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輝的實踐5
《抗戰以來》封麵韜奮出獄後，僅僅經過5天的籌備，就於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出版了由他主編的《抗戰》三日刊。刊物每逢3、6、9日出版，第1號為16開8麵，第2號起為16開12麵，每期約2萬字。韜奮在第1號《編輯室》中闡明刊物的宗旨和任務是：“一方麵是要對直接間接和抗戰有關的國內和國際的形勢，作有係統的分析和報道，顯現其重要意義和相互間的關係；在又一方麵，是要反映大眾在抗戰期間的迫切要求，並貢獻我們觀察討論所得的結果，以供國人的參考。” 它的主要作者有宋慶齡、沈鈞儒、馮玉祥、李公樸、茅盾、郭沫若、金仲華等，在讀者中很有號召力。刊物的主要內容包括戰局分析、敵我力量分析對比、國內外形勢、戰地通訊、戰爭常識等，設有社論、短評、專論、讀者信箱、漫畫及詩歌等文藝作品欄目。特別是幾乎每一期都有一篇戰局分析的文章，並且配以地圖，詳細介紹戰爭進展情況，極受讀者歡迎。當時的副總司令馮玉祥曾經盛讚它“誠為今日抗戰之指針”。因受租界當局幹擾，從9月9日第7號起至第28號曾一度改名為《抵抗》，《抗戰》三日刊創刊號第29號開始恢複原名。1937年11月9日，上海淪陷，《抵抗》繼續出版了3期，“到後來已無法公開出版，隻能暫時停出”，11月23日到12月23日，停刊1月。從第30號起，移至漢口繼續出版至1938年7月3日的第86號。
1938年7月7日，《抗戰》三日刊與柳湜主編的《全民周刊》合並，改名為《全民抗戰》三日刊繼續出版，由韜奮、柳湜任主編，編委包括沈鈞儒、張仲實、艾寒鬆、胡繩等知名人士。韜奮在第1期《全民抗戰的使命》中說，在全麵全民族的抗戰當前正進入第三時期的鬥爭中，輿論的作用更增大了重要性，自己身上的責任也一天天加重，“為了配合新的抗戰形勢，集中人力物力的原則，我們深覺這兩個抗戰的單位應該並成一個”。“因此，我們遂於這偉大的抗戰周年紀念之際，將兩個刊物實行合並，合組全民抗戰社，發刊《全民抗戰》三日刊。我們決定在集中雙方的力量，發揮雙方的特點，補足雙方過去的不夠的原則下，以統一的意誌，從事更大的努力，力求我們今後對於全民動員的號召與教育上更多的盡力。”要“使《全民抗戰》變為真正代表全國人民的公意，與全民教育，宣傳，最有力的工具”。
《全民抗戰》第1號至第29號在漢口出版，仍為三日刊。1938年10月15日第30號起改為五日刊，遷重慶出版。1939年5月13日第70號起改為周刊，出到1941年2月22日第157號被迫停刊。由於韜奮和其他編輯委員的努力，據說《全民抗戰》期發數最高曾經達到30萬份，成為當時發行量最大、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
《全民抗戰》周刊之一
《全民抗戰》五日刊之一
《全民抗戰》社在上海時還編印一種6天一期的《抗戰畫報》，更加積極地宣傳抗日救國，成為當時抗日救亡宣傳中的一麵旗幟，對促進團結抗戰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1938年8月19日起，增出過幾期《保衛大武漢特刊》（據《年譜》812頁載，在1938年1月10日的座談會上，討論了保衛大武漢問題，並決定了《保衛大武漢專號》編輯委員會人選，以柳湜為召集人，韜奮、金仲華、吳大琨、許寶駒、沈茲九、劉江淩、劉清揚、沈鈞儒、柳湜、王昆侖、張申府、張仲實、張誌讓、錢俊瑞等任委員）；1939年3月5日，在重慶出版5天一期的《全民抗戰戰地版》，由讀者自願捐款印製，免費專門供給戰地軍民閱讀。韜奮曾帶頭捐款。8月12日，又增出每周一期的《全民抗戰通俗版》，專門供給文化水平比較低的軍民閱讀。
撰寫《患難餘生記》
1941年底以後，韜奮迫於國民黨政府的壓迫，除了1942年11月到1942年3月約半年時間在蘇北解放區的活動外，基本上是在流亡和疾病中度過的。在病中，他仍然十分眷念自己心愛的新聞出版事業，希望能夠在病好之後再為之奮鬥幾十年。1943年年底，他在腦癌開刀，從一次昏厥中醒來後，還對徐伯昕等人說：“倘能重獲健康，決定先完成《患難餘生記》，再寫《蘇北觀感錄》和《各國民主政治史》，並去陝甘寧邊區和晉察冀邊區等抗日民主根據地，視察民主政治情況，從事著作，決不做官。如時局好轉，首先恢複書店，繼辦圖書館和日報，願始終為進步文化事業努力，再與諸同誌繼續奮鬥二三十年。”可是，由於環境的惡劣和健康的惡化，韜奮的這個願望終於沒能實現，成了他永遠的遺憾。韜奮的絕筆《患難餘生記》
雖然，韜奮此後再沒有機會從事他心愛的新聞出版工作，但是，他仍然為此做出了最大的貢獻。最主要的就是他於臨終前忍著病痛撰寫的約5萬字的《患難餘生記》，為我們留下了一部他和生活書店同事的奮鬥史，披露了許多生活書店在艱難困苦中成長、發展和被壓迫的寶貴史料。
韜奮寫作《患難餘生記》的情形感人至深。他因患腦癌開刀後，常常痛得在**打滾，打止痛針都無濟於事。1944年年初，病情稍微穩定一點，他就在每天早餐後擁被而坐，把陳其襄從叔父的“濟公壇”上拿來的小木案放在被上當桌子。他的右眼蒙著紗布，就用一隻左眼，伏案疾書，忘記了頭疼和腿酸，有時寫到天黑還不肯休息，最多的一天竟然寫了五千多字。親友們勸他休息，他總是回答：“能寫多少是多少，寫一些是一些。”有一次，他的夫人看他疼得發抖，眼淚直流，勸他歇一會再寫，他堅決地說：“不，我要盡快把心裏要說的全部寫出來，送到讀者的麵前。”並且安慰夫人說：“你不要看我流淚而難過……我不是為了傷心而流淚，隻是痛到最痛苦的時候，用眼淚來和病痛鬥爭。”就這樣，他以頑強的毅力，僅僅一個多月時間就寫了五萬多字。不幸的是，第三章（原定寫四章）尚未寫完，終因病勢加劇而擱筆了，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
但據《遺言記要》，在韜奮的心目中，《患難餘生記》應該算是基本完成了。其中“關於著作整理”說：“《患難餘生記》第一部分與惡勢力鬥爭，已在病中寫完，第二部分為《對反民主的抗爭》，可用香港華商報發表之專論輯成，第三部分為與疾病鬥爭，可由滬地及蘇北友人分寫完成。”（《研究》#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