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特殊的“言官”

中國的皇帝，向來是專製獨裁的。“朕即是法”，“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這些話，是從大量血的事實中概括出來的“格言”。翻一翻“二十四史”，簡直隨處可以找到這樣的佐證。

但是，皇帝老兒又是聰明的。他們有時也要裝出一點“民主”、“廣開言路”的樣子，並且在“製度”上有所體現。除了設立“諫官”之外，還養著一批“東方朔滑稽者流”，讓他們說說笑話，在輕鬆愉快之中寄寓一點諷刺，使皇帝在不失麵子的情況下受到一點“教育”。當然，是否聽進去以及是否因此悔改，那都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言官”們不盡職或不能盡職的時候，“東方朔滑稽者流”有時也能發揮一點作用。他們以自己的機智，常常觸景生情，借題發揮，甚至直言強諫，表現了一種大無畏的精神，隋煬帝時的“矮民’王義，是被當作“貢品”獻給皇帝消遣的，但他“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因此得到“憐愛”。在隋煬帝被滅亡前，王義上了一篇長篇諫書，對隋煬帝的殘暴統治作了痛快的揭露與鞭撻，其中說：“陛下惰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鈐結自全。龍逢複生，安敢議奏？上位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過惡，從何得聞？”一席話，何等義正辭嚴？那些“阿諛順旨”的“上位近臣”，如果良心未滅，多少也應有一點兒汗顏吧？

當然，這樣的直言相諫，觸犯“龍顏”，是“罪不容誅”的，王義隻好以自殺了結。但是，還有一種“滑稽者流”，卻利用他們的“特殊地位”，向皇帝進一些“帶刺的玫瑰”，也能起到一點作用。宋徽宗宣和年間，有一個鈞天樂部的藝人焦德，“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既幽默，又大膽。有一天，他隨皇帝去後花園遊玩。皇帝指著園中的竹木花草，問叫什麽名字。他回答說：“都是芭蕉啊。”皇帝老兒一愣，問是怎麽回事。他說：“花園中的花木，都是從四麵八方進貢來的，路遠迢迢的，‘巴’至上林，就都已‘焦’了呀。”皇帝老兒隻好尷尬地笑笑了事。還有一次，奸相蔡京得到皇帝一塊賜地，大興土木，造為西園，為此，拆毀民屋數百間。園成之後，蔡京得意地問焦德：“西園與東園比，景致如何？”焦德答道：“東園嘉木繁陰，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離，淚下如雨。可謂‘東園如雲，西園如雨’也。”蔡京竟惱羞成怒，對他進行迫害。

在封建社會裏，言論無法自由，言官們有所進諫大都是懷著“天皇聖明兮臣罪當誅”的心理，因此，說起來就不免吞吞吐吐。即使如此，碰到皇帝老兒不高興的時候，還常常免不了殺頭、坐牢，甚至“誅”滅滿門。在這種情況下，皇帝身邊的被當作玩物的藝人們機智勇敢地進諫，應該說，多少是有點值得稱道的。他們可以稱之為“特殊的言官”——雖然，他們的命運也很悲慘。

（《中國科技報》1986年12月26日，署名：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