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韜奮與出版·序》

錢小柏、雷群明同誌編寫了《韜奮與出版》，將由上海的學林出版社出版，原稿寄給我，請我寫篇序。我從30年代起就是《生活》周刊和生活書店出版物的經常的、熱心的讀者，對韜奮同誌從來都是敬佩的，但可惜一直沒有機會認識他，和他沒有個人接觸，對他了解不多，請我寫序本來是並不合適的。但我通讀全部書稿之後，感想甚多，不能已於言，很願筆之於書，至於這樣寫算不算序，那就不去管它了。

讀了書稿之後，給我一個總的印象是，韜奮同誌的確不愧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新聞出版事業的模範”（這是1944年陝甘寧邊區文教大會給他的評語）。他從事新聞出版工作近20年之久，不僅寫了大量的文章，而且在編輯、出版、行政管理方麵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新聞記者和評論家，而且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編輯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出版工作的任何一個環節，從校對到編審，到裝幀設計，到印刷，到發行，到經營管理，可以說他對每一行都精通，是出版工作中罕見的全麵人才。他對編輯出版工作經驗之豐富，我國近代出版史上很少有人能同他比肩。我應該負責地向出版工作戰線上所有的同誌推薦這部好書。我敢說，任何人讀了這部書都會受到教育，得到啟發。

這部書中提到的經驗，因為曆史條件不同，鬥爭任務不同，不能照搬。還有些在當時是進步的好辦法，現在卻不適用了。例如把出版機構辦成合作出版的集體所有製的事業，現在我們的出版社早已成為國營的企業，當然不必再回頭去搞合作出版了。

但是書中介紹的韜奮辦出版事業的基本精神，至今還有現實意義，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像他主張的出版事業要不斷追求進步，應該與時代一同前進；應該把“事業性”放在第一位，不應該把“商業性”放在第一位；出書要講究質量，要努力生產“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糧，決不能為賺錢而不顧一切去濫出有害的壞書刊等思想，都是有鮮明的現實意義的。特別是他那種廢寢忘餐、嘔心瀝血地為讀者服務的精神更是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光大的。

為人民服務這個響亮的口號是我們黨最先提出來的，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準則。韜奮同誌還在30年代，在他還沒有成為共產黨員之前，就能自覺地為這個口號奮鬥，實在難能可貴。讀了他為人民服務所作出的動人事跡，真使人感動得落淚。因此毛澤東同誌在1944年對他作了那麽高的評價不是偶然的。這評語雖然大家都記得很熟，但我還是再抄錄一次：“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我們拿韜奮同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來對比一下自己是很有好處的。應當肯定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我們的出版事業是在為人民服務的總目標之下成長壯大起來的，但是和韜奮同誌的服務精神相比較，差距還不小。

韜奮同誌當編輯最寶貴的精神是大公無私。還在30年代他就提出當編輯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大公無私。他說：“天下最可鄙的是自私自利，天下最可敬的是為群為公。”編輯肩負重任，一切作者投來的文稿能否刊登都要由編輯來判決。如編輯選稿不以公字為標準，那就會敗壞刊物和出版社的信譽，一直到垮台。所以他主張選稿必須大公無私，必須堅持原則，以質量好壞為準，不管作者是誰，也不管文稿的來頭大小，決不照顧情麵，決不搞“關係”。《生活》周刊的信譽因此越來越高。韜奮辦事就是這樣鐵麵無私。人們總以為鐵麵無私就會得罪人，其實不然，韜奮不僅沒有得罪朋友，而且更贏得了他們的敬重。

大公無私是個普遍的職業道德問題，也是編輯道德的首要條件。我們現在的編輯隊伍很大，是否人人都能做到大公無私？大多數人能做到我敢肯定，但是要說人人都能做到，我不相信。至少有一小部分是不夠格的。不是有的編輯利用職權幹壞事嗎？向作者強索財物，強迫分作者稿費，要求作者請客送禮等等花樣都發生了。而在作者方麵也有少數人感染了壞影響，為了自己的著作能出版，不惜拉拉扯扯，請客送禮，走後門，搞“關係”。事情發生在少數人身上，但這種風氣很不好，讓它發展下去危害極大。這種不正之風不僅在今天的社會主義時代不能容許，就是當年的韜奮同誌對此也是疾惡如仇，決不容忍的。

胡耀邦同誌在黨的十二大報告裏說：“在今後五年內，要通過一切可能的途徑，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努力實現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紀律教育在全國人民中首先是全國青少年中的普及。這是爭取在五年內使社會風氣根本好轉的一項基本措施。”又說：“每一個公民都應當遵守公民義務、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每一個勞動者都應當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者。”

當我們響應十二大號召，大講職業道德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時候，聯係韜奮同誌的大公無私的可貴精神，難道是多餘的嗎？

再說一點，就是韜奮同誌那種艱苦奮鬥、勤儉辦事業的精神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當他接辦《生活》周刊時，既沒有錢，也沒有人。編輯工作就他一個人幹，完全是唱獨腳戲，隻是經過幾年之後才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助手。又要當編輯，又要寫評論，又要下工廠當校對，還要答複讀者來信，一個人能幹這麽多事嗎？除非三頭六臂。當然韜奮同誌不可能有三頭六臂，事實上這些工作他都幹了，而且幹得很出色。要問其中奧妙，也沒有什麽奧妙，無非一條，他堅持了艱苦奮鬥、勤儉辦事業的精神。堅持這一條就搞出“奇跡”來了。

我們現在辦刊物、辦出版社比韜奮時代條件好得不能比，可是經常聽到的呼聲總是編輯人手不夠。真的不夠嗎？你去調查了解一下，一般的期刊社、出版社總有那麽幾十人甚至百人以上。總的來說，我感到人是多了，而不是少了。目前黨中央、國務院正在抓改革機構，精簡人員，企事業單位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當我們貫徹中央決定的時候，回顧一下韜奮同誌辦出版事業的曆史，學習他堅持艱苦奮鬥、勤儉辦事業的精神肯定是大有好處的。

社會上各種行業都有自己的專門學問，經濟有經濟學，教育有教育學，新聞有新聞學，書刊出版後也有專門的目錄學、版本學、圖書館學等，唯獨出版工作本身缺少專門研究。是出版工作沒有東西可研究嗎？不是的。出版的曆史起碼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反正比新聞早得多。要研究的東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為不被重視，所以才留下缺門。這空白總不能永遠留下去，出版學早晚總要在眾多的學科中占一席應有的位置。正在編纂的大百科全書就有專門的出版卷，這是非常令人高興的，希望能早日編出來。出版工作的曆史源遠流長，一時不易弄清楚，就是近代的史料也多得不可勝數。先從“五四”以來，特別是從韜奮同誌主辦《生活》周刊和生活書店的半個世紀的曆史著手研究是比較容易進行的，而且對當前的出版工作的改進更有意義。

學林出版社成立之始，就把出版有關出版方麵的史料和研究著作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值得高興和祝賀的。《韜奮與出版》一書的編寫出版，是這項工作的開端，希望他們再接再厲，堅持不懈，不斷地作出新的貢獻。

198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