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條件下學術著作的出版

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任務，已經並將繼續在各個方麵引起深刻的變化。出版行業也不例外。過去我們基於計劃經濟而長期形成的許多東西已經變得不能適應，相應地，許多新東西則要求我們趕快研究，趕快決策，趕快付之實行。這裏隻想談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學術著作的出路問題。

所謂學術著作，實際上並沒有明確的界定，而是一個“模糊概念”，一般指的是有學術價值、有文化積累意義的科學、文化專著，它們一般理論性較強，題目較專門，讀者麵較窄，因而一般發行量不大而經濟效益較差。這些書，在計劃經濟時，出版社往往受某種力量的強製，即使虧本也願意出或不得不出。因此，以前雖然也有人叫“學術著作出版難”，但畢竟還是出版的多，被埋沒的少。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出版社成為企業，圖書成為商品，在激烈的競爭中，如果學術著作及其作者不對自己作些適應性的改變，可能會麵臨一種尷尬的處境。

誠然，市場經濟並不是一切向錢看，特別是圖書出版進入市場經濟的範圍之時，更不能簡單地“以市場為導向”，“讀者要什麽就出什麽”，“什麽能賺錢就出什麽”。那樣，不但會導向邪路，而且也是對市場經濟的一種曲解。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說，應該是激烈競爭中的優勝劣汰，隻有高質量的東西才能最終占領市場。圖書市場更是如此。但是，以高質量的圖書取勝的背後，也還隱藏著一個賺取利潤的目標，也就是經濟效益的目標（當然，對圖書來說，經濟效益應是次於社會效益的第二位的目標，但對於企業性質的出版社來說，不能不是目標）。

在這種情況下，學術著作應該設法在學術高質量與經濟高效益之間為自己找到一個理想的切合點，就是說，要為自己成為“雙效書”而努力。

學術書並非注定就是虧本書。許多高質量的學術著作或由於其開創性的價值，或由於其巨大的現實意義，往往能適應較廣泛的讀者的需要，從而有較大的發行量，並給出版社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譬如我社1984年出版的《中國曆代服飾》，就因為集學術性、觀賞性、知識性於一身，國內版重印了兩次，近十年來暢銷不衰，還出版了香港版、台灣版、法文版、英文版和德文版，日文版也在洽談之中。雖然本書投資較巨，但不但不虧，反而為我社贏得了不小的利潤。像這樣的學術著作，無論哪個出版社無疑都會歡迎的。所以，學術著作的作者，當你潛心於自己的“學術”時，不但要求它是高質量的，而且要盡可能使其讀者麵明確而廣闊，要多為讀者著想，而不能僅僅想到自己評職稱之類的需要。

由於我國總的文化水平不高，有些質量很高但讀者麵天然狹窄的著作，可能會麵臨兩種情況。一種是有眼光、有實力的出版社仍會樂意接受，願意以犧牲某些經濟效益來求得社會效益。一種則會由於出版社考慮到經濟效益差而被拒絕。按照目前許多社實際上把利潤指標承包到人的做法，今後，許多高質量的學術著作將會較多地遭到後一種命運。出版社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屹立，必須有堅實的經濟實力作基礎，即使它的領導者願意以豐補歉，但其數量總是有限的。否則，就將危及出版社自身的生存。因此，今後出版社拒絕出版質量很高但要虧本的書的情況不可避免地要出現，這是無可非議的。任何人企圖通過在什麽會上或向某個權威呼籲或指責出版社“向錢看”之類，都是不公正的，也是無濟於事的。

解決這種質量高但經濟效益差的學術著作出版難的出路在於：一是靠作者自己努力去籌措必要的經費，譬如科研經費、政府或群眾團體的福利性基金會的資助等等。二是籲請政府和社會向那些錢多了不知如何花的集體和個人動點腦筋，讓他們拿出一些錢來資助文化出版事業。據說國外有很重的遺產稅，而向文化事業捐獻的部分則可以免稅，這使有些富人甘願拿出錢來“買名聲”，我們何不一試呢？另外，對於有些一席擲萬金乃至數萬金的私人和“公家”，是否可考慮強製性地加收附加稅用於出版補貼，如果他們不能收斂這種闊佬作風，那就索性讓他們多“花”掉一點。

以上說的是高質量的學術著作。但這類書畢竟不會太多。無論何時，那些中等水平和一般水平的學術著作總是占多數的。這類書，總體水平不太高，有一定的可取之處，但不大可能引起轟動或取得大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一般也不會理想。這類書在目前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能消滅，在一定程度上還可能比某些高質量的書更易於問世。因為，這些書的作者有著迫切的要求和正當的理由希望它們出版，其中又有不少的一部分作者有一定的辦法籌措到費用。目前人們普遍議論的“不好不壞，又多又快”以及有關領導部門多次反對的所謂“平庸書”，就是其表現形式之一。有些同誌對此深惡痛絕，企圖要將它們“消滅”，其實是沒有必要的，也是沒有效果的。我覺得，這類書，隻要作者有辦法讓它們問世，而出版社也樂於接受，別人大可不必去幹涉，說三道四。這些書有無生命力，曆史會行使它的淘汰與選擇權利，用不著我們操心。至於說，這類書多了會“造成民族文化水平的下降”之類，我看也未免過分。其實，真正造成民族文化水平下降乃至汙染我們民族素質的是那些屢禁不絕的“迷（信）、反（動）、黃（色）”等貨色。而這種“平庸”的學術著作如果能有多一些人閱讀，至少不會有什麽害處，或許也有一二可取之處呢。

大路朝天，各走半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學術著作的出路較之以前，可能艱難些，但畢竟還是有的。大家不妨想得寬廣些，不要僅僅把眼睛盯住出版社。這樣就會“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出版研究》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