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獨特的“尾巴”2

還有一類作品，表麵上似乎寫的是荒誕、迷信之事，實際上作者卻另有寓意，隻有通過“異史氏曰”才能發現其價值所在。如《鬼哭》、《李伯言》、《僧術》、《冤獄》、《犬奸》等，都是這方麵的例子。特別是像《犬奸》這類作品，不少人認為它屬於“糟粕”，或芟除之，或貶斥之，恐未免失之表麵。文末，“異史氏”有一段駢文“判詞”，的確有點玩世不恭的味道，甚至帶有一點低級趣味。但是作品後麵，“判詞”前麵還有一段話：“嗚呼！天地之大，真無所不有矣。然人麵而獸交者，獨一婦也乎哉？”從性質上看，這話也應屬作者獨有的“異史氏曰”的範疇，隻此一句，便透露出作者借題發揮的無限深意。如果這種看法能夠成立，恐怕對《犬奸》這類作品也應刮目相看才是。

“異史氏曰”的第三種功用是作“橋梁”，它把讀者由此岸送到彼岸，讓他們看到更廣闊的世界。這一類的“異史氏曰”往往是引申過渡、補敘發揮的內容，有些甚至可以說，達到了“喧賓奪主”的程度。像《黑獸》就是典型的例子。故事正文是轉述李敬一的見聞，不足百字，講的是虎怕“黑獸”的“異聞”，“異史氏曰”則超過了正文的字數，它由“虎怕黑獸”的故事出發，又補敘了一個“獮畏狨”的故事，似乎是發明其“凡物各有所製，理不可解”的道理。但到最後，作者突然筆鋒一轉：“餘嚐謂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誌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這種巧妙的“過渡”，不僅讓讀者看到了新的故事，而且帶領讀者登上了新的思想高峰。封建社會中，善良的百姓任官吏們魚肉，敢怒而不敢言（當然，忍無可忍之時，揭竿而起的情況也不少見），這種現象在當時可說是屢見不鮮的。作者對此肯定深有體會，所以願意充當這類“小民”的代言人，替他們一吐心中的塊壘。《聊齋》之作，大多數似乎也可以這樣看。又如《夏雪》，正文記的是丁亥年（1707年）蘇州一場夏雪引出的怪異，在本事之後，作者已經點明了“由此觀之，神亦喜諂，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車多矣”的主題。但還覺得意猶未盡，又寫了一段遠遠超過正文的“異史氏曰”，先是對“下者益諂，上者益驕”的“世風之變”發出感慨，接著以康熙40多年間稱呼的變化為例，印證這個結論，對於社會上驕下諂上的惡劣風氣進行了辛辣的諷刺，並指出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源，乃是“因得貴倨者之悅”而逐漸傳播開去的。最後補敘的丁亥年六月河南歸德府大雪之事，猶如一記回馬槍，照應前文，更是發人深省。至於像《馬介甫》的“異史氏曰”附上作者所作的《妙音經續言》，以進一步闡述“懼內”這一“天下之通病”，實際是由小說而過渡到駢文，又是一種格局。雖說出自作者的偏愛，但作為一個整體，在“尾巴”中裝入這麽長長一篇文字，確有“尾大不掉”之嫌，從寫作的角度看，是不足取的。

“異史氏曰”的第四種功用可稱之為“鏡子”作用，通過它，可以直接看到作者的真實的思想。小說是客觀實際在作家頭腦中所反映的產物。小說中當然有作家的影子，但小說所表現的思想畢竟並不等於作家的思想；像《聊齋》這樣取材民間傳說、又夾雜鬼狐怪異的作品就更是如此了。然而，“異史氏曰”則不同。它完全是作者思想的直接表現，從它來判別作者的思想是可靠的。如果研究作家的世界觀，“異史氏曰”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從這些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出，進步的世界觀在蒲鬆齡身上占著主導地位。在反對貪官汙吏、揭露科舉弊病、歌頌愛情友誼這所謂的“三大主題”中，作者的“異史氏曰”都鮮明地表現出一種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傾向。譬如《王十》，故事中已表明作者對小鹽販的深切同情，在“異史氏曰”中更進一步闡明了他對政府查禁私鹽的看法：

鹽之一道，朝廷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公者也；官與商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其私者也。近日齊、魯新規，土商隨在設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他邑之民： 其售於他邑，則廉其值；而售諸土人，則倍其價以昂之。而又設邏於道，使境內之人，皆不得逃吾網。其有境內冒他邑以來者，法不宥。彼此互相釣，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邏獲，則先以刀杖殘其脛股而後送諸官，官則桎梏之，是名“私鹽”。嗚呼！冤哉！漏數萬之稅非私，而負升鬥之鹽則私之；本境售諸他境非私，而本境買諸本境則私之，冤矣！律中“鹽法”最嚴，而獨於貧難軍民、背負易食者不之禁，今則一切不禁而專殺此貧難軍民！且夫貧難軍民，妻子嗷嗷，上守法而不盜，下知恥而不倡，不得已而揭十母而求一子。使邑盡此民，即夜不閉戶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彼肆商者，不但使之淘奈何，直當使滌獄廁耳！而官於春秋節，受其斯須之潤，遂以三尺法助使殺吾良民。然則為貧民計，莫若為盜及私鑄耳： 盜者白晝劫人而官若聾，鑄者爐火亙天而官若瞽，即異日淘河，尚不至如負販者所得無幾而官刑立至也。嗚呼，上無慈惠之師，而聽奸商之法日變日詭，奈何不頑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這一篇文字，馮鎮巒說是“可當一篇鹽法論，讀之真能洞見症結”。雖然長了點，但十分精彩，且不論其“武夷九曲，轉之不窮，真是好看。後生解此，作文百發百中”（馮鎮巒語），僅從思想性來看，從中可以看到作者堅定地站在“貧難軍民”一邊的鮮明立場，而對於官府國法，則表示了極大的義憤！他的這種思想可說是一貫的。如《紅玉》中說：“官宰悠悠，豎人毛發”，《李伯言》中公然“第恨無火燒臨民之堂廨”，《向杲》表示：“天下事之指人發者多矣。使怨者常為人，恨不令暫作虎！”《王大》中說：“世事之不平，皆由為官者矯枉之過正也。”如此等等，話語激烈，態度鮮明，在同時代甚至前後一段時間內的作品中，是不多見的。

最後，“異史氏曰”也可當作一種“足跡”，為我們提供研究作品寫作時間、地點、背景等線索。因為作者常常在“異史氏曰”中順便交代這些內容。如《男生子》的“異史氏曰”說：

按此吳藩未叛前事也。吳既叛，閩撫蔡公疑楊，欲圖之，而恐其為亂，以他故召之。楊妻夙智勇，疑之，沮楊行。楊不聽。妻涕而送之。歸則傳齊諸將，披堅執銳，以待消息。少間，聞夫被誅，遂反攻蔡。蔡倉皇不知所為。幸標卒固守，不克乃去。去既遠，蔡始戎裝突出，率眾大噪，人傳為笑焉。後數年，盜乃就撫。未幾，蔡暴亡。臨卒，見楊操兵入，左右亦皆見之。嗚呼！其鬼雖雄，而頭不可複續矣！生子之妖，其兆於此耶？

這是比較長的交代背景材料並夾帶評論的例子。《李象先》、《李八缸》等均屬這一類。其他如《胭脂》、《折獄》、《捉狐射鬼》、《泥鬼》、《劉姓》等作品中提到的作者的師友情況，《張誠》、《狐夢》、《五羖大夫》等則敘及作品材料來源等情況。這些內容，對於考定作者的生平交遊，作品成書年代及最初麵貌等問題，仍有其不容忽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