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漫談

出書與禁書曆史上出書與禁書的事幾乎是同時產生的。我國出書早，禁書也早。古人說過：“自文字作而簡策興，聖賢遺訓，借以不墜；而惑世誣民之書，亦因是得傳焉。”赫赫有名的“秦皇漢武”，一個“焚書坑儒”，一個“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其實都是禁書的。老祖宗。再早一點，就是孔丘的“刪”詩書，定禮樂，不也是有“放”有“禁”嗎？

禁書的是非

現在，人們都習慣地把禁書稱作封建統治者實行文化專製主義的一種罪惡。這大體是對的。但一概而論，也不免失之籠統。

認為天下的壞事都是“壞書”造成的，因而要禁，這種觀點“古已有之”。康熙皇帝就聲稱：“**詞小說，人所樂觀，實能敗壞風俗，蠱惑人心。”並且斷定“樂觀小說者，多不成材”。清代的大學者錢大昕居然誣稱“小說專導人以惡，……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而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並認為隻要禁了小說，“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他們的共同意思都是認為，社會的安危係於小說。其實小說哪有那麽大的作用？社會上存在“**”的現象是否由書“誨”出來的，我沒有查考過；但“盜”的發生，主要決不是由書“誨”的結果，則是有證據的。譬如章碣在《過焚書坑》一詩中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過：“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它其實可以作為許多“造反英雄”的寫照。

這樣說，封建統治階級所禁止的“誨**誨盜”的書是否都禁錯了呢？恐怕也需要具體分析。“**”和“盜”雖然不能說都是書“誨”出來的，但是有些書的確也是能墮落為“**”“盜”一流的，當前某些西方國家流行的色情文藝和凶殺片，就是這類貨色。我國古代，這類墮落文藝也是存在的。同治年間，江蘇巡撫丁日昌頒發布告查禁“**詞小說”，包括書119種，小唱本114種，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應該承認裏麵有很多是禁得對的。諸如什麽《玉妃媚史》、《隋煬豔史》、《肉蒲團》、《十八摸》以及春宮圖之類，被當作“**書**畫”查禁，實在也是這些書畫的罪有應得。容忍它們，的確會“有傷風化”。問題是他們的禁書單子裏往往是玉石俱焚，把中國文學史上的奇葩異卉如《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廂記》、《還魂記》等等，都企圖“永行禁絕”，這就使得他們罪責難逃。至於像《金瓶梅》這樣有價值、有地位的書，由於其**裸的性描寫實在過於醜惡，今天看來，當然不應禁毀，但是也不能“開放”，隻有經過刪節變得比較“幹淨”之後才能公開發行，而原本就隻能處於“軟禁”之中。

有人認為，書無不可讀，問題是讀者如何對待。如清人劉廷璣說過：《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等書，“以言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不善讀《水滸》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權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遊》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雲：“‘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然今讀者多肯讀79回以前，少肯讀79回以後，豈非禽獸哉！……然作者本寓勸懲，讀者每至流**，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應該說，他的這段議論還是有道理的。可惜，他的結論卻不高明，他說：“天下不善讀書者百倍於善讀書者，讀而不善，不如不讀，教人不讀，不如不存。”清人李仲麟主張讀者、作者要互相了解，則無書不可讀。他說：“故凡**詞小說，在作者能度看者之心，則落筆自然不苟；在看者能揣作者之旨，則**書亦可論道。”當然，從理論上是說得過去的，但實際上往往行不通，所以最後他也隻得走向主張禁書者的行列。

總而言之，對於書之是否要禁，恐怕要作些具體分析：對於封建統治者禁書的罪行，我們指責的重點似乎不應在於他的“禁”，而應在於他的“昏”，即不分青紅皂白地亂禁一氣。

禁法種種

一曰禁毀。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頒布法令，公布禁書的範圍和書單，通令執行。凡列入禁例的，書要燒掉，版要毀掉，戲不準演，曲不能唱，官吏執行不嚴的還要罰俸革職。僅清朝頒布的禁毀小說、戲曲方麵的禁令就有100多次，平均3年不到就有一次。民間還有一些“做好事”、“積陰功”的鄉紳，自己出錢買來他們認為是禁書的書和版子，加以銷毀，算是對政府行為的一種補充。

二曰刪改。鑒於禁毀的常常無效，於是有人在“無可如何之中”想出了這種“釜底抽薪之法”。就是將那些禁不絕的書“或續或增，或刪或改，仍其麵目，易其肺肝，使幹百年來習傳循誦、膾炙人口諸書，一旦汰其荒穢，益以新奇”。他們認為這個辦法“洵足以濟毀禁之窮，標著作之準”，吹噓這是“術等點金”，“於世教實大有裨益”。清王朝不僅把這辦法施之於小說戲曲，而且也施之於其他一切書。我們今天引為自豪的大部頭“四庫全書”，也是動了這種手術的。魯迅對此曾表示過深惡痛絕，認為是“最陰險的”手段。

三日替代。，就是用忠孝節義的故事，至聖先賢的榜樣，企圖抵消禁書的影響。道學家王陽明說得明白：“要民俗反樸還淳，宜取今之戲子，將妖**調俱去了，隻取忠臣孝子故事，使雖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實際上，對於作者寫什麽以及怎麽寫，都運用統治者的權力，自上而下地作了強行的規定。中國封建社會的小說、戲曲；所以會多忠臣、孝子、賢君、良將，恐怕與統治階級的這一提倡大有關係。至於像《**寇誌》那樣，企圖通過杜撰的故事將“造反的強盜”斬盡殺絕，也是這種替代的一部分。

四日迫害和汙蔑作者。封建王朝眾多的文字獄，株連甚廣，受害人常常成百上千。但若仔細考察，這些案子多半與文學藝術並無關係，而往往是由於政治原因和統治者莫名其妙的神經過敏；至於小說、戲曲作者，生時因作品受誅戮的例子倒還沒有過，但死後的汙蔑、詆毀卻層出不窮。如說羅貫中作《水滸》而“子孫三代皆啞”，王實甫、關漢卿因作戲曲而“墮拔舌地獄”，蒲鬆齡因寫《聊齋誌異》而“不第”，曹雪芹由於寫《紅樓夢》在“地獄甚苦”，還被“覆其宗”（絕後代），湯顯祖寫了《還魂記》在地獄“身荷鐵枷”，每天要挨20大板雲雲，企圖以因果報應的陳腐說教嚇唬作者。

五曰株連書商和讀者。曆來的禁令，對“造作刻印”禁書的，規定了極嚴厲的處罰；如乾隆五十三年的禁令規定：對禁書“如仍造作刻印者，係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裏；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該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用。”雍正二年的禁令除重申以上規定外，進一步規定連禁書的“買看者”也要“杖一百”。

禁書的效果

照理，如此禁法，被禁之書一定會斷子絕孫無疑了。其實也不一定。秦始皇焚書，嚴酷之至，但被禁的詩書不但保存下來了，而且還長時期成為封建時代信奉的經典，繁衍得很。小說戲曲也有這種情況。今天我們心目中認為是優秀的古典名著《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廂記》、《牡丹亭》等，自問世之後，就被加上“誨**誨盜”之類的罪名反複禁毀過多次。據記載，《水滸》一書，曾被明、清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明令查禁過十幾次之多，然而，不但沒有查完禁絕，反而出現了好幾種版本同時流行，甚至於達到過“家置一篇，人懷一篋”的普及程度。《紅樓夢》也是“雖屢焚禁之，而不能絕”。有一位叫玉研農的先生在安徽做學政時，曾“出示嚴禁”，但最後也隻得承認“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

這些書為何禁而不止？原因固然很多（如明禁暗行，此禁彼行，上禁下行、下禁上行等等），但我以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們的確是稱得上“藝術珍品”的好書，有著獨特而頑強的藝術生命，因而深受讀者歡迎，甚至越禁越受歡迎。我有時還懷疑：某些禁書者自己是否就有點言行不一，對他們嘴上喊叫要“禁絕”的某些書，說不定偷偷地看得很起勁呢。例子也是有的。如清人毛慶臻在《一亭雜記》中就記載說；《紅樓夢》“其書較《金瓶梅》愈奇愈熱，巧於不露，士大夫愛玩鼓掌。傳人閨閣，毫無避忌”，而那些頒發禁令的皇帝、大官們，如果沒看過“禁書”，憑什麽斷定該“禁”呢？如果看過並沒有“中毒”，又憑什麽一定要“禁”呢？

由此可見，真正的藝術傑作，靠禁多半是禁不絕的；而那些禁“絕”或未禁而“絕”了的書，之所以會“絕”，則多半不是因為禁，而是由於它們實在不配稱為藝術品，雖然可以得寵於某人、某時，但最終還是要被人民唾棄、為曆史所淘汰。

蘇聯著名教育學家馬卡連柯在答複兒童“醉心於不適宜他們閱讀的書籍”（如庫普林的作品）應不應當禁止的問題時，說過；“一般地說，我是特別不相信禁止會有效力的。這裏，是需要用另外的辦法的。”這“另外的辦法”是什麽，他沒有明說，我也說不出，還是留給讀者自己去思索吧。

（《隨筆》叢刊第14集，198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