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後記

（《韜奮與出版》，錢小柏 雷群明編著，學林出版社1983年出版）韜奮對新聞出版事業的貢獻韜奮一生對革命事業的貢獻是多方麵的，但其重點還是在新聞出版工作上。正如吳玉章同誌在解放前一篇文章中所說的：“近代中國文化界，在新聞事業、出版事業上，最有成績、最有創造能力的，要算鄒韜奮。”韜奮對新聞出版事業的貢獻表現在哪些方麵呢？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 把新聞出版工作自覺地當作黨的整個事業的一部分，與黨保持同一步調。韜奮在世時雖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卻較早就自覺地把自己所從事的新聞出版事業當作黨領導下的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為實現革命事業的總目標而竭盡全力。1932年，他就明確說過：“要鏟除從個人作出發點的人生觀；確立從社會作出發點的人生觀。”作為“報館主筆”，“要把正確的思想灌輸給兒童青年”，“要竭其至誠在新聞事業上為中華民族複興的前途盡其力所能及的一部分的小貢獻”。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又多次表示：“在出書方麵自覺地對於這方麵的工作加強，這不僅是技術的問題，而且也是與目標配合的工作。整個中華民族的複興，無疑地必須注意加緊多數落後群眾文化水準的提高與普及。這是中國革命加速成功的基礎，在這方麵多盡一些力量，就是對中國革命多盡一些力量。”正因為如此，無論是辦刊物，開書店還是寫文章，做其他工作，韜奮都自覺地注意與黨保持一致。

這樣做是否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失去了“言論自由”呢？韜奮並不這樣看。韜奮是十分重視“人格”、“報格”的。他曾說過：“沒有氣骨的人不配主持有價值的刊物”，並且表示：“頭可殺而我的良心主張，我的言論自由，我的編輯主權，是斷然不受任何方麵任何個人所屈服的。”但是，他的這種“氣骨”，又是與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完全一致的。他在《獨立自由的〈生活日報〉》一文中說得十分清楚：“所謂獨立自由，即永有其為民族為民眾的福利而奮鬥的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對“言論自由”的解釋是：“所謂言論自由，當然不是說毫無原則，毫無範圍的。譬如在抗戰建國中的中國，言論自由與動員民眾工作是有著密切的聯係，但是漢奸理論和挑撥離間破壞團結的言論，是不應該讓它自由的，因為這是妨礙了整個民族的生存與進步。”韜奮在這裏所劃的界線以及他主張的精神，對於我們今天來說，仍有著重要的借鑒參考價值。

二、 作“人民的喉舌”，竭誠為最大多數群眾服務。1936年，韜奮在香港創辦了《生活日報》，高興地談到他的目標： 不單以辦好一種“為大眾所愛讀，為大眾作喉舌的刊物”為滿足，還要“創辦一種真正代表大眾利益的日報”，這種日報“要做到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而“民治”就是“言論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聞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在出版方麵，韜奮也同樣以為最大多數讀者服務為己任。他在《我們的工作原則》中指出：“我們必須注意到最大多數的群眾在文化方麵的實際需要，我們必須用盡方法幫助最大多數的群眾能夠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我們必須使最大多數的群眾都能受到我們文化工作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出版方麵，不能以僅僅出了幾本高深理論的書，就認為滿足，必須同時顧到全國大多數人的文化食糧的需要。”這種為最大多數群眾服務的思想，貫徹韜奮一生事業的始終，成為他的新聞出版思想的精華。從這一思想出發，他主張把普及與提高結合起來，“不能忘卻對於少數前進分子的服務”，但要把普及工作放在首位，注意“普通化”、“通俗化”；並強調專門家要以把自己的專門知識普及到廣大讀者中去為光榮。從這一思想出發，他還堅持要實事求是，以群眾的利益為一切論述評介和建議的中心標準，要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他說： 報刊要“以全國民眾的利益為中心”。主張出版社要“努力於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糧”而“力避‘鴛鴦蝴蝶’派的頹唐作風”，堅決“不專為賺錢而做含有毒菌落後的事業”；在書刊定價問題上，他也主張盡力不加重讀者的負擔，又不致使書店賠錢關門，最好能夠把“事業性”與“商業性”結合起來。這些都是很寶貴的經驗。

三、 發揚特色，重視創造精神。韜奮剛接辦《生活》周刊時，就強調要有自己的特色，避免雷同。他認為辦刊物“最重要的是要有創造的精神，尾巴主義是成功的仇敵”。有了創造精神，才可能有特色、有個性，才可能生存和發展。1934年，他流亡英法等國時，特別留心考察當地的報刊，對於那些堅持特色的報刊給予較高的評價。如談到法國的晚報《巴黎時報》時，韜奮認為該報堅持為“上流人物”服務，這種做法也是一個特點，因為有了這個特點，“銷數雖少，還是有它的力量”。在英國，他經常閱讀八九種報紙，對於“各報有各報的特點，極少雷同”，感到興趣非常濃厚，得益匪淺。後來，他辦生活書店，也堅持要有特色，從編輯出版到發行，他都要求走自己的路，不要跟在別人後麵，“人雲亦雲，亦步亦趨”。他在《患難餘生記》中係統地提出來的“生活精神”： 堅定，虛心，公正，負責，刻苦，耐勞，服務精神，同誌愛，可以說是生活書店在思想上、精神上的“特色”。至於在編輯、出版、發行，經營管理方麵，韜奮和他的同事們重視創造精神所形成的具體的特色就更多了。生活書店在當時的中國，論人數、資本等實力都無法同一些大出版社比，但是它的影響之深廣，卻絲毫不亞於那些大出版社，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但形成了特色和個性，無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原載《文匯報》1985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