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輝的實踐4

《生活日報》之一

盡管如此,韜奮希望“創辦一種真正代表大眾利益的日報”的想法並沒有因為這次挫折而取消,而是一直縈繞在他的心中。

1936年,胡愈之從香港給韜奮寫信說,那裏的白報紙比上海便宜許多,是辦報的一個有利條件。韜奮就派了畢雲程去調查。畢雲程通過胡子嬰的介紹,認識了天一味母廠駐港辦事處的經理甘蘧元,圓滿完成了任務,使韜奮下了去港辦報的決心。此時,蔣介石正打算脅迫韜奮到南京去做“陳布雷第二”,韜奮因為拒絕而難以在上海立足,隻能再次流亡。韜奮與徐伯昕、畢雲程開了一個生活書店理事會臨時會,正式決議派韜奮去香港籌辦《生活日報》,派畢雲程去香港籌辦安生書店。3月,他們先後到達香港,住在香港跑馬地山光道的一幢公寓裏,這裏便成了《生活日報》的籌備處。通過朋友的介紹,取得蔡廷鍇在香港辦的《大眾日報》的支持,願意提供印刷的方便,免除了買印刷機的負擔,《生活日報》的籌備進程就大大加快了。4月,即由安生書店擔保,辦理了登記手續,5月中,人事配備齊全,由韜奮任社長,畢雲程任經理,胡愈之任主筆,國際版編輯金仲華(一說為總編輯),國內新聞及本港新聞編輯王紀元、惲逸群,副刊編輯柳湜,助理編輯有林默涵、王永德、劉禮敬、畢平非等,營業部主任甘蘧元,會計張錫榮。(《韜奮摯友畢雲程》136頁、221頁)6月7日,《生活日報》正式出版,同時還出版了《生活日報星期增刊》。至此,韜奮終於實現了他要辦一張“人民的報紙”的夙願。

《生活日報》的“前進”副刊

韜奮給《生活日報》定下的兩大目標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雖然《生活日報》隻存在短短的55天時間,但是在這兩方麵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生活日報》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積極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批評宗派主義、關門主義、投降主義等各種不正確主張,發表了劉少奇化名莫文華寫的闡述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長篇文章,韜奮並且與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聯名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宣言,充分闡述了他們希望全國團結抗日的嚴正立場。

《生活日報》在編輯方麵也有它的特點。其中最值得稱道的就是它的獨創性。正如陶行知的《送生活日報》詩所雲:“大報不像大報,小報不像小報,問有什麽好處?玩的不是老套。大報不像大報,小報不像小報,筆杆一致對外,不肯胡說亂道。”

《生活日報》的獨創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堅持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為出發點的進步立場。韜奮希望把《生活日報》辦成為真正“人民的報紙”。所謂“人民的報紙”“要做到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什麽叫民治?言論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聞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二是十分注意報紙言論的廣博,韜奮主張報紙“每天除了正確精警的一篇社論外,還要有兩篇以上的很有精彩的有關各種專門問題的論文”,凡是“一切和一般民眾生活有關的問題”,都應該涉及。三是報紙的內容廣泛而統一,沒有割裂和矛盾的現象。各個版麵,從內容到形式,能夠“打成一片,采取一致的態度”,新聞選材,硬性文字和軟性文字分配均勻,使讀者不感到繁複,不感到紛亂,不感到幹枯,也不感到輕薄。四是文字的大眾化。為了“使一切初識字半通文的婦女們,孩子們,工友們,農夫們,都能看懂《生活日報》”,韜奮要求記者和作者盡可能用口語文來寫論文和新聞,表示“現在完全用口頭文的報紙還沒有,我們要來首先作一個榜樣”。五是不為賺錢濫登廣告。《生活日報》招股啟事由於香港地處一隅,盡管《生活日報》每日發行兩萬多份是當時香港報紙中最高的,但不能麵向全國,宣傳受到限製,加之報社資金也不足,《生活日報》出到7月31日第50號便自動停刊,《生活日報星期增刊》出至第8期,從1936年8月2日第9期起改為《生活日報周刊》繼續出版了3期。韜奮原來設想《生活日報》遷到上海,擴大資金,繼續出版,因國民黨政府的迫害而未能實現,隻是從8月23日第12期開始,把《生活日報周刊》再改名為《生活星期刊》繼續出版,並且從第22期起,由8開本改為16開本。韜奮主編至27期,因11月22日被捕入獄,第28期由金仲華主編,隨即刊物又被封禁。

值得注意的是,韜奮在他將《生活日報》遷移到上海的計劃中,對於“理想的《生活日報》”提出了許多很好的設想。譬如理想的《生活日報》的“三個必須”(“必須是反應全國大眾的實際生活的報紙;必須是大眾文化的最靈敏的觸角;必須是五萬萬中國人[連國內國外的中國人合計]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等,今天仍然值得我們深思。

創辦《抗戰》與主編《全民抗戰》

1936年5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韜奮當選為執行委員,更加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1月22日深夜,韜奮和救國會另外六位韜奮自述生平的《經曆》

領袖沈鈞儒、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章乃器、王造時一起,被法租界巡捕逮捕,隨即移交給國民黨當局。韜奮等人被非法監禁於上海、蘇州監獄達8個月之久。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愛國入獄”案——“七君子事件”。直到翌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抗日愛國人士的堅決鬥爭下,韜奮等七人才於7月31日勝利出獄。在監禁期間,韜奮樂觀而堅定,在法庭上痛斥賣國投降的檢察官之流,宣傳愛民救國的真理。他還在獄中寫成了《經曆》、《萍蹤憶語》、《讀書偶譯》等書,給許多探望他的人題詞,表現了熱烈的愛國主義感情和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國民》創刊號

《生活星期刊》被查禁後,生活書店又於1937年5月7日出版了《國民》周刊,名義上是謝六逸主編,實際是由張弼(張明養)編輯。刊物以大量篇幅刊登“七君子”在獄中的鬥爭生活和各界人士的援救情況的報道,引起讀者的極大關注。從第14期起,設立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包括韜奮、範長江、胡愈之、錢俊瑞、李公樸、沙千裏、章乃器、張仲實、金仲華、謝六逸、張弼、王紀元等名家。“八一三”後,上海淪於日寇之手,《國民》周刊出至11月19日的第19期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