言者；不然，函刺一投，則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為勢家役耳。……”可見，他對封建社會官僚體製的深刻揭露絕不是偶然的，正是他深刻認識的結果。
《折獄》是一篇沒有怪異色彩的破案故事。作者在“異史氏曰”中說：“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則必智；蓋用心苦則機關出也。”這幾句話馮鎮巒說“可當經傳”，的確也飽含了哲理意味。它是用來歌頌作品主人公費禕祉的，因為費在破案之後，對人談起他的經驗時說：“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耳。”所謂“用心苦則機關出”，“隨處留心”，就是我們常說的“多想出智慧”。作者認為，隻有具備了一顆仁人之心，才會注意民情，關心民瘼，才會動腦筋不冤屈好人；反之，“雲板三敲，則聲色並進，難決之詞，不複置念”，對事情抱著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態度，那是沒有不壞事的。“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則必智”，不僅是作者對當時社會現象的一種提煉，而且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聊齋》中哲理性的警句還大量表現在對日常生活現象的經驗總結上。其中很有些意味深長可以傳之不朽的佳句。如：“天下事，仰而跂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這是《賈奉雉》中仙人郎生對賈說的話。它與《白秋練》中白秋練對慕生說的“天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愈距”，屬於同一種類型，說的是人與客觀事物之間的一種關係，是教給人們的一種處世哲學。郎生所說的是，人們對待任何事情，要知難行易，不能把它們看得太可怕，太困難，仿佛高不可攀，難以企及，而要有征服它們、戰勝它們的勇氣和信心。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但明倫認為：“仰而跂，俯而就，為文之道與處世通。然亦須看其俯就之有害於義與否，害於義，則不可俯就矣。仰跂之而不得，猶不至見棄於君子也。”他則把追求目標的高尚提到了第一位。白秋練所說的則是人們追求的目標與速度之間的關係，揭示的是一種辦事時間上的真理： 做任何事情，必須要水到渠成，而不能急於求成，否則就會“欲速則不達”。
“文章雖美，賤則弗傳。”這也是《賈奉雉》中仙人郎生的話。它是作者一種帶有創造性的發現。我國古代，雖然也有“不以人廢言”的古訓，但“人微言輕”，“文章雖美，賤則弗傳”也是事實。魯迅就說過： 不識字的文盲群裏，是有很好的作家的，他們的作品往往成為文人作品的養料。（《門外文談》）賈奉雉堅持“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從理論上是無可非議的；但在學問也浸透了權勢的時代，這種標準實際上難於堅持到底。時至今日，我們雖然看到了不少又“貴”又“不朽”的作家作品，但一定有更多按其價值來說應該“不朽”的作品，因為作者的“賤”而“弗傳”了。這種損失是巨大的。蒲鬆齡揭示出這一現象，當然也包含了他自己的心酸和擔憂： 因為，他也是一個沒有爬上去的“賤”秀才啊。
“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貧？”這是《宮夢弼》中仙人宮夢弼勉勵柳和的話，它至今仍閃爍著思想的光輝。在一定的條件下，這話是真理。對於生於安樂窩的紈袴子弟，這種教誨性的話的確是“千金一字”（但明倫評語）。這篇小說的主題可以說就是這一句話。宮夢弼在作品中的任務就是要讓柳和認識到，在一個人情冷暖隨金錢而轉移的勢利社會裏，一個人隻有樹立起“自立”的思想，才有可能致富，否則，即使有千金、萬金的家產，也難免貧窮。但是，“自立”的話，說說容易，做起來卻是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柳和就是在經曆了人世間的冷暖之後，才得以認識這一真理的。
“盛氣平，過自寡。”這是《狐夢》中狐女給畢怡庵的臨別贈言。《狐夢》是一篇真人假事的奇特作品，作者與他的好朋友畢怡庵親自出場，充當主角，而以夢的形式表達了一個富有生活氣息的愛情故事。對於夢中這個向畢怡庵傾吐歆慕“聊齋”的狐女，作者是引為知己的，他說：“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墨有光榮矣。”有人認為，這一事件是蒲鬆齡《聊齋》創作中的一個重大轉折，使他更加嚴肅、認真地從事這一“鬼狐史”的寫作工程。狐女的臨別贈言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一種處世哲學。這在容易以言賈禍的社會裏，特別是在文字獄盛行的清初，的確是人們遠禍全身的有益格言。即使是撇開這層特定的時代意義，這話也是很有道理的： 當人們處在盛怒之時，往往容易讓感情蒙蔽理智，產生過火的行動，從而導致犯錯誤；相反，待到冷靜下來時，往往對事物的認識和處理比較正確，這樣，過失也就少了。作為一種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這話的確是“藥石之言，當書座右”。（馮鎮巒語）“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這是《考城隍》中宋燾考城隍試卷中的警句，博得“諸神傳讚不已”。這話也是作者善惡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意思的是，作者盡管處處表現他的勸善懲惡思想，但並不主張“有心”的“為善”，也不反對“無心”的“為惡”。在他看來，做好事應該是從內心深處自然流露出來的行為，而不是為了某種目的“做”給別人看的，那種專為做給人看的善事，是不值得表揚的。大概當時社會裏這種專門糊弄人的“善”舉不少，作者對此頗為不滿，因此，借地府考試試卷加以表現。在《聊齋》中，作者也是充分體現這一思想上的。如《西湖主》、《花姑子》、《小翠》等篇中，主人公的“善舉”都是無心的，結果都得到了好報。這“有心無心”的界限，不僅對掌管賞善罰惡的城隍老爺是重要的，而且對於主持人間“賞善罰惡”的官吏們也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聊齋》中類似的哲理性警語還有不少，如《連城》中的“士為知己者死”，《陸判》中的“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阿英》中的“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為力耳”，《劉夫人》中的“讀書之計，先於謀生”，《阿寶》中的“婿不可久處嶽家”等等，都是這方麵的例子。還有些作品，通篇都是為了說明一種哲理，如《西僧》，說明人們賤目貴耳的思想在所多有。這些就不去多說了。
“文學可以看作思想史和哲學史的一種紀錄，因為文學史與人類的理智史是平行的，並反映了理智史。”（韋勒克·沃倫： 《文學理論》）小說中體現出雋永的哲理性不一定要成為所有作家遵奉的信條，但可以成為一部分作家努力的目標。這種哲理性的體現，也可以是多樣的，但以警句或格言的形式體現，當然也是受人歡迎的。這種警句雖然字數不多，寫好卻不容易。它首先是作家思想的閃光，是作家對生活認識的精華，其次也需要表達的才能，能以最精練並富有藝術感染力的語言表述出來，讓人一見難忘，回味無窮。從蒲鬆齡的例子，我們可以受到類似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