韜奮論編輯1

鄒韜奮同誌是我國傑出的政論家、新聞記者、出版家，也是一個著名的編輯。他說自己“差不多出了學校就踏上編輯之路”。1937年9月20日，他在為《立報》“創刊二周年紀念特刊”寫的一篇文章中說：“時光過得真快，我這後生小子，不自覺地幹了15年的編輯。為著做了編輯，曾經亡命過；為著做了編輯，曾經坐過牢；為著做了編輯，始終不外是個窮光蛋，被靠我過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樂此不疲’，自願‘老死此鄉’。”這段話，充分表現了他對編輯這一行的無比熱愛和百折不回的執著精神。

韜奮一生以編輯自命，對編輯這一行有許多體會很深的甘苦之言。筆者在學習的過程中感到，其中許多內容對我們今天的編輯仍有重要的指導和借鑒作用，本文所談的僅是其中的一部分。由於筆者學習不夠，希望得到讀者的指正。

“無名小卒”與“花匠”

韜奮辦《生活》周刊時，曾把刊物比作一個“花園”，而把自己比作“花匠”。他說：“他在這個花園裏努力，隻不過覺得這個小小花園尚能應社會上一部分的需要，他在這裏麵做個小小花匠，覺得在他個性還算比較的近些，覺得還有興趣，所以願以全副精神竭盡綿薄；隻望能在此茫茫的人生長途中，尋得一花一蕊，貢獻給諸君；倘諸君覺得在有些趣味的材料中，隨處得一點安慰，得一點愉快，得一點同情，得一點鼓勵，便是他暗中在精神上所感到的無限的愉快。……至於他個人，隻願終其身做一個無名小卒，但知盡其心力為本刊幹去。”在這裏，韜奮把編輯比作“花匠”並自願甘當一輩子“無名小卒”，以能為社會、為讀者服務為“無限的愉快”，十分恰當地揭示了編輯工作的本質，也充分肯定了編輯工作的重要性與光榮感。

作為“花匠”，韜奮一生都在力求把最美好的東西獻給讀者，把提供“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糧”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希望“能盡其心力為社會多爭些正義，多加些光明”。他說：“我們在上海開始的時候，就力避‘鴛鴦蝴蝶’派的頹唐作風，而努力於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糧；在抗戰建國的偉大時代中，我們也力避破壞團結的作風，而努力於鞏固團結、堅持抗戰及積極建設的文化工作。”他和他領導的生活書店決“不專為賺錢而做含有毒菌落後的事業”。他在香港辦《生活日報》時，也明確宣布，“不載無聊閑話，不刊荒謬文字”。對於那些誨**誨盜和落後、騙人的東西，他是堅決反對的，就連這類廣告也拒絕刊登。

韜奮向來“視事業如生命”，從不計較個人的名利和得失。他曾經表示：“我不想富，不想貴，本來是窮苦的無名小卒，死去時也隻願是個窮苦的無名小卒。”因此，他隻知道“樂此不疲”地幹工作，而鄙薄和反對那種爭名奪利的行為。他早期就說過：“一個人光溜溜的到這個世界來，最後光溜溜的離開這個世界而去，徹底想起來，名利都是身外物，隻有盡一個人的心力，使社會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當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則更進一步指出：“倘若我們有了正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個人的地位原是無足輕重的事情。”他以無產階級世界觀作指導，鮮明地提出了“克服個人主義”的問題，認為：“現在不是由個人主義做出發點的所渭‘獨善其身’的時代了，要注意怎樣做大眾集團中一個前進的英勇的鬥士，在集團的解放中才能獲得個人的解放。”他並且表明，他“不是為著自己的地位幹，是為著社會的或大眾的福利幹”。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把個人的利益與革命事業的位置擺正確，成為黨領導下的革命出版事業中的一顆重要的“螺絲釘”。

“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

韜奮說：“做編輯的人好像是讀者所用的廚子，所差異的，不過廚子所貢獻的是物質食糧，編輯所貢獻的是精神食糧。”因此，他多次強調：辦出版要“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

“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首先是要努力滿足讀者的正當需要。他曾說：“要用敏銳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誠摯的同情，研究當前一般大眾讀者所需要的是怎樣的‘精神食糧’，這是主持大眾刊物的編者所必須負起的責任。”正是由於有了這種切實的“研究”，不管是《生活》周刊還是生活書店的書刊，在盡可能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方麵，做得很有成績。生活書店有些書發行達二三百萬冊，他辦的刊物如《生活》周刊、《大眾生活》曾分別達到15萬5千份和20多萬份，創造了當時中國刊物發行量的最高紀錄。

“以讀者利益為中心”，韜奮還特別強調通俗化、大眾化，希望出版的書刊“使一切初識字牛通文的婦女們，孩子們，工友們，農夫們，都能看懂”。為此，他多次呼籲專家們“極力使專門的學術通俗化”。他說：“我們要盡力使原來是‘專門化’的，現在要在文字的寫作技術上使它大眾化起來，由此提高一般的知識水準。我覺得為大眾的利益方麵著想，以後任何專家都須特別注意到這一點。”他自己在這方麵首先身體力行。對過於專門的文章或者不用，或者加以改寫；文字方麵“力避‘佶屈聱牙”的貴族式文字，采用‘明顯暢快’的平民式的文字”。抗戰初期，為了讓更多的軍民看懂書刊，他還把本已很通俗的《全民抗戰》再加以通俗化，出版“戰地版”、“通俗版”，真是嘔盡了心血。

“以讀者利益為中心”，還表現在他把讀者當成“好朋友”而竭誠為之服務的精神上。他總是與讀者處於平等的地位，設身處地地為讀者著想，使出版物成為讀者“一位欣悅和愛的好朋友”，但不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損友，而是“純潔清正，常在進步途上的益友”。對於讀者的來信，不管是與出版有關的還是無關的，他都要拆閱和答複，而且答複來信的熱情“不遜於寫情書”。有些來信問的問題，他自己不懂，還代為請教專家，然後再作回答。為此，即使忙到深更半夜也不以為苦，不以為煩，而是以此為樂，以此為榮。後來信件實在太多，隻得添加專人負責回信，但他還是要抽看，並對其中一些重要的信親自作答。有些讀者來信要求代買東西，隻要有可能，他也派人去奔跑采購，並風趣地把采購的同誌稱為“馬路巡閱使”。這方麵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感人至深。

“取稿憑質不憑名”

做編輯少不了與作者打交道，怎麽處理為好呢？韜奮首先是尊重作者。韜奮認為：“編輯是替作者讀者服務的”。雖然他自己是作者和編輯一身二任，但他在與作者打交道時，總是十分尊重作者，關心作者，以好朋友的態度向作者組稿，特別善於在隨便的談話中抓住約稿的題目。由於他平時對作者有很深的了解，與有些作者還有特別深厚的感情和友誼，對他們的個性和特長都一清二楚，所以，約稿往往能達到預期目的，很少有失望或落空的時候。當時就有人稱讚他“拉稿的手段，素來不凡”。

另一方麵，他對待稿件向來又是要求很嚴格的。他說：“我取稿向采嚴格態度，雖對我所敬佩的師友亦然；取稿憑質不憑名，雖有大名鼎鼎的文稿賜下，倘拜讀之後覺得太專門，太枯燥，或太冗長，不適於本刊之用者，也不客氣的婉謝，或說明未擬刊布的理由以求曲恕。”還說：“我對於選擇文稿，不管是老前輩來的，或是幼後輩來的，不管是名人來的，或是‘無名英雄’來的，隻須好的我都竭誠歡迎，不好的我也不顧一切地不用。在這方麵，我隻知道周刊的內容應該怎樣有精彩，不知道什麽叫做情麵，不知道什麽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有一次茅盾的小舅子也是韜奮的老朋友孔另境先生寄來一篇稿子，韜奮因為其中“所引曆史文言較多”，終於作了退稿處理。在生活周刊社時，對於他的“頂頭上司”黃炎培先生的稿件，他如認為不合適，也要反複商量直到修改滿意為止。

韜奮對待稿件這種態度和做法，得到了多數作者的諒解和支持，他們並不因為稿件被退或被改而意氣用事，相反，仍然繼續不斷地把稿件寄給他。如20年代在美國留學的李公樸先生，被韜奮聘為《生活》周刊的特約通訊員。他遠隔重洋寄來的稿件也不是篇篇都登，但他不管登不登，總是很興奮地再寫來。對此，韜奮是十分感謝的。

當然，也有極少數的作者對韜奮的做法不滿意，甚至不惜造謠、攻擊。遇到這種韜奮稱之為“因公招怨”的情形，他的態度是寧可聽人汙蔑攻擊，決不在原則上讓步。他說：“我職責所在，對於發刊的稿件自不得不負責，當然須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須以文字內容有精彩為前提，不應以情麵而敷衍。……我因為對此點看得很透，所以決意：與其敷衍，不如不辦；如其要辦，決不敷衍。我以後還是要堅持一向的嚴格態度辦下去……”這種鮮明的立場和嚴格的態度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韜奮對於“名家”不是盲從和迷信，而是采取分析的態度。對於那些有真才實學的名實相副的名家，他十分尊重，並重視發揮他們的作用，以爭取他們的書稿為光榮。但是，他也知道，有一些“名家”是“名”不副“實”的。他曾指出；“有些所謂作家，你雖然東看到他的大名，西也看到他的大名，但是也許買到他的大作來看，卻不免感覺到硬著頭皮看下去也不懂，或是味同嚼蠟，看著就想睡覺！”即使是名實相副的“名家”，韜奮也反對“貓捉老鼠”式的總是盯住不放的做法，他對於當時社會上某些人亂拉“名家”以光門麵的做法深不以為然。他曾尖銳批評說：隻要淮一旦成名，於是，“這裏請你做校董，那裏請你做董事；你的文章盡管狗屁不通，有人爭先恐後的請你做廣告；你的字盡管寫成鬼樣子，有人爭先恐後的請你題簽；……”。他還批評有些編輯爭向“名人”約稿，造成了不良的後果。他說：“現在的雜誌界似乎有一種對讀者不很有利的現象：新的雜誌盡管好像雨後春筍，而作家卻仍然隻有常常看得到他們大名的這幾個。在東一個雜誌上你遇見他，在西一個雜誌上你也遇見他。甚至有些作家因為對於催稿的人無法拒絕，隻有一篇的意思，竟‘改頭換麵’做著兩篇或兩篇以上的文章，同時登在幾個雜誌上。這樣勉強的辦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讀者也是莫大的損失，是很可惋惜的。”這種現象的產生，作為“催稿的人”的編輯是不能辭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