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淚的笑1

含淚的笑——《聊齋》的諷刺藝術

諷刺文學在我國有著優良的傳統和悠久的曆史。二千多年前的《詩經》，就有著《伐檀》、《碩鼠》等著名的諷刺詩篇。《史記》中還記載著東方朔一類的“滑稽”人物，以他們機敏的才能編造故事去諷喻君王。曆代還有許多笑話以及諷喻詩之類，都是屬於諷刺文學之列的。在小說中運用諷刺的手法，雖然晉、唐就初露端倪，明代頗為風行，然而正如魯迅所說，它們或者是“大不近情”，或者近於私怨，或者“已同嫚罵”。直到“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 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這個評價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儒林外史》之前，《聊齋》在諷刺文學上的成就和影響，也是不能忽視的。

什麽是諷刺？照魯迅的說法就是把生活中最常見但又“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於可惡”的東西，用精練的甚至誇張的手法表現出來。這樣的文學作品就是諷刺文學。它的效果往往是使人發笑，並在笑聲中受到教育。所以，諷刺文學又常被人稱為笑的藝術。《聊齋》中可以稱得上諷刺文學的作品大約有二三十篇。（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聊齋故事選》第四輯選了２５篇作品，說是“諷刺性的作品”，可惜的是，有些是不大確切的；而有些名副其實的諷刺性作品，卻沒有選入。）此外，還有一些作品，通篇不能算諷刺作品，但也不乏某些諷刺性的細節或段落。這些作品大多如魯迅所說，是“出以公心”，譏刺時弊或醜惡的社會風俗、道德人情之類。其中對於科舉製度下造成的一些畸形兒的諷刺，尤其著力、深刻而尖利。

《聊齋》的諷刺藝術有如下一些特色： 一是抓住事物的本質特點加以誇張的表現，突出其可笑、可鄙、可惡之點。這種諷刺往往辛辣、尖刻、充滿對被諷刺者的憎恨之情。對科舉製度的諷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科舉製到明清，以八股文取士，弄得已經毫無生氣。有些所謂試官，其實並不懂得衡文，他們的腦袋大概是陰沉木做的。所以在他們主持的考試下麵，不知埋沒了多少有用之才、有識之士。蒲鬆齡自己就是科舉製度受害者的典型。他想走科舉做官的道路，但終於沒有爬上去。深刻的失望使他對科舉製度的本身有了一定的認識。他曾多次說過：“益之幕中人，心盲或目瞽： 文字即擅場，半猶聽天數”。“幕中不衡文，恁數為成敗”。所以，在一些作品中，他對科舉製的弊端的譏刺可說是近乎刻薄的了。如《司文郎》寫一個老和尚用鼻子嗅紙灰可以區別文章高下，但是他的判斷在考場上卻完全行不通：他認為“亦中得”的王生名落孫山，而他聞之作嘔的文章的作者餘杭生卻得以高中。

宋與王走告僧。僧歎曰：“仆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俄，餘杭生至，意氣發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為爾師。”生與王並搜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為罰？”僧憤曰：“剜我盲瞳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眾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師也！初不知而驟嗅之，刺於鼻，棘於腹，**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門生也。

這裏通過老和尚嗅文章的反應，對科舉製度顛倒是非，埋沒人才的罪惡本質作了辛辣的嘲諷。文章狗屁不通、令人作嘔的試官怎麽能識別考生水平高低呢？讓這樣的人主持考試，怎能期望發現什麽人才！這樣的故事，乍讀之下，令人“粲然”發笑。但仔細思索，就會發現，作者笑著的麵孔上是垂滿淚珠的，真可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呀。評者也認為這是“拭淚而言，先生自道也”。

如果說《司文郎》對科舉的諷刺過於直露，近乎“嫚罵”的話，《賈奉雉》則顯得有點“怨而不怒”。它寫賈奉雉，“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後來遇見一個姓郎的仙人，要他把平時“鄙棄而不屑道者”的文章作為“標準”。開始他不幹，但考試又不中。於是勉強把郎指出的文章拿來讀，然而“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郎又出了七個題目給他做，開始他認真去做，都被否定。後來，他“戲於落卷中，集其葛茸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本來是想開個玩笑，不料郎竟肯定說“得之矣”。後來，果然以此得中“經魁”。但賈“又閱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濕”。自己感到慚愧羞恥，無臉見人，終於棄家出走。這裏，無疑也使用了誇張的手法，使人感到可笑。但是賈奉雉這種經曆，卻是封建社會中“文章憎命達”的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因此，在感到可笑的同時，又不能不感到可悲和可恨。

同是對科舉的諷刺，《周克昌》、《顏氏》、《三仙》等又是另一種手法。《周克昌》寫一個不學無術、終日嬉戲的笨蛋，被鬼冒名為他得了一個孝廉的銜頭和一個有錢人家的女兒作老婆。《顏氏》是老婆代笨蛋丈夫去應考，為丈夫掙了一頂烏紗帽。《三仙》則寫考場上“擢解”之文竟出自蟹、蛇、蝦蟆三物之手。它們對科舉的弊端的諷刺是冷峻的，不露聲色的。

二是竭力把兩種互不調和的東西“統一”在一起，讓人從中看到其荒謬可笑之處。在藝術領域裏，人物與他所處的環境的統一，本應是藝術家所追求的境界。但是，諷刺作品卻往往把人物與環境之間的矛盾和不統一作為自己的任務。《堂·吉訶德》之所以成為著名的諷刺文學作品，主要原因就是寫了堂·吉訶德處處與他的時代格格不入。這種矛盾顯示了堂·吉訶德的可笑，而這種可笑是發人深思的。比塞萬提斯略晚些的蒲鬆齡，也懂得這個道理。《考弊司》寫陰世管秀才的考弊司司主虛肚鬼王，貪殘暴虐，規定秀才初見，不管有罪無罪，都要割髀肉為懲，唯有“豐於賄者，可贖也”。作品寫聞人生跟著一個秀才——至一府署，廨宇不甚弘廠，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西立，綠書大於栲栳，一雲“孝弟忠信”，一雲“禮義廉恥”。躇階而進，見堂上一扁，大書“考弊司”。楹間，板雕翠字一聯雲：“曰校、曰序、曰庠，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遊覽未已，官已出，卷發鮐背，若數百年人；而鼻孔撩天，唇外傾，不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又十餘人列侍，半獰惡若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卻退。鬼王已睹，降階揖生上，便問興居。生但諾。又問：“何事見臨？”生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