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事業性”與“商業性”

4. 論“事業性”與“商業性”

在目前，推薦有價值的新書，排斥各種有毒質的出版物，以及展開各種理論上觀念上的鬥爭，依然是文化人所必須進行的日常工作之一。

（《全》#6，324頁，1936年1月）我們為保全在社會上的事業的信用，我們絕不能無條件地拿錢，而且我們知道僅僅孜孜於各在個人的圈子裏謀解決，也得不到根本的解決。

（《全》#7，265頁，1936年8月）我以為公費絕對不應作為個人享受之用，當盡量為公而用。

（《全》#8，60頁，1938年7月）賺錢幹什麽？全是為著事業。我當時和伯昕先生憨頭憨腦地立下一個心願，就是把所有賺來的錢，統統用到事業上麵去。……我們拚命賺錢，拚命用錢，但是賺錢卻堅守著合理正當的途徑，決不賺“不義之財”……用錢也不是浪費用，卻是很認真地用到事業上麵去。

（《選》，340~341頁，1940年3月）我們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進步的文化事業，所謂進步的文化事業是要能夠適應進步時代的需要，是要推動國家民族走上進步的大道。我們在上海開始的時候，就力避“鴛鴦蝴蝶派”的頹唐作風，而努力於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糧；在抗戰建國的偉大時代中，我們也力避破壞團結的作風，而努力於鞏固團結堅持抗戰及積極建設的文化工作。這可以說是我們的事業性的含義。為著要充分顧到我們的事業性，我們有時不惜犧牲，我們的同事往往為著抗戰建國的文化事業而受到種種磨折與苦難，毫不怨尤。但是在經濟主麵，因為我們要靠自己的收入，維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嚴格遵守量入為出的原則。這裏便牽涉到所謂商業性。我們的業務費，我們的資金，既然要靠自己的收入，所以我們不得不打算盤，不得不賺錢。這可以說是我們的商業性的含義。

這樣說來，我們的事業性和商業性是要兼顧而不應該是對立的。誠然，這兩方麵如超出了應有限度，是有對立的流弊。例如倘若因為顧到事業性而在經濟上作無限的犧牲，其勢不至使店的整個經濟破產不止，實際上便要使店無法生存，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機構消滅，事業又何從支持，發展更談不到了。在另一方麵，如果因為顧到商業性而對於文化食糧的內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殺政策，事業必然要一天天衰落，商業也將隨之而衰落，所謂兩敗俱傷。但是我們不許各有所偏。因為我們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業，所以必須顧到事業性，同時因為我們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來支持事業，來發展事業，所以必須同時顧到商業性，這兩方是應該相輔相成的，不應該對立起來的。

這樣看來，事業性與商業性原來是不成問題的，而竟有人覺得成問題，這又是什麽緣故呢？這也是因為對這兩方麵都缺乏正確的認識。事業性的維持，必須在量入為出的範圍內，否則便是不顧現實，破壞本店的生存。本店的出版事業，有些部分是有錢可賺的，可以移來補貼補貼蝕本的部分。此外還須多些餘利來作更求發展的資金。在這樣的範圍之內，我們是不怕經濟上有所犧牲。倘若超出了這個範圍，便是使本店走上關門大吉的道路！不但如此，我們為著要發展事業，在不違背我們事業性的範圍內（我們當然不專為賺錢而做含有毒菌落後的事業），必須盡力賺錢，因為我們所賺的錢都是直接或間接用到事業上麵去。

要充分發揮商業性，在積極方麵，必須注意“工作第一”。在工作上最努力，最有成績的同事，是我們的英雄！工作能力最強，辦事最負責的同事，是我們大家的寶貝！在另一方麵，在工作上拆爛汙，成績上惡劣的同事是我們的害群之馬，工作能力不強而辦事又不負責的同事，是我們的蠹蟲！前一種同事，對於我們的事業，對於我們的商業，都有切實的貢獻；後一種同事，對於我們的商業固然隻有破壞的作用，即對於我們的事業，也是隻有破壞的作用。要充分發展商業性，在消極方麵，必須愛護公物公財，極力避免浪費。自己的東西知道愛護，對自己的經濟知道節省，而對於公家的東西或經濟，便不注意愛護與節省，馬馬虎虎，隨隨便便，這是對於團體最不忠，最最要不得的劣根性，我們對於這種劣根性必須盡力鏟除。能愛護公物公財的人，對於我們的商業固然有切實的貢獻，同時對於我們的事業也有切實的貢獻，因為必須在經濟上能力避浪費，充實力量，才有發展事業的憑借。這樣看來，充分發展商業性，同時也是充分發展事業性。這兩方麵是可以而且應該統一起來的。

（《全》#9，682~684頁，194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