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錯大家滅”

“無錯不成書”。這種半譏諷、半自我解嘲的話，大家已經聽得很熟了，最近，尹敏等同誌的文章（見《上海出版工作》第6期）再一次提出了這個問題，可見問題的嚴重。做編輯的人的確需要反躬自問，從中吸取教訓。但是，為什麽問題提出來好幾年了，卻遲遲得不到解決甚至還有發展蔓延之勢（如果不說是日趨嚴重的話）？是否還有編輯之外應注意的問題需要解決？我以為，是有的。如果這些問題不加以注意和解決，單單要求編輯如何如何，不僅不公平，而且也無助於書刊中錯誤的消滅。

書刊的誕生，是一種集體勞動的結晶，從生產流程來說，主要包括作者、編者、出版（主要指版式業務等）、排字、校對、改樣、付型等一係列環節上的工作人員的勞動。在我國目前還沒有廣泛使用電腦控製的今天，這每一個環節實際上都隱藏著出錯的可能性（當然，在承擔錯誤的責任方麵，各個環節是不一樣的）。

首先，拿作者來說。現在有些作者發表欲望很強，往往追求數量而不顧質量，引文不查對出處，僅憑腦袋瓜中的印象；寫好後不要說像魯迅所要求的“至少看兩遍”，甚至連一遍也懶得看，錯字、別字、漏字、增字在所多有；還有的人字寫得龍飛風舞，從書法藝術的角度看或許無可挑剔，但從出版的要求看，實在叫人頭痛：；有些人稿紙上改得一塌糊塗，也懶得再抄一遍，經過編輯加工後更是’成了大花臉。這樣的稿子對高明一點的編輯來說也許還無關大局，對於水平不是太高的編輯（雖然編輯似；乎不應該“水平不太高”，但總得承認有差別）和目前文化水平一般較低的排字工人等等來說，就成子出錯的根源之一。筆者向來認，為，編輯不是作者的“助手”，沒有義務從頭到尾代作者去核對引文及資料，知識性的錯誤以及其他原屬作者的錯誤，除了常識性的錯誤外（這種錯誤，作者更是首先不可原諒），不能要求編輯承擔責任。譬如筆者責編的一本個人詩集，出版後，作者要求“勘誤”的共14處，其中除3處4個字屬校對責任、兩處是剪貼同誌的疏忽（後麵還要分析）外，全是作者原稿用錯的，而這種用錯，編輯是難以發現的。譬如“池畔青青草”要改為“池畔青青柳”，“紅葉映綠葉”要改為“紅蓮映綠葉”之類，原稿如此，編者是很難加以改正的。

再從編輯後的工序來看，由於校對允許萬分之幾的差錯率，而退改的校樣上該改的地方又往往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給改，直要等到“改正付型”時才消滅“倒屁股字”，這中間，稍一疏忽，就可能讓錯誤溜過去。筆者編的另一本書，有一個“倒屁股字”兩次校樣上都寫上要改的字但工廠都置之不理，第三次改上去時變成一個錯字，卻因編輯沒再看校樣而校對也因字形近似而疏忽，結果，印出來便成了錯誤。還有些錯誤的鑄成簡直令人難以思議。如有一本書，付型樣是正確的，而印出來時，其中一句“負責計劃”變成了“計負責劃”。我至今覺得莫名其妙。內行的人告訴我，這大概是裝版工人勻條時，不慎帶出了鉛字，而放回去時沒有注意，便顛倒了次序！還有一本書，前幾次校樣上一個小標題都是正確的，印出來時，其中的“偷渡”卻變成了“偷涼”！至今還搞不清楚這錯誤是在哪個環節上“偷”跑出來的。又如前麵提到的一本詩集，校樣定下來後請一個同誌劃格子，由於是照排的，格子墨線劃不上去，那同誌便把字一條條剪開，然後再劃，誰知，剪好後貼上去時卻把其中兩行貼反了，而從工序上說，也沒有再來一個校次，就造成了令人難堪的錯誤。

此外，還有些錯誤發生在環節之間的交接點上，如封麵、扉頁與版權頁署名等的不一致，印數、字數、定價等的錯誤等等，有些也是責任編輯的“責任”之外的。

筆者這樣講，絲毫沒有為編輯（當然包括自己）開脫的意思。作為一個“責任編輯”，對於書中出現的哪怕是一個標點符號的錯誤，筆者也感到深深的內疚和遺憾，心裏覺得十分“物塞”。很顯然，對於消滅書刊中的錯誤，責任編輯的“責任”是特別重大的，因為，他畢竟是出書各個環節上的主要聯係人，也是主要的把關者。但是，如上所述，有些錯誤的消滅非編輯之力所能為，非要發動各個環節共同負責不可。隻有針對不同的錯誤發生原因采取相應的措施，才有可能真正大幅度地消滅錯誤，改變“無錯不成書”的尷尬局麵。

為了消滅書刊的錯誤，我覺得有些“成例”也可以破一破。譬如說，有許多書往往是拿來快樣之後就發現了錯誤，但這時，生米已煮成了熟飯，除了極少部分可改，絕大多數錯誤除了加勘誤表之外，別無他法。實際上，這種“快樣製度”可說是形同虛設，毫無作用。因此，我主張把這種“快樣”的審讀工作提前到付型樣，有條件的出版社可設專人來審讀，沒有條件的則請編輯代勞。為了不耽誤付型時間，付型樣最好打兩份，一份給校對，一份給審讀（順帶說一下，現在的校樣製往往是初校樣三份，二校樣兩份，三校即付型樣一份，其實也可改一改。由於現在初校樣的錯、缺、漏字甚多，編輯一份樣子基本是無用的，一者看時手頭沒原稿，無法核對，二是即使改正了，仍難保二三校不錯，我主張定、清、齊的稿子，初校乃至二校，編輯都可以不看，隻要看三校就可以了，既節省時間，又能有效地消滅差錯），這樣，發現了差錯還來得及改正，往往可以避免很多事後的遺憾。如果有固定的書評班子，多打一份三校樣給書評工作者，請他們兼做審讀滅錯的工作，恐怕也是花錢少而成效大的一樁好事。

又如印刷廠交來的校樣上，倒字、缺字等應該有一個規定，在三校一通讀的書稿上，原則上應在二校樣上消滅“倒屁股字”；如果因為打紙型或其他原因碰翻了版子或動過了鉛字，應該如實地向出版社校對提出，以引起注意，不能偷偷地“改正”完事。

還有，作者的來稿不清楚（包括改動過多和字跡潦草）的，應該退給他重抄，如請人代抄，其抄寫費和校對費應由作者負擔。聽說湖南的出版社就是如此做的，我們似乎也可學習。

（《上海出版工作》1986年第8期，署名，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