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曆史永遠成為曆史

讀書應該是一種享受，但有時卻往往令人沉痛。

我讀《三千年文禍》，就總有一種沉痛感。一般我是不會去主動“自討苦吃”的。其起因竟非常偶然。原來作者謝蒼霖同誌在《新民晚報》上看到一篇書評文字，主動寄了書來，說讓我看看。書名挺吸引人，封麵也別有味道，那迭印在一頁頁“禁書”書影上的雍正皇帝的朱批，殺氣騰騰的，似乎讓人聞到了血腥氣。打開一看，文字竟很好讀，說是“文禍史”，其實是一個個的“文禍”故事的聯綴，連著讀，跳著讀，都無大關礙。所以，雖然沉痛，還是讀完了它。

作者說，他所寫的“文禍”，“泛指各類語言文字之禍，主要為通常所說的文字獄以及疏諫之禍、科場案等”，始自孔子誅少正卯，終於清末的《蘇報案》，為時三千年，“文禍”數百起，（但嚴格說來，有些是算不得“禍”而稱之為“案”似乎更恰當些），讓我們看到了“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中國曆史上不那麽光彩卻也值得總結的另一麵。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即如浯言文字，發明出來無疑有利於人們的交流，但是，對於某些並不希望人們交流甚至害怕交流的人來說，它就成了可怕的東西。所以就有了以文賈禍的事件。采風、納諫，本來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對於並不想真正實行的人來說，它就成了很奇怪的東西：說是要說的，做是不做的。誰要是傻乎乎地真要他實行，於是就會有“文禍”，而且出了“文禍”之後，他口頭上也還要說。《三千年文禍》給讀者看到的就是這樣一部“奧妙無窮”的沉痛史。

以前，說到“文字獄”，人們多半從龔自珍的“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隻為稻粱謀”想到清代。但讀了《三千年文禍》之後，人們至少可以有兩點“修正”：一是，“文字獄”是“古已有之”，不過“於‘清’為烈”罷了；二是清代，其實也是各代皇帝有所不同的。／頃治時，文人“聲名轉大憂方始，文網多繁夢未安”，而康熙朝50多年，卻文網有所放鬆，接著就是雍正的刻薄“創造”，乾隆的在數量和質量上的登峰造極，以後則小有餘波。作者認為，“乾隆文字獄集古代文字獄之大成”，士民因文致禍的原因大致有五：一、反清排滿；二、“僭妄”犯諱；三、泄憤謗時；四、“妖言”惑眾；五、炫才邀恩。對於前四類罹“禍”者，我多少都有點沉痛感，惟獨對最後這種人，卻有些幸災樂“禍”。譬如雍正時太常寺卿鄒汝魯寫了一篇拍馬的《河清頌》，不料拍到了馬腿上，被革職並“勞動改造”，我就很高興他的倒黴，甚至希望“禍”得他更厲害一點才好。對乾隆時的王肇荃獻諛詩案等，也是如此。

令人深思的是“集大成”的乾隆，“修書”也很“積極”，現在我們當作寶貝的“四庫全書”，是他在查繳銷毀十多萬部書之後，又親自指揮刪改增補才弄出來的，以至於魯迅有“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之語。在這場“偉大”的“運動”中，誰知道消滅、掩蓋、篡改了多少“文禍”呢？僅就十多萬部古書被毀、三千多種被收書的被亂改亂補來說，豈不是比死人更厲害的“文禍”嗎？

據作者說，他寫這本“文禍史”還是魯迅“布置”的任務，但畢竟是黑暗麵太重，所以，我希望一般讀者不要去讀它。

我還慶幸：幸虧這些都是曆史，並且希望它們永遠隻是曆史！

（《博覽群書》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