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編輯學的斷想：試談編輯的戰略思想

打仗時兩軍對壘，需要戰略指揮家運籌帷幄，才能穩操勝券；一個國家要治理好，也需要政治上經濟上的戰略思想家高瞻遠矚，才能穩步達到預想的目的。做編輯的人不過編編圖書，也需要戰略思想麽？我說：要的，而且很需要。

筆者近來參觀了幾個書展，走了幾家書店，又看了一些出版家的著作，深感這個問題的重要。書店和書展中，盡管圖書也琳琅滿目，為數不少，但總給人以重複和零碎的感覺，係統的、成套的、屬於“基本建設”所必不可少的重頭書實在太少以至於沒有。譬如個人的全集，除了已出的魯迅和正在出的郭沫若之外，似乎就找不到第三人了。鄭振鐸同誌在1957年對國內出版界提出的批評——認為當時國內出版界，既沒有出大部書的計劃，連叢書也不大見，這樣零零碎碎出書，對讀者用處不大——從總的方麵來說，似乎還沒有過時；而他當時提出的“應該多出大部頭的書”的建議，現在雖有所實行，但還是很不夠的。

當此改革之際，不少同誌對於經濟效益考慮得多一些，也是人之常情；但作為出版單位的編輯，心目中第一位的似乎不應是眼前經濟效益的多少，而應該從長計議，考慮如何為國家民族、為子孫後代多出好書，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寶庫增添新的財富，至少應該考慮為本世紀末實現“四化”作些什麽貢獻。另外，目前我們的圖書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還很弱，如何盡快改變這種狀況，也是編輯應該經常考慮的。

凡此種種，都不是爛泥蘿卜吃一段揩一段能解決的，都要求編輯具有戰略思想，才能盡快打開新的局麵。

編輯的戰略思想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呢？我以為至少應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從橫的方麵說，要從世界——至少是從全國這樣的全局來考慮每一本書的編輯出版工作。長沙會議之後，地方出版社提出了“麵向全國”的口號，近年來有的出版社更發出了“走向世界”的呼聲，已經反映出這種戰略要求，但是還很不夠。表現是：事實上我們現在“走向世界”的書還很少，而且，這很少的一部分多半還是外國入主動來要或要求合作出版的，由我們主動推出去的似乎更少些。而有些“麵向全國”的書，不是發揚自己的特色去填補國內和他人的空白，而是為了“經濟效益”去搶人家的生意，結果有意的重複和無意的撞車層出不窮，使讀者叫苦不迭。這樣的“麵向全國”，並不是胸有全局的戰略思想指導下的產物，是不值得恭維的。

（二）從縱的方麵說，每出一本書都要瞻前顧後，用曆史的眼光來審視一番。也就是說，要考察一下自己所編的書比曆史上已有的成果是否提供了新東西，在未來的歲月裏，它將處於何等的地位。古人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不朽”主要得靠出版工作來實現。因此，編輯是除作者之外，第一個參與這“不朽”事業的人，這也是編輯的責任和榮譽的所在。我們當然不能要求編輯編的每一本書都“不朽”，但是可以這樣寄予希望並且因此製訂相應的辦法和獎勵製度。堅持下去，則“不朽”之書當可望日益增多；反過來。速朽的東西就會逐漸減少了。

（三）有計劃地出書，使每一本書都成為實現自己戰略目標鏈條上的一個環節。現在我們的出版社也都有出書和發稿計劃，但這與在戰略思想指導下的計劃出書並不是一回事。目前不少的出書和發稿計劃，不過是把編輯手中的選題匯集編排一下而已，它是被動的產物，實際上是一個沒有計劃的“計劃”。真正按照戰略思想編製的計劃，應該根據編輯的特長和特點，根據出版社的個性和物質條件等等因素，主動地訂出選題，然後據此去尋找作者，收集資料，征求訂戶，百折不撓地、一步一個腳印地去實現它。尤其是那些頗費時日的大型叢書，更加需要這種思想的指導。商務印書館當年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萬有文庫”，鄭振鐸為上海出版公司編的《中國曆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都是主動提出一個目標，然後一步一步地加以實現的。但是，解放三十多年來，我們從戰略的高度製定計劃加以實現的例子卻不大多見。翻翻參加香港上海書展的目錄，筆者不能不從心底裏發出喟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情況大有好轉，如有計劃地整理中國古籍，出版外國名著，都是卓有成效的。上海文藝出版社接過中斷了幾十年的“中國新文學大係”的續編工作，現在第二個十年的“大係”已經陸續問世了。希望這隻是他們戰略目標的一部分，而不是到此為止的“戰術任務”就好了。

（四）在對待作者的問題上，要把眼睛盯住有成就或有希望的中青年作者。曾經有過一種不太好的風氣：有些編輯對待作者是兩副麵孔：一方麵是“‘老’正興”、“百家爭‘名’”，大家搶著拉老資格的名人的稿；另一方麵，對待“無名之輩”的中青年作者則有些冷漠。現在，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但似乎沒有根本改觀。當然，我決不是主張排斥老作者和名家，相反，對他們應十分尊敬。不過，我認為，作為戰略思想，編輯工作的重點應該放在中青年作者身上，要誌在發掘和培養新的“名家”。因為，新陳代謝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中青年作者前麵的路畢竟要長一些。再說，老作者和名家，他們的東西一般是不愁沒有出版園地的，而中青年作者，往往會因為編輯對他一篇稿件的處理情況而改變自己一生的目標。這方麵的事實是盡人皆知的，恕不一一列舉了。

（五）在具體編輯每一本書的時候，要善於把自己的戰略思想巧妙地灌輸到作者的頭腦之中。編輯的戰略思想不一定為作者所理解，更不一定能被作者接受。特別是主動組織的書稿，這個問題更加突出。除了在選擇作者時更加慎重、盡量選準之外，也需要編輯巧妙地做工作，讓作者愉快地接受，共同實現預定的目標。

編輯的戰略思想的確立，當然主要靠編輯自身的努力。編輯要關心國家和世界的大事情，要投身到發展變化的潮流之中；要解放思想，敢於想問題、提建議；要注意不斷學習和調查研究，做到知己知彼；等等。總之，編輯自己要自強不息，不以關門編稿為滿足。但另一方麵，也需要有關方麵為編輯創造條件。譬如讓編輯多到外麵走走，經常參加各種學術活動（沒有組稿任務也要爭取參加），順道讓他們看看有關的名勝古跡，不但不要作為“遊山玩水”而加以反對，而且還要加以提倡，以開闊編輯的眼界和思路。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出國的人們日益增多，希望以後出訪的出版代表團，除了領導同誌之外，也能適當給一些編輯，讓他們也能領略一些變化中的新世界。當然，目前的條件下，出國不可能很多。補救的辦法一是不妨利用“借用力量”，可以請出國的文化出版界人士和駐外使領館的有關人員代為關心和提供有關材料；二是盡量利用資料信息，讓編輯從第二手的材料中了解必要的情況。現在有些講港、澳、台書情的材料，隻有少數領導同誌能看到，能否擴大一點，讓編輯也瀏覽一二呢？據悉，湖南出版局成立了“情報室”，收集國內外的出版方麵的信息供包括編輯在內的人們參考，這也不失為一條路子，我們的資料部門能否也仿效一番甚或更有自己新的創造呢？

（《上海出版工作》1985年第1期，署名：明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