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傻子”樹立的豐碑——讀三本《出版史》

我們現在都以有五千年文明史而自豪。但是，使我們知道這五千年文明史的，是誰之力？除了考古發掘的文物，主要是圖書。而圖書之得以代代流傳，又是誰之力？那就是出版。試想，如果沒有那些代代相傳的手寫的、木刻的、石印的、鉛印的、膠印的各種圖書，我們將何以知道諸子百家、秦皇漢武？又怎麽能自詡什麽古代文明、四大發明？所以，文字的發明並以出版物的形式體現，實在是至偉至巨的功勞，說出版是人類文明支撐物，似乎也不為過。

那麽，是些什麽人，在什麽情況下，為了什麽目的，以什麽樣的精神和辦法在從事出版工作？對這些問題，過去我們一向不大注意：外人固然不感興趣或無能為力；作為“個中人”的出版工作者，自己信奉“默默為人作嫁”的真理，甘當“傻子”，甘當“無名英雄”，也沒有人想過要在這方麵作什麽建樹。直至1982年，王子野同誌在《韜奮與出版》一書的序中提出建立出版學的時候，才引起子人們的重視。一時間，編輯學、出版學、出版史等等書刊、文章開始紛紛湧現。僅出版史方麵，就有1985年張召奎的《中國出版史概要》（30萬字，山西人民），1991年宋原放、李白堅的《中國出版史》（22.5萬字，中國書籍），吉少甫主編，曹予庭、楊震方、周元高、顧承甫執筆的《中國出版簡史》（40萬字，學林），這是令人頗感欣慰的。

三本出版史中，後兩種分別隻寫到近代和現代，而張著字數雖不算多，卻從古代一直寫到80年代，應該算是“通史”了，而且，“社會主義的出版事業”這一章幾乎占了全書的六分之一，加上近現代部分，占了三分之二強，可稱得上是“厚今薄古”。

三本書所出時間不同，取材與寫法也不相同。其中，宋、李著重在“以文化發展為背景，對現有的出版史料作新的編排與考察，力圖對中國出版史作宏觀的描述，竭力勾勒出中國出版史的發展線索、出版事業的大致輪廓和出版事業興衰的曆史動因，而較少作具體的學術考證”（見該書《序言》）。張著則致力於“對我國古代出版事業的產生和發展，有個粗略的總結和歸納，對近、現代出版事業的興起和改進，作一個簡要的闡述，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出版事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進行扼要的介紹，並以革命的出版事業為主線，初步勾畫出我國出版事業發展的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