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小修詩

袁宏道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餘懼其複逸也，故刻之。

弟少也慧，十歲餘即著《黃山》、《雪》二賦①，幾五千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飣餖②，傅以相如、太衝之法③，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以異也。然弟自厭薄之，棄去。顧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④，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既長，膽量愈廓，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傑為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群而不相屬也；其視鄉裏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摹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⑤。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嚐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嚐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複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複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⑥，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蓋弟既不得誌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嚐貧；而沉湎嬉戲，不知樽節⑦，故嚐病。貧複不任貧，病複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嚐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真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離騷》一經，忿懟之極⑧，黨人偷樂，眾女謠諑，不揆中情，信讒齎怒，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音，怨矣，寧有不傷者？且燥濕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⑨，又何疑焉！

【注釋】

①《黃山》：賦名。此黃山是湖北公安境內之山，非安徽之黃山。 ②飣餖（ｄìｎɡｄòｕ定豆）：此指堆砌羅列。 ③太衝：西晉辭賦家左思的字，史傳其名作《三都賦》出，人們競相傳抄，使得洛陽紙貴。 ④列禦寇：即列子，相傳為戰國時道家，著有《列子》，原書佚（今本為魏晉間偽書）。 ⑤野狐外道：即“野狐禪”，佛教用語，意為異端邪說。 ⑥閭閻：指普通百姓所居之處。《擘破玉》、《打草竿》：明代民間流傳的民歌，“擘”一般作“劈”。 ⑦樽節：節製、抑止。樽，通“撙”。 ⑧忿懟（ｄｕì對）：忿懣、怨恨。 ⑨楚風：楚地的民歌。

【作意】

借為小修詩集作序，主張詩文要獨抒性靈，表現真情實感，反對剿襲模擬，無病呻吟。

【鑒賞】

明代文壇，是一個門戶疊出、宗派林立的世界。作者們為了發明和維護自己的主張，無不利用一切可能的場合宣傳自己的主張而攻擊自己的對立派。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主將，他的這篇《敘小修詩》可以看作是公安派的文學綱領，也是向前、後七子的複古主張宣戰的檄文。

前、後七子，在糾正台閣體的纖弱空虛方麵自有其曆史功績，但是他們過分強調的複古、擬古，被一些追隨者引向極端，也使文學走入了徒然玩弄形式而毫無生氣的死胡同。袁宏道此文首先針對當時“卑極”的文壇，對七子鼓吹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痛加批駁。“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是前七子首領李夢陽提出來的，《明史》本傳說他：“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明史·文苑傳序》說他與何景明“倡言複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而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也主張“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甚至出現了“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這樣極端的思潮。王世貞頌揚李攀龍的文章“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樂府詩“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其實也看出了擬古的毛病。以至於在袁宏道麵前，展示的竟是這樣一個“輿論一律”、死氣沉沉的文壇：“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摹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這對於主張思想解放的袁宏道來說，真是不堪容忍！所以，他奮力批駁，大聲疾呼，指出秦、漢以上尚有六經，盛唐以上還有漢魏，如果前人也照此辦理，就沒有擬古派心目中的偶像了。所以他首先提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才“可貴”的觀點。接著，他進一步指出獨創的可貴，認為天下之物，隻要有特點就一定能存在，想廢也廢不掉；如果雷同就一定難流傳，想保也保不住。而所謂有特點的東西，就是“真人”的“真聲”，而不是那些效顰之作。從這些見解中，很明顯地看到袁宏道受他的老師李贄很深的影響。

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作為公安派旗幟的“性靈說”。認為好的文學作品“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都是從作者自己胸臆中“流”出來的。這種作品，因為感情真摯，即使表達形式欠缺一點，也是有價值的。這與袁的好友江盈科在《敝篋集序》中引述袁的話是一致的。袁說：“要以出自性靈者為真爾。流自性靈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擬者，力求脫舊而轉得舊。由是以觀詩，期於自性靈出耳，又何必唐，何必初與盛之為沾沾也！”出自性靈則真，真則新。這就是公安派性靈說的靈魂。

從他的文學主張出發，作者對弟弟小修的詩的評價，特別強調的也是一個“真”字。前麵強調弟弟早期寫作的賦，摹仿得很出色，同那些摹仿派自詡的不朽之作簡直沒什麽兩樣，但後來遭到弟弟自己的否定。一個“厭薄”，一個“棄去”，明是寫弟弟，實際上已經在打摹擬派的耳光了。後麵強調他弟弟“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真實感人，堪比屈子楚辭。評價未免太高，但闡述亦算理直氣壯。另外，文中還談到他對閭閻婦人、小孩所唱民歌的高度評價，表示了文人對民間文學的重視，也是明代文壇的一大進步。

本文作者一方麵懷著對當時文壇複古、擬古風氣的強烈不滿之情，另一方麵又有對弟弟的深厚懷念之情，二情進發，所以文章寫得真氣鼓**，感情充沛，圓轉曉暢，**，讀來甚感痛快。當然，矯枉過正，難免有片麵之處，如對其弟的視妻子為鹿豕之聚的錯誤觀點以及對其弟作品的“疵處”無保留的讚美，未免過分，但這不影響本文強烈的戰鬥力量。

【補充說明】

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稱：“先生立言雖不逐世之顰笑，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即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沉，情景大真，近而不遠，而出自靈竅，吐於慧舌，寫於銛穎，蕭蕭泠泠，皆足以**滌塵情，消除熱惱。況學以年變，筆隨歲老，故自破硯以後，無一字無來曆，無一語不生動，無一篇不警策，健若沒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其中有摩詰，有杜陵，有昌黎，有長吉，有元白，而又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筆與之會，合眾樂以成元音，控八河而無異味，真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以年，不知為後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