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與做人

我國傑出的文化戰士鄒韜奮在談到一位著名的學者時曾經說：這個學者早期文章寫得好，令人敬重，後來他反對五四運動的新文化，又替日本侵略者做事，他寫的文章“看了便令人作三日嘔”！因此，韜奮提出了一個這樣的“原則”，認為“做文章和做人實在有著密切的關係。做了一個要不得的人，原來能寫很好文章的，到了那時寫出來的也要變成要不得的東西。這也許是因為好的文章不僅是有著好的寫的技術，同時也離不開好的寫的內容。”

韜奮的這段話是值得深思的，在今天也有很現實的意義。做文與做人密不可分，人品決定文品。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也是我國文藝界、學術界的優良傳統。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當作“三不朽”事業，就是把立德放在首位。明代謝肇說：“書名須藉人品。人品既高，則其餘技自因附以不朽。”所謂“人以文傳，文以人傳”，主要的還在於做人如何。否則，文章做得再多，再漂亮，也會遭人齒冷，被時代所淘汰。

對於現在的作家來說，做一個革命人則尤其重要，共產黨員作家，更應該以共產主義思想武裝自己。“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魯迅在20年代提出的這個主張，今天非但沒有過時，而且經過正反曆史經驗的檢驗，更顯露其熠熠光芒。文壇上的哪一次混亂、創作中的哪一次失敗，不是與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好有關？就拿前一段時間來說，創作中暴露出的一些問題，諸如看不到社會主義的光明前途，誇大甚至歪曲地描寫我們社會生活中的陰暗麵，格調低下地表現所謂“男女戀情”，企圖到宗教、薩特主義、弗洛伊德那兒去找尋出路或者悲觀地看不見前途等等，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麵的，但是，最根本的恐怕還是因為作者本人沒有堅定地樹立起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缺少共產主義思想的指導。“己不正，焉能正人？”以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自己的做人問題沒有解決好，要想做出好文章，一般說來是不大可能的。

例外總是有的。有一些氣雙重人格”的作者，他們的文章也可能寫得很漂亮，慷慨激昂，一本正經，然而‘他們的為人。卻不大漂亮，甚至很不好看。嚴重一些的，簡直是口是心非，文章與做人完全是兩碼事。這種人自以為聰明，企圖用漂亮的文章來掩蓋自己並不漂亮的為人，其實還是靠不住的。把戲一旦戳穿，真相被人揭露之後，他們得到的隻能是加倍的恥辱。這方麵的前車之鑒是不勝枚舉的，適足引以為戒。

（《文匯報》1982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