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事業模範”鄒韜奮3

“求得最大的貢獻”

1937年韜奮在獄中寫的《經曆》一書中說：“我們各人都該求得最大的貢獻。……各人的能力雖有大小，但……無論何人，除了有害人群的事業外（倘若這可稱為“事業”），各人都可有各人的最大的貢獻。竭智盡力求得這種‘最大的貢獻’，這是人人對於自己對於社會應負的責任。”“我常常督促自己擔負起這個責任，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忘卻這個責任。”這段話，用以形容和概括他後半生的活動。是再恰當不過了。

首先表現的是他的再接再厲、不屈不撓的精神。在舊中國的特殊環境中，隨著韜奮所辦的進步出版事業的發展，國民黨政府的壓迫也與日俱增。1932年，國民黨政府以“言論反動，毀謗黨國”的罪名先後下令《生活》周刊不準郵寄；1933年？月，韜奮被迫出國流亡；這年年底，《生活》周刊也被迫停刊；與此同時，書店被查禁圖書的事也日益增多。生活書店的出版：工作麵臨越來越嚴重的困境。1936年11月，韜奮與沈鈞儒等？人又被國民黨政府以莫須有罪名非法逮捕並被無理拘禁8個多月，直至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之後才獲釋；以後，韜奮還被迫流亡多次，以至於有一段時間隻得隱姓埋名過“地下”生活，真是久經磨難，艱苦備嚐。但是，麵對壓迫，韜奮沒有退卻，更沒有屈服，而是“盡其在我”地努力工作著。

在國外流亡期間，他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倫敦大英博物館裏，他“狼吞虎咽似的”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並聯係實際，記下了許多筆記。他說：“革命的思想家的奮鬥生活，常能給我們以很深刻的‘靈感’。我每想到卡爾和伊裏奇的艱苦卓絕的精神，無時不‘心向往之’。”在社會主義的蘇聯考察期間，他又從實踐上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更增強了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這些，對於他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是一種強烈的催化劑。與此同時，他還特別注意考察和比較外國的新聞出版事業，隨時吸收和改造外國的東西為自己所用。譬如，在法國時，他就很注意巴黎《時報》的“辦報特點”，《晨報》的分工詳密和效率，《巴黎晚報》“社會新聞特詳，插圖佳妙，編法又能處處引人入勝”的優點；在德國，韜奮看了那兒先進的印刷設備，有一段表示自己心理活動的文字，很是感人：

我看完了這樣大規模的出版機關，心裏暗作妄想，如中國有一天真實行了社會主義，或至少真向著了社會主義的大道上走，由大眾化的國家辦理這類大規模的文化事業，區區小子，得在這樣的一個機關裏竭其微力，盡我全部的生傘在這裏麵，那真是此生的大快事、大幸事。這樣大眾化的事業，比之操在資本家的手裏，以牟利為前提的事業，又大大地不同了。

韜奮當年向往的事業今天已經變成現實，我們該感到多麽幸福啊。

對於國民黨政府的壓迫，他總是針鋒相對而又有理有節地進行鬥爭。《生活》周刊被查封了，他又通過國內的朋友辦起了《新生》周刊；《新生》周刊因為“新生事件”被禁，他回國後，馬上辦起了《大眾生活》周刊；《大眾生活》被封後，他又流亡香港，創辦了《生活日報》和《生活日報星期增刊》；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又創辦了《抗戰》三日刊（後來改名為《全民抗戰》周刊），同時，還編印出版了《抗戰畫報》；1941年，他再次流亡香港時，又於艱難竭蹶之中恢複了《大眾生活》，就像接力賽跑一樣，他的手中永遠高擎著一支照耀和鼓舞人們投奔光明、投奔革命的火炬！

“作最大的貢獻”。還表現在他把編輯出版工作與整個革命事業統—在一起，從更高的水平和更廣闊的背景上從事這一工作。韜奮在早期是以無黨派“獨立”人士自居的，他想辦一種超政治的純出版事業。但後來的事實教育了他，使他自覺地把自己從事的出版事業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文化事業聯係在一起，而與國民黨統治下的“殺千刀文化”劃清了界線。在《患難餘生記》裏，他明確地申言：他和生活書店數百同誌所艱苦支持的這一部分進步文化事業乃是“中國整個進步文化事業的一部分”。因此，他的工作範圍不再是局限於編輯出版工作本身，而是延續到更廣的戰線，看到更廣闊的前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的麵向廣大文化落後的工農群眾的思想和由此而來的出版物通俗化的要求。韜奮指出：“我們必須注意到最大多數的群眾在文化方麵的實際需要，我們必須用盡方法幫助最大多數的群眾能夠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我們必須使最大多數的群眾都能受到我們文化工作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出版方麵，不能以僅僅出了幾本高深理論的書，就認為滿足，必須同時顧到全國大多數人的文化食糧的需要……我們深信為著國家民族的利益，我們的任務是要使最大多數的同胞在文化水準方麵能夠逐漸提高與普及，這對於整個國力的提高是有很大的效力。”這項偉大的：工程當然不能僅靠韜奮和生活書店來完成，但他的確是作了“最大的貢獻”。韜奮一生致力於通俗化的工作，是造成他在全國巨大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愈之同誌曾把韜奮與魯迅作了個比較，他說：“魯迅的寫作方法，采取高級形象化。而韜奮則采取低級形象化，對於落後的大眾，低級的形象化自然比高級的形象化更容易接受，所以就作品的永久價值來說，韜奮斷不能和魯迅比較，但就宣傳教育的作用來說，韜奮對於同時代的影響，卻比魯迅還要來的普遍。”這是很中肯、很精彩的分析。

韜奮還利用政治活動的便利，為改善編輯出版工作的條件而盡了最大的努力，從1932年底參加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開始，韜奮有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於愛國、救國的政治活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時期的鬥爭經曆。在參政會上，韜奮利用參政員的合法身分，巧妙地站在黨和人民大眾的立場，說出了黨想說而不便說的話，並為改善編輯出版的條件作了極大的努力。他在第一次參政會上，一口氣提出了三個提案，其中就有反對書報檢查的提案，第二次參政會上，韜奮“一方麵以編著人的身分，一方麵受全國最大出版家的囑托”，又提出了《撤銷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以充分反映輿論及保障出版自由案》，經過頑強努力，獲得通過。雖然在國民黨的“表麵骨子脫節”政治麵前，白紙黑字的提案實際上並沒有作用，但對於揭露國民黨政府的偽善麵目和鼓舞出版界同人方麵，還是發揮了一定威力的。

從1937年開始，生活書店得到空前的發展，分支店曾達到50多個，職工達300多人，韜奮作為總負責人，以出色的工作為培養這支具有生活精神的堅強隊伍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他還通過自己主編的刊物和出版的圖書教育了廣大的讀者群。1941年底，他主編的《大眾生活》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在香港停刊之後，直到逝世，由於環境所迫，韜奮基本上脫離了編輯出版工作，但是，他以帶病之軀所從事的具體革命活動（特別是在蘇北抗日根據地的參觀活動），他在病**堅持寫作而未及完成的《患難餘生記》等著作中對編輯出版工作的總結，都永遠是從事革命出版工作的人們的生動教材。正如中共中央在給韜奮家屬的唁電中所說的：“韜奮先生20餘年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奮鬥不息，雖坐監流亡，決不屈於強暴，決不改變主張，直至最後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為念，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韜奮以自己光輝的一生實現了他生前作出的“求得最大的貢獻”的願望，給我們留下了永難磨滅的榜樣。

1986年4月27日

（中國展望出版社：《中國現代著名編輯家編輯生涯》，1990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