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在我國曆史上，伴隨著神話傳說而生的，還有一種童謠。它傳唱於兒童之口，但有許多簡直與兒童的生活和理解力毫不相幹，而幾乎是純粹的政治鬥爭的反映和產物。從性質看，它應該列入“低幼讀物”，但其實內容深奧難解的程度，幾乎超過所有的“成人文學”。也許正因為如此，曆來對它的研究如鳳毛麟角，資料也很少；僅有的一些記載中，又混雜著許多奇怪的傳說和荒唐的附會，這些都增加了研究的困難。童謠本是一份值得重視而且應該加以研究的文化遺產，然而在很長的時期內，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直到現在，似乎也沒有根本的改觀。這種不正常的狀況應該結束。一
什麽是童謠？古人說：“童，童子。徒歌曰謠。”（《國語·晉語》韋昭注）“童子歌曰童謠，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楊慎《丹鉛總錄》卷二五）大體說來，童謠就是指傳唱於兒童之口的沒有樂譜的歌謠。它的叫法很多，如清人杜文瀾在《古謠諺·凡例》中，把“兒謠、女謠、小兒謠、嬰兒謠”等都歸入“童謠”一類。此外，其他古籍中還有稱“孺子歌”、“童兒歌”、“兒童謠”、“孺歌”、“小兒語”、“女童謠”等的。名稱雖不同，內容都是一樣的。
童謠的曆史真可以說是“久矣夫”的了。《列子》中記載的《康衢童謠》，據說是我國傳說中的聖人堯時的童謠。《古今事物考》說：“《列子》曰：‘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謠之起，自堯時然也。”有人認為《列子》這本書不一定可靠，隻承認《國語·鄭語》中記載的《周宣王時童謠》才是真正最早的童謠。即使如此，童謠也有了近三千年的曆史。在我國文學史上，能夠與它比“老資格”的，就隻有《詩經》中的某些篇章了。
縱觀中國古代童謠的曆史，可以發現一條明顯的分界線：在明代以前，所有的童謠幾乎都是政治童謠，不同程度地都是政治鬥爭的工具，它們與兒童的生活簡直不相幹；從明代開始，在繼續發展政治性童謠的同時，產生了一批真正反映兒童生活的童謠，或者說，這時才有人有意識地開始創作和收集真正意義上的童謠。我想，明以前大概也有非政治性的童謠，隻是由於無人搜集記錄下來，所以就湮滅了；即使記下來一點，也往往被附會到政治中去了。明代，是我國資本主義因素大量產生的時期，當時有一批人，衝破宋元理學的束縛，思想比較解放，他們的視野擴大到了前所未及的許多領域，加上當時印刷業的興盛，童謠的創作或收集也就有了較好的成績。現存我國最早的兒歌專集是明代呂坤於1593年編成的《演小兒語》，此後，這方麵的專集也逐漸多了起來。
從現有材料看，我國古代童謠大體上呈現出“兩多兩少”的狀況：亂世多，盛世少；王朝末期多，王朝早期少。像魏晉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時期、元代，政治上黑暗，內外戰爭頻繁，國家分裂，生靈塗炭。反映這一時期政治鬥爭的童謠也就比較多。在每一個王朝中，一般又是末期比早中期多，像秦末、漢末、元末、明末等時期，都是童謠大量流傳的時候。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亂世和末世，政治鬥爭尖銳複雜，各種政治力量都努力表現自己，其中就包括用童謠為自己造輿論，所以，有著產生童謠的肥沃土壤。另一方麵，這時統治者的鉗製力則相對削弱，使那些生產出來的童謠不至於全部被扼殺。新上台的統治者對那些替自己造輿論的童謠，固然會樂於保留，就是對那些詛咒被推翻的統治者的童謠，也往往持一種容忍的態度，甚至也樂於記錄下來，以作為自己“順乎天心，合乎民意”的證明。反過來，在每一個王朝的初中期，統治階級的統治相對穩定，除了歌頌升平的東西之外，真正有戰鬥力的童謠就不容易創作和保存下來了。
二
中國古代童謠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它的強烈的政治色彩。拿最早的《康衢童謠》和《周宣王時童謠》來說，就都是與政治息息相關的。《康衢童謠》說：“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據說是堯在統治了天下五十年之後，不知道天下治理得如何，親自下去作調查研究時，聽到了兒童們在大路上唱這首童謠。它實際上是老百姓對堯的治績的評價，可說是最早的“政治評論”。這種評價未免有阿諛奉承的地方，把堯說得好到了極點。結果，當然是堯聽了很高興，回去後便下決心把他的統治權“禪讓”給了他的女婿舜。《周宣王時童謠》：“弧箕服，實亡周國”。雖然隻有短短的兩句，談的卻是有關國家命運的大問題。它預言那賣桑木弓、箕草箭袋的老夫婦倆將是使周王朝滅亡的人，暗示老夫婦收養的女孩褒姒為周王朝“招禍”的事。可見，童謠從一開始就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後來，許多童謠都承襲了這一傳統，往往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童謠強烈的政治性首先表現在：在王朝更替的曆史時期，農民起義軍或地主武裝往往都利用童謠作武器，為推翻舊的統治者大造輿論。如元代末年，著名的《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謠》：“石人有雙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就是紅巾軍領袖劉福通自造的童謠。據說劉先把刻有童謠的石人埋在黃河工地上，再讓兒童到處傳唱。當開河民工挖出石人、讀到石人身上的童謠時，整個工地頓時沸騰起來。早已不堪忍受壓迫的民工，紛紛揭竿而起，使紅巾軍隊伍迅速壯大。童謠猶如火星，使遍布各地的“幹柴”頓時燃燒起熊熊烈火。又如至正年間的《彰德路童謠》：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
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
據說至正二十八年六月的一天，彰德路的天寧寺塔忽然由黑色變成紅色，塔頂還有紅光閃爍，好幾個鍾頭才消失。此事真偽難辨，也許是一次特異的自然現象，但是，有人就利用這一事件造出童謠，巧妙地暗示姓“朱”的人要取代元朝統治者而成為中國的“主人公”，顯然是為明代統治者上台造輿論的。
如果說，上述兩首童謠還不得不借助於迷信的“天意”之說來增強童謠的力量的話，那麽，明末李自成起義軍製作的童謠就更加直截了當了：朝求升，暮求合，
近來貧漢難存活。
早早開門拜闖王，
管教大小都歡悅。
它緊緊抓住與人民生命攸關的生活問題，把起義與解決貧苦人民的生計聯係起來，具有很大的煽動性和號召力。當時社會的情況是：“歲饑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但是“官府複嚴刑厚斂”，所以“一聞童謠，鹹望李公子至矣”。（《明季北略》卷二三）這類童謠，就其作用來說，很有點像今天的政治鼓動詩了。
童謠強烈的政治性還表現在：它敢於把矛頭指向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天子”。眾所周知，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天子”乃是至高無上權力的象征。因為觸犯“龍顏”或根本就無辜地被天子莫名其妙地置於死地的人曆來不可勝數。也許是這種野蠻和殘暴的行為在起作用，在中國文壇上，曆來隻看到歌頌天子“聖明”的拍馬文學，至多也不過有一點小罵大幫忙的牢騷。但古代童謠中有不少並不把天子放在眼裏，而用各種形式諷刺以至咒罵他們。像《永熙中童謠》：二月末，三月初；
桑生裴雷柳葉舒。
荊筆楊板行詔書，
宮中大馬幾作驢。
它如實地表現了晉惠帝時大權旁落、權臣專政的曆史事實，同時也尖銳地嘲罵了昏庸無能的晉惠帝。借用他姓“司馬”作譬，稱之為“大馬”，已是“不敬”了；把他比作“驢”，實際等於罵他是一竅不通的笨驢。雖然就晉惠帝而言，是完全合乎實際的，但這樣做，已夠得上“大逆不道”了。《南史·張敬兒傳》載的一則童謠，則罵得更厲害：天子在何處？
宅在赤穀口。
天子是阿誰？
非豬即是狗。
這首童謠表麵上是指張敬兒稱帝之事，“狗兒”、“豬兒”原是張敬兒兄弟的小名，當作寫實文學看，似乎並沒有什麽不敬之處。但是，當小孩子傳唱著“天子是阿誰？非豬即是狗”時，是決不會有人加上注解說這個“天子”是實指張某的，它實際上是巧妙地“以偏概全”，罵盡了所有的“天子”。當然，以今天的眼光看，這並不是文學創作的好方法，但在當時，畢竟是很需要一點勇氣的。值得注意的是，這類童謠並非絕無僅有。譬如《太寧初童謠》，把皇帝比作馬不算，還把皇帝的被軟禁比作放牧，繪聲繪色地描寫馬吃草的情景；《元康中童謠》罵天子是“瞎子”；還有的童謠則嘲笑天子企圖靠更改年號來維持自己的短命統治而最終隻能赤腳逃命的狼狽相。這是童謠中很有光彩的一部分，在其他文學樣式中是很少見的。
童謠還以極大的義憤譴責和詛咒禍國殃民的奸臣，而且比之其他文學樣式，顯得更加直截了當，更富有感情色彩。像著名的漢末《獻帝初京師童謠》：“千裏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它集拆字、謎語與童謠於一身，既巧妙地包括了“董卓”二字，又以“草青青”與“不得生”作強烈對比，點明盡管董卓氣焰囂張、炙手可熱，都必將很快滅亡。從效果來看，與夏時人民詛咒夏桀的謠諺“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有異曲同工之妙，表達了作者強烈的感情色彩。又如，宋代的《京師童謠》對於宋代臭名昭著的奸臣童貫、高俅、蔡京父子等人，已經不是曆數其罪惡而加以譴責，而是旗幟鮮明地發出了要“殺”、要“割”、要“吃”的呼聲，真正到了恨不能“食肉寢皮”的地步了。
揭露社會黑暗，鞭撻封建社會製度，反映並且同情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和正義的反抗鬥爭，也是童謠極富政治色彩的內容。《漢末江淮間童謠》：“太嶽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貴如黃金。”短短四句十六個字，給我們描繪了一幅人民苦難生活的淒慘圖畫。是天災？是人禍？還是二者兼而有之？童謠沒有說，它給讀者留下了廣闊的想象（書為像）餘地。這種含蓄的譴責，有時比大聲疾呼的痛罵還要有力得多。
童謠的筆觸不僅涉及了人民的苦難生活，而且伸向了政治製度、用人製度等各個方麵。如《順帝末京都童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宋欽宗時童謠》：“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清末《京中童謠》：“前門開，後門張。前門引進虎，後門又進狼。不管虎與狼，終朝每日鐺鐺鐺。”這些童謠從具體史實出發，加以典型化，對封建社會顛倒是非的用人製度、封建官府“廣開言路”的虛偽性以及封建政府官僚勾結帝國主義、置百姓死活於不顧而隻管自己享樂的反動本質等，都作了較深刻的揭露和譴責。 尤其難得的是，有些童謠還把被迫鋌而走險的農民起義軍與政府軍作對比，真實地揭示了官兵的危害勝過“賊”的情景。像《正德己巳川蜀童謠》：“強賊放火，官軍搶火。賊來梳我，軍來篦我。”這裏，把農民起義軍當作“賊”當然是不正確的，但是，它把所謂“賊”與官軍對比著來寫，著意在說明官軍的禍害遠遠超過“賊”，這一點是意味深長的。古話說：“兩害相較取其輕”。在這樣明顯的對比麵前，童謠的政治傾向性也顯露無遺了。
童謠這種強烈的政治性，曾被人當作“詩妖”加以貶斥。如鄭玄說：“言上號令，不順民心，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所謂“詩妖”，明顯地含有貶斥的味道；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認是老百姓的“怨謗之氣，發於歌謠”，還是看到了問題的症結所在的。
就內容說，童謠並不限於上述的政治性篇章，它還包括更多的方麵。如《汝南鴻陂童謠》反映了一個在水利工程問題上好心辦了壞事的官吏，《天堆童謠》附會地記載了一次泥石流現象，《隋末江東童謠》、《興定中童謠》，譴責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還有些童謠諷刺了不自量力的狂妄之徒等等。特別是自明代以後，反映兒童生活的童謠有了較大的發展，童謠的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前言2
三
童謠要為兒童所接受，在形式上不能不有一番講究，因此，音樂性、變異性與娛樂性就成了童謠的顯著特點。
1923年，黎錦熙先生在《歌謠調查的根本談》中指出：“歌謠唱起來沒有一首不好的……可是看起來就沒有幾首好的：這就是漢字的不濟。”他覺得“漢字不濟”的說法尚可以商榷，但他說的“歌謠唱起來沒有一首不好”，卻是值得注意的。童謠是一種帶音樂性的口頭文學，除了“歌詞”之外，還有它的“曲譜”。因此，能流傳的童謠，孩子們唱起來一定覺得順口、流暢、蠻有味道的。可惜的是，古人在收集童謠時，隻注意了記錄它的文字，卻忽略了它的曲譜——當然也許是這種記譜工作在當時是極為困難造成的。
童謠的音樂性表現在它語言的音樂美和節奏感。比較常見的是在童謠中巧妙使用雙聲、疊韻、雙關、諧音、重疊、對比等手法，使得童謠唱起來悅耳動聽。如《元明宗時童謠》：“牡丹紅，禾苗空；牡丹紫，禾苗死。”四句中，二二押韻，對仗整齊；“禾苗”與“和廟”諧音，暗指元明宗，一語雙關，自然而巧妙。又如《興定中童謠》：“青山轉，轉山青；耽誤盡，少年人。”前麵二句僅僅將同樣的三個字調換了一下詞序，就把長年累月輾轉山林被迫從事戰爭的士兵的怨怒作了很好的揭示。它似重複又不是重複，而是一種深化，於整齊中見參差，韻味十足，音調響亮。這種句式，為以後的童謠和民歌所經常采用。不僅這些句式整齊的童謠有很強的音樂性，就是那些句式參差的童謠也是如此。如《都城小兒祈雨歌》之一：青龍頭，白龍尾，
小兒求雨天歡喜。
麥子麥子焦黃，
起動起動龍王。
大下小下，
初一下到十八。
摩訶薩。
這首祈雨歌看起來簡直像散文，但是內在的音樂性很強，又用的是小兒的口語，所以，唱起來一定是很有興味的。
與音樂性有關的是童謠的變異性或曰不穩定性。因為童謠是以口頭傳唱的方式流傳的，就難免要發生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現象，甚至還會出現有意無意加以修改的情況。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狸斑童謠》。《明詩綜》以此為題記的是：狸狸斑斑，跳過南山。
南山北鬥，獵回界口。
界口北麵，二十弓箭。
而明楊慎的《古今風謠》題為《元至正中燕京童謠》，作：腳驢斑斑，腳躐南山。
南山北鬥，養活家狗。
家狗磨麵，三十弓箭。
上馬琵琶，下馬琵琶。
驢蹄馬蹄，縮了一隻。
周作人說他家鄉紹興的孩子卻是這樣唱的：
鐵腳斑斑，斑過南山。
南山裏曲，裏曲彎彎。
新官上任，舊官請出。
北大歌謠研究會的《歌謠》第21號說湖南又是這樣唱的：腳踩斑斑，手指南山。
南山北鬥，不用家口。
除吊美人二十四，
一大隻。
這首童謠在不同的地方還有許多不同的“版本”，不一一列舉了。有人認為它的最早出處是《禮記·檀弓》中的《登木歌》：“裏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那麽，它已有了幾千年的曆史了。在這漫長的時間內，不斷地在流傳中被“改編”，所以，變化這樣大就不足為奇了。其他童謠曆史不一定有這麽長，變化不一定這麽大，但是字、詞、句的異同是大量存在的。對此，我們也要以“流動”的眼光來看待，承認其變異的合理性，擇善而從，恐怕不宜運用校勘古書的通例，強說誰對誰錯，以求“一律”。這也可算是童謠的一種“特殊性”吧。
童謠的娛樂性主要表現在把兒童喜愛的謎語、文字遊戲和遊戲動作與童謠結合起來。像《獻帝初京師童謠》的“千裏草”、“十日卜”，就是“董卓”的謎麵 ；《襄國童謠》的“古在左，月在右；讓（繁體字：讓）去言，或（繁體字：國）入口”，就是“胡襄國”的謎麵，等等。這些童謠的製作者是以此宣揚他們的政治主張的，但孩子們在傳唱時卻並不去理會其中的“微言大義”，隻不過當它是一首含有謎語的歌謠，從而產生傳唱的興趣。
把文字遊戲引入童謠，也是童謠中常見的表現手法。如《台州塘下童謠》：“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蒂烏，摘個大姑，摘個小姑。”這裏用的就是一種“頂真續麻”式的文字遊戲；它的頭一句的最末一個字就是第二句的頭一個字，每句中的兩個分句互相押韻，而句與句之間則可以換韻，並且意思上也可以全無聯係。這種童謠一般用於兒童的集體傳唱，是對他們進行語言和思維訓練的一種好方法，也能夠激發起兒童的濃厚興趣。此外，像拆字、諧音等也多為童謠采用。
有些童謠還往往與遊戲動作結合起來。如前麵提到的《狸斑童謠》，記載它的朱竹垞在《靜誌居詩話》中說：“此予童稚日偕閭巷小兒聯臂踏足而歌者，不詳何義，亦未有驗。”所謂“聯臂踏足而歌”就是一種兒童遊戲：一群孩子伸腳排坐在地上，先由一個孩子唱歌點腳，每唱一字點一腳，點到唱完處便縮一腳，如此輪點下去，兩腳都縮的便立起，剩下最後立起的一人就算輸了。又如《拜月叩星歌》：月，月，月，
拜三拜，
休教兒生疥。
參兒辰兒。
可憐溺床人兒。
它也是邊唱邊輔以動作的。我們仿佛看到一幅月下幼兒叩拜圖，旁邊或者還有他的母親或祖母、外祖母在打著節拍“伴唱”呢！這種活動本身雖是一種迷信，但幼小的孩子對於這種略帶神秘的活動一定是頗感興趣的。四
絕大多數的古代童謠的作者，均不可考。這本來是口頭文學的一個共同特點：它們不是發表在書刊上，而隻是在人們的口頭流傳，即使第一次“發表”時是署了名的，但幾經流傳，也可能被遺忘了。尤其是童謠，傳唱者是年幼的兒童，他們對作者是誰，恐怕更不感興趣；更何況許多童謠政治性、戰鬥性很強，作者恐怕不願或不敢署名。這樣，童謠大多不知作者就成了一個普遍的現象。從“知人論世”的角度看，的確給童謠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為了解決這個困難，古人也曾從實踐和理論上作了努力，提出了種種解釋。其中最主要的有“天心”說和“天籟”說。
“天心”說最早見之於《三國誌·吳書·陸凱傳》。陸凱在引用了“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的童謠之後，說：“翼星為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魏書·崔浩傳》還記載崔浩預測星變童謠作的故事，活龍活現。這種觀點把童謠看作是天星垂象，儆戒世人的。其理論雖形成於三國時，但其濫觴卻可追溯到先秦。如《周宣王時童謠》以預言的形式出現，並且通過“事實”企圖證明“天命”的不可違抗。又如《卜偃引童謠》，也是以童謠來“未卜先知”，作為符合天意的象征。這種觀點又被稱作“五行誌派”，在古代童謠研究中，占了統治地位。自《漢書》開始，許多童謠均被收入曆代史書的“五行誌”中，可見其觀點影響之深。《晉書·天文誌》說：“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為人，熒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吉凶之應，隨其眾告。”首次正式從理論上提出童謠與陰陽五行的關係。這種“解釋”當然是不科學的，但是也不可一筆抹殺。趙景深先生在《古代兒歌資料·序》中說：“史籍中關於童謠應驗的記載和解釋，現在看來大部分是牽強附會或荒誕不經的。但是它們可以幫助了解這些童謠產生的時代背景，同時也可作為篡改童謠的反麵材料，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它們還是有價值的。”此外，許多政治性很強的童謠有賴這件“五行誌”的外衣得以保存至今，也應該算是一種幸運。
還有一種“天籟”說。這幾個字最早見之於清許之敘的《天籟集敘》：“古諺童謠，純乎天籟，而細繹其義，徐味其言，自有至理存焉，不能假也。”所謂“天籟”，說得未免玄乎。其實，它的意思不過是說：童謠是兒童不假思索、信口唱出來的聲音。“天籟”說的思想，早在漢代的王充就說過了。他在《論衡·紀妖篇》中說：“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授，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為之也。”杜預注《左傳·莊公五年》有雲：“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憑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誌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這類說法也還有點神秘化的味道。其實，兒童們所唱的歌，哪有不受成人影響的道理？許多童謠都是大人造出來讓孩子唱的（當然，傳唱過程中孩子有意無意地加以修改的事也是有的），所以，並沒有什麽“天籟”，而仍是“人籟”。
由於“天心”說和“天籟”說的統治，古代童謠長期以來被罩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它給童謠的研究帶來了困難。我們今天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觀點、立場和方法來繼承和整理這一份遺產，使之能為今天的社會現實和文藝創作更好地服務。
雷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