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聊齋》人物塑造之八： 巧合巧合，是文藝創作中運用得很廣也很早的一種藝術手段。俗話說的“無巧不成書”就是我國古代的說書藝人的經驗總結。而說書這門藝術，早在唐宋就見之於記載了。這種說書，其實是一種在口頭發表的小說。可見，在文學作品中善於運用巧合，在我國已經有了很長的曆史了。而我國著名的四部長篇小說，在巧合的運用上，都有很高的造詣。像《紅樓夢》中的“寶玉挨打”，《水滸傳》中的“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都是成功地運用巧合的範例。

所謂巧合，指的是把現實生活中似乎不大容易碰到一起的東西巧妙地讓它們在文藝作品中來碰頭。其中，有時間上的巧合，地點上的巧合，人與人關係上的巧合，也有人與一定社會的和自然的環境之間的巧合等等，俗話說“不是冤家不碰頭”，“來得早不如來得巧”之類，就是這種情況的一種反映。現實生活是無限豐富多彩的，但也是自然形態的。文學作品要使生活中自然形態的東西集中起來，典型化，就離不開巧合。譬如，本來是一年之中發生的事讓它在一天甚至更短的時間內發生，本來是在兩個地方發生的事讓它集中到一個地方，本來是幾個人的經曆或言行，讓它們加到一個人的身上，等等，這樣一來，就增加了巧合的機會，就像增大壓力之後，物質的分子之間接觸的機會增多一樣。作家運用巧合，就是要善於利用和製造這樣的機會，千方百計為塑造作品中的人物服務。蒲鬆齡的《聊齋》在這方麵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經驗。

首先，《聊齋》善於運用巧合來增加故事的曲折性和趣味性，使之更富有吸引力。如《張誠》很多關鍵的地方都運用了巧合的藝術手段，使故事顯得蜿蜒曲折，變化莫測。張氏的繼室牛氏殘酷虐待前妻的兒子張納，但她自己的兒子張誠卻對哥哥十分友愛。哥哥沒有吃，他偷給哥哥吃；哥哥砍柴有困難，他去偷偷幫著砍。張納怕他有意外，說了一句“山中虎狼多”，要求老師管住弟弟，不讓他上山。誰知這句順口之言竟不幸而言中，張誠果然被老虎銜去，何其巧也。張納為此自殺還不能取得後母的諒解，又出於對弟弟的真摯友愛，決心“穿雲入海往尋弟”。在這個過程中，處處貫串了巧合。他有意尋弟，千辛萬苦，流離數年卻一無所得；當他感到絕望，不想也不敢想尋的時候，倒尋到了。本來是哥哥找弟弟，倒變成了弟弟先發現哥哥，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不是很巧嗎？但更巧的是，原來，從虎口中救下張誠的張別駕，不是別人，恰恰正是他們未見過麵的大哥！這種巧合是如此的出人意外，以至於作品中的張誠兄弟都感到大惑不解了。然而，經過太夫人一番解說，一切又顯得那麽順理成章，合乎情理了。《書癡》寫書呆子郎玉柱的“巧遇”則頗為有趣味。他篤信父親給他寫的座右銘，相信“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而後來果然踏地陷足發現古人的窖粟；梯登高架，找到金輦徑尺；又在《漢書》的書頁中，見到了紙剪美人顏如玉。前二者雖是敗粟，假金，但美人卻變成真的，並與之結成了夫婦。這樣的事，巧得出奇，又巧得有趣，總使人覺得帶著一種書呆子的特有氣味！

在作品中人事關係複雜、頭緒紛繁的情況下，巧合常常被用來剪裁事件，牽引人物，使得結構緊湊，人物精簡，性格突出。小說《胭脂》，寫的也是一場戲言成巧禍的官司，它得力於巧合的地方就很多。王氏一句戲言，引動少女胭脂對鄂秋隼的愛慕之情，王氏的奸夫宿介得知這個情況後，想趁機冒充鄂生去行奸，因胭脂的奮力反抗而未成，他又強脫少女的繡鞋想留作進一步要挾的信物，恰巧就會在路上失落，又恰巧會被另一個無賴毛大拾得。當毛大也想去趁機敲詐時，恰巧又會誤入胭脂父親的住所，又恰巧無法逃避，以致釀成一場血案。正是這種巧合，精簡了作品的篇幅。不然的話，這樣一個複雜的案子，時間、空間、人物都處於變動之中，要一一交代明白，勢必要多費許多筆墨。正是這種巧合所具有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因素，就增加了辦案的複雜性。使得隻看現象不看本質的縣邑各官和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吳南岱等人，暴露了他們的弱點；而又由於這種出人意外的巧合仍在情理之中，故施愚山先生乃得以作出符合實際的公正判決。

以巧合來突出人物與環境的矛盾，揭示人物的命運，也是《聊齋》常用的手法。俗話說的“屋漏更遭連夜雨，行船偏遇頂頭風”，正是這類巧合的形象寫照。《王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王成是個正直的人，但是“性最懶”，以至於窮得被子都沒有蓋了。在這種情況下，他拾到一股金釵，並不想據為己有去換飯吃和衣穿，而是等待著交給失主。巧得很，原來失主竟是與他的祖父有過一段情緣的狐仙。因此，助他錢財，要他去都城賣葛，並囑咐他：“宜勤勿懶，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可是，途中偏偏下起了大雨，使他誤了行程，錯過了賣好價的機會；後來，賤賣折本而得的一點錢，偏偏又會在旅店丟失；而店主人借錢給他去販鶉，偏偏又遇到幾天**雨，使得一擔鶉死剩一隻。如此的描寫，都是巧合： 倒黴的事全給他碰上了。但是，這一係列的打擊既是為那一隻“常勝將軍”鶉的出場作鋪墊，又是為王成懶而正直的性格的展開作引導，並非故弄玄虛，也不是無的放矢。

總之，《聊齋》無論是在故事的發展、人物的遭際方麵還是在主題的表達、環境的描述方麵，都是充分而巧妙地利用了巧合這一藝術手段的。所以，使得故事的發展往往出人意外。但在多數情況下，這種出人意外的巧合，又都是在人們的情理之中的，並不使人感到突然和荒謬。

《聊齋》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

首先在於《聊齋》的巧合多數是巧得有生活依據，符合社會真實和生活邏輯的。用哲學上的話來說，就是這種偶然性的巧合是受著必然性支配的。曹禺同誌談到他的《雷雨》時說過：“一部《雷雨》全都是巧合。明明是巧合，是作者編的，又要讓人看戲時覺不出是巧合，相信生活本來就是這樣，應該是這樣。這就要寫出生活邏輯的依據以及人物性格、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必然性來。”俗話說：“熟能生巧。”這個熟，不但指熟練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指對生活的熟悉。一個作家對生活愈熟悉，對生活素材的使用就愈巧妙；相反，缺少生活或對生活隻有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的人，往往結構拖遝、情節冗長，一定不會有什麽精巧的構思。蒲由於對他所反映的社會生活是十分熟悉的，所以，寫出來盡管巧妙，但並不荒謬。像《胭脂》、《冤獄》、《局詐》、《念秧》、《韋公子》等作品，裏麵描寫的事情，都是巧得出人意料的，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像這類事情在封建社會又是普遍的、大量的、每日每時發生的。因此，這種偶然性中又體現了充分的必然性。即以短篇《韋公子》來說，荒**無恥的花花太歲韋公子一生尋花問柳，十幾年之後，竟然又**汙了自己的親生女兒及兒媳。以天下之大，這樣的巧合的確是少有的，但是，由於韋公子是一個“婢婦有色無不私者”的**棍，又嚐載金數千，意欲“盡覽天下名妓”，因而到處勾留，這樣的狗彘之行是完全可能發生的。而且，在一個以娼妓為合理，以私婢為合法的罪惡社會裏，也存在著發生這種可悲可恥的事情內在必然性的。因此，韋公子遭遇的偶然性恰恰是一種必然的反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巴爾紮克所說的：“偶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家： 若想文思不竭，隻要研究偶然就行”，是很有道理的。

其次，還在於它藝術上的“巧安排”。就是在作品中十分注意伏線、懸念、鋪墊的使用，做到前後照應，疏而不漏。譬如前麵說過的《張誠》中三兄弟的奇巧遭遇，都是嚴格按照生活邏輯而又巧加安排的。開頭“齊大亂，妻為兵掠”一句，一方麵是為張氏再娶引出主人公而設的理由；另一方麵，也是為後來一家大團圓的喜劇結局伏下的重要線索。而張誠的被虎銜去，並沒說他被虎咬死吃掉，這就為後來遇救留下了後路。所以，結局盡管巧得出人意外，但又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沒有絲毫的漏洞。又如《西湖主》，前麵寫到陳生義釋豬婆龍一事之後，便如逆水撐船，愈推愈遠，似乎故事的發展與之毫無關係。但誰料到，這一伏筆正是解決尖銳矛盾，使陳生逢凶化吉，因禍得福的關鍵。試看王妃派人氣勢洶洶地來抓陳生時，誰不捏著一把汗！當婢子發現陳生之後，形勢急轉直下，階下囚翻作座上客，不說讀者，就連陳生自己也被弄糊塗了。直至王妃一番話，說明原委，照應了前頭那一句看似無用的“閑筆”，我們才恍然大悟： 原來如此！正是這種細針密線的作風，使得《聊齋》不管如何巧奪天工，出神入化，都能給人以自然合理的感覺，而很少有露出破綻讓人失望的時候。

《聊齋》裏麵“神”出“鬼”沒，超現實的主人公往往有預知未來的本事，這就給許多巧合帶上了神奇的色彩。可貴的是，蒲鬆齡並沒有濫用這種方便，隨心所欲地搞“戲不夠，神來湊”的把戲。他對於超現實力量的使用，在大多數場合也都是讓它們按照現實的邏輯行事的。譬如《紅玉》，寫狐女紅玉與相如的結合，有點飄然而來的味道，但後來的發展卻嚴格遵循了生活的邏輯： 紅玉被相如的父親馮翁罵了之後，便與相如泣別，不知所往。當相如所娶新婦被搶，父親被打氣死，自己被打傷而思報仇時，來了一個虯髯客願代他報仇。雖然來得蹊蹺，但是人們理解為他是紅玉派來的也可，理解為受壓迫的人民對惡霸的共有的反抗之情也可，都是有生活根據的。後來，官役喪心病狂地把相如的小嬰兒拋棄於荒山野嶺之中被紅玉救去養大，似乎巧得令人難以置信。但是，紅玉解釋說，她是狐仙，恰巧晚上走路時聽見孩子的哭聲，就把他抱去撫養了。這不也是完全符合生活情理的嗎？

當然，《聊齋》有少數作品往往借助於超現實的力量，使巧合帶上濃厚的“命定”的味道。像《陳雲棲》的寫真毓生與女道士的悲歡離合，《青娥》的寫霍生與青娥的愛情糾葛，《江城》、《邵女》的家庭糾紛，以至於《夢狼》、《王桂庵》那樣的現實與夢幻相吻合的情節描寫，都是植根於現實的矛盾之上不能發生或不會發生得這樣奇巧的。它們雖然有助於故事的曲折離奇，但未免有點故弄玄虛的味道，因而是難以效法也不宜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