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事業模範”鄒韜奮2

“全部身心陶醉在裏麵的事業”

韜奮多次講過，他的一生與編輯工作密切相關。他說：“自我出了學校以來，除最初的半年時間做著‘有名無實’的英文秘書之外，可以說一直到現在沒有和編輯的生涯斷過關係，編輯的職務最合於我的個性”。1937年9月20日，他為上海的《立報》“創刊二周年紀念特刊”寫的一篇《同道相知》的文章中也說：“時光過得真快，我這後生小子，不自覺地幹了15年的編輯。為著做了編輯，曾經亡命過；為著做了編輯，曾經坐過牢；為著做了編輯，始終不外是個窮光蛋，被靠我過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樂此不疲’，自願‘老死此鄉’。”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真正開始幹得興會淋漓的事業，能使他的“全部身心陶醉在裏麵的事業”，還是《生活》周刊的編輯工作。

《生活》周刊原是中華職教社的內部刊物，1925年10月創刊，當時由學銀行的王誌莘負責，徐伯昕協助。它每期隻印一兩千份，主要還是贈送職教社社員的。韜奮當時不過是“輪流幫助寫些文章的一人而已”，對它並沒有給予太多的期望和關注。1926年10月，王誌莘離開職教社去銀行任職，韜奮作為職教社的編輯股主任，義不容辭地接過了《生活》周刊的主編工作。他說：“我自己在當時也沒有看出這個，棄兒’有什麽遠大的前程，隻是因為它是一個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憐的‘棄兒’，我義不容辭地把它收容下來。”

一開始，韜奮還不是全力以赴的，不過，正如他所說：“既把它收容了下來，卻也不忍薄待它”，由他一個光杆編輯組成的“編輯部”作出了許多重大的改革。

首先是“變換內容”。《生活》周刊作為職教社的內刊，原先偏重於職業教育與修養，讀者麵比較窄。韜奮接辦之後，在適當兼顧職業教育的同時，大大拓展了題材的範圍，使之逐漸麵向全社會的讀者，而且後來更使之從一個偏重個人修養的刊物“應著時代的要求，漸漸注意於社會的問題和政治的問題”，從一個專業刊物成為了時事政治性的刊物。他開設了兩個新的專欄：一個是“小言論”，每期一篇到幾篇，就社會上發生一個轟動的事件或問題，由他執筆寫出短小精悍的評論文字，以指導社會輿論。他說：“每期的‘小言論’雖僅僅數百字，卻是我每周最費心血的一篇。”正因為如此，這一欄一直受到廣大讀者的關注和熱愛。每當國內外發生了難以把握的事件時，讀者們就期待從這個欄目中看看韜奮是怎麽說的。無形之中，刊物成了讀者們精神上的“導師”。另一個專欄就是“讀者信箱”，用以“討論讀者所提出的種種問題”。這一欄的特點一是討論的問題異常廣泛，簡直無所不包；二是讀者和編者處於同樣平等的地位，先登讀者來信，後接編者的解答，完全是朋友間的談心，而不是居高臨下的訓誡。韜奮說：“信箱裏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會神的一種工作。我不敢說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樣好，但是我卻盡了我的心力，有時並代為請教我認為可以請教的朋友們。”在韜奮以後辦的刊物中，這兩個欄目幾乎一直保存著，成為他編輯的刊物的一個顯著特點。

“變換內容”的另一個標誌是強調選取“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韜奮說這是“當時《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個標語”。韜奮曆來認為書刊文字要讓人愛讀，就要反對“空論”，做到“有趣味”，“雅俗共賞”。他曾經把出版物分為“硬性讀物”和“軟性讀物”兩大類，指出“硬性讀物”“每偏於專門性”，往往比較“艱深”，比較“索然無味”，隻有硬著頭皮才能看得下去；“軟性讀物”則“每偏於普遍性”，往往比較“輕鬆有趣”，能“使人心曠神怡”。他希望：同樣作為“社會上不可少的精神滋養料”，“硬性讀物能盡量的軟一些。軟性讀物能純正而導人趨於身心愉快德慧日增的境域”。他在談到《生活》周刊時說：“本刊內容可以說是軟性讀物。希望能做到讀者諸君的一位欣悅和愛的好朋友——但卻不願做‘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損友，是要黽勉淬礪做一個純潔清正，常在進步途上的益友。”“本刊的態度是好像每一星期乘讀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餘暇，代邀幾位好友聚攏來隨意談談，沒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輕鬆生動簡練雅潔而饒有趣味，讀者好像在十幾分至二十分鍾的短時間內參加一種有趣味的談話會，大家在談笑風生的空氣中欣欣然愉快一番。”

但是，“材料的內容，僅有‘有趣味’的事實還不夠，同時還須‘有價值’。所謂‘有價值’，是必須使人看了在‘進德修業’上得到多少的‘靈感’。”這時，韜奮的思想還未完全脫出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樊籠，所以言辭還不免含糊和籠統。待到後來，他從一個愛國主義者成長為共產主義者之後，他所說的“有價值”就成了“愛國”、“革命”的代名詞了。盡管如此，韜奮在當時主張並堅持實行的出版物要讓人在“進德修業”上得到啟發的觀點仍然是很可貴的。從這一點出發，韜奮對於當時泛濫成災的低級、黃色的小報進行丁尖銳的抨擊。他說：“我曾經細想小報之所以盛行，‘閑時的消遣’確是大原因；其次的原因，就是小報裏麵多說‘俏皮話’，或不易聽見的‘秘密消息’，大足以‘尋開心’。再次的便是極不好的原因了，這原因就是近於‘誨盜誨**’的材料，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我覺得小報把第一第二兩個原因作根據的，隻要不陷於‘誨盜誨**’‘毀人名譽’，作為遊戲文字看，還不足病。至於把第三原因作根據的，那就無疑的應在‘打倒’之列！”

從這一點出發，他對於某些出版商為追逐利潤而濫出書刊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堅持把“事業性”放在首位。他說：《生活》周刊“原隻要事業發達而不想發財”，“我們當然不專為賺錢而做含有毒菌落後的事業”，“我們在上海開始的時候，就力避‘鴛鴦蝴蝶’派的頹唐作風，而努力於引入向上的精神食糧”。這樣的辦出版的指導思想，是《生活》周刊越來越受歡迎的主要原因之一。讀者反映說：《生活》周刊“宗旨高尚，筆墨潔淨，對於惡習慣極盡諍言，描寫社會消息，毫不輕薄，字裏行間，常含有一種君子的態度”，“真不愧是我們讀者的一位良好的‘導師’”。

韜奮對《生活》周刊的第二個重要改革就是注意形式上的不斷創新。韜奮認為，辦好刊物，除了注意時代的特點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創造的精神”。“刊物內容如果隻是‘人雲亦雲’，格式如果隻是‘亦步亦趨’，那是刊物的尾巴主義。這種尾巴主義的刊物便無所謂個性或特色；沒有個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問題，發展更沒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個性或特色，非有創造的精神不可。”因此，韜奮辦《生活》周刊時，很注意“編排方式的新穎和像片插圖的動目”，很注意作風和編排的“獨出心裁”、“不願模仿別人已有的成例。單張的時候有單張的特殊格式。訂本的時候也有訂本的特殊格式。往往因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盡心力，想出更新穎的格式來，單張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計劃改為訂本的格式；訂奉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計劃添加畫報。就是畫報的格式和編製，也屢有變化。”

為了辦好刊物，韜奮在取稿上也堅持了嚴格的標準，提出了著名的“三不知”論。他說：“我對於選擇文稿，不管是老前輩來的，或是幼後輩來的，不管是名人來的，或是‘無名英雄’來的，隻須是好的我都要竭誠歡迎，不好的我也不顧一切地不用。在這方麵，我隻知道周刊的內容應該怎樣有精彩，不知道什麽叫做情麵，不知道什麽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在徇私舞弊成風的舊中國，韜奮這種思想就像黃金般地閃閃發光。他對於“名家”持分析態度，對名副其實的名家，他是十分尊重的，但對他們的稿子也要區別對待，如李公樸從國外寄給他的稿子也不是篇篇都照登的；對於名實不符的“名家”的一些質量不高的文章，他更是老實不客氣地提出批評，不給刊登。

韜奮的改革措施，獲得了明顯的效果。《生活》周刊從一個印幾千份尚沒人要的小刊物很快變成了有全國影響的大雜誌。1927年印數為2萬份，次年即為4萬份，1929年猛增至8萬份，而到1932年，已達15萬5千份，創造了中國期刊發行史上的最高紀錄。

韜奮曆來主張，一件工作，要麽不幹，要幹就要把它認真幹好。對於他所熱愛的出版工作，尤其是如此，盡管主編《生活》周刊，報酬少，工作條件又差，三個人擠在一個小小的過街樓上，要包攬從編輯、發行、印刷、廣告到答複來信等全套工作，但是他們都幹得津津有味，常常因為工作多，幹到午夜也不能休息。韜奮後來滿懷**地回憶道：“在那樣靜寂的夜裏，就好像全世界隻有著我們三個人；但同時念到我們的精神是和無數萬的讀者聯係著，又好像我們是夾在無數萬的好友叢中工作著！”為了集中力量辦好刊物，韜奮辭去了各種兼職，“日夜都做《生活》周刊的事情，做到深夜還舍不得走”，他的妻子沈粹縝說他簡直“恨不得要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裏麵去”。

正是這種全部身心都陶醉於事業的精神，使得《生活》周刊的出版事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除了《生活》周刊發行量猛增，出書和代讀者服務的工作也多起來了，於是，1930年成立了讀者服務部，1932年又在讀者服務部的基礎上，成立了生活書店。從此，韜奮編輯生涯中翻開了最壯麗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