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輝的實踐3

韜奮在國外，每到一處，都不忘考察當地的新聞出版事業，對於它們的優點和缺點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譬如從法國的巴黎《時報》認識到“辦報必須有其特點，有了特點，銷數雖少，還是有它的力量”；對於《巴黎晚報》“消息的靈敏，編法的新穎和精神的飽滿” 以及“有關新聞的相片的多而明晰”給予充分的肯定；對於《泰晤士報》“不但努力於新聞方麵的正確和迅速，同時並注意於社論的精警”表示讚賞；肯定《孟卻斯特導報》的創造者史各特“對於他自己所信仰的主張，能夠很勇敢地堅持到底，不屈不撓的堅持到底”的精神；對於德國新聞出版業，則在讚賞其設備先進的同時，毫不猶豫地抨擊了其要求“一鼻孔出氣”的法西斯專製思想；談到美國《時報》等時，既指出其觀點的反動，又肯定其“能利用極流利暢達的文體和顯豁明了的編法，把世界的新聞寫成編成極易讀的材料”以適合讀者需要的優點，認為“這種文字上和編輯上的技術，卻值得我們研究新聞學的人們的注意”。

所有這些，對於他以後辦好報刊無疑起了積極的參考借鑒作用。

韜奮在國外，仍然十分關心國內的出版工作，除了不斷寄回稿件外，還通過書信關注生活書店的情況，並向在國外的一些同誌組稿，供給新創辦的刊物。《生活》周刊被封後，隻隔了一個多月，就由東北的實業家杜重遠出麵，於1934年2月10日，出版了《新生》周刊。實際上它就是“新的《生活》”，完全是《生活》周刊的繼續，其宗旨仍在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關於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各項主張。韜奮在4月5日給戈公振的信中說：“《新生》確為《生活》後身，乞兄為之撰文。表麵上由杜重遠兄負責，一切均仍舊貫，編輯仍由艾兄負責，發行仍由徐兄負責也。”信中還要求戈公振將他關於蘇聯的佳著交由生活書店出版。可惜的是，韜奮從國外寫回來的大量書信均已散失，使我們無法知道更重要更詳細的情況。

1935年5月，《新生》周刊2卷15期上發表了艾寒鬆以“易水”筆名寫的《閑話皇帝》一文，引起軒然大波。日本侵略者借故挑釁，聲稱此文“侮辱天皇，妨礙邦交”，要求國民黨政府查辦。國民黨反動政府當局因為事先已經審查通過此文，處境尷尬，就玩弄陰謀，先是妄圖索回蓋有審查圖章的清樣未成，後又欺騙杜重遠，要杜在受審時說此文不曾審查通過，法院將隻判罰金，而且罰金將由政府當局負擔雲雲。杜重遠被審判時，他們卻凶相畢露，悍然判處14個月徒刑，並勒令《新生》停刊。國民黨政府為此還特別頒布了所謂《敦睦邦交令》，討好日本侵略者。這就是所謂“《新生》事件”。

1935年8月，韜奮在美國得知國內發生了“《新生》事件”，便放棄了順道考察日本的打算，提前回國。回國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籌備出版了《大眾生活》周刊，繼續戰鬥。《大眾生活》創刊號於1935年11月16日在上海出版，韜奮任主編。他在發刊詞《我們的燈塔》中鮮明地提出了雜誌的三大目標，即“力求民族解放的實現，封建殘餘的鏟除，個人主義的克服”。刊物出版不久，適逢“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爆發，雜誌以大量篇幅予以報道和支持，對運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韜奮曾在《大眾集》裏這樣說到這段時期：“這看來似乎僅是很短的三個半月的時間，但是我的工作，我的經曆，我的思想，我的感觸，《大眾生活》創刊號《永生》創刊號好像正在緊接著開演的電影，緊張得使我透不過氣來！說緊張，固然好像風馳電掣，時間閃爍而過，不像有三四個月之久；說經曆的繁多曲折，卻又好像比我辦《生活》周刊七八年還要久！這不是我個人的關係，實在是《大眾生活》所反映的時代是在劇變的過程中的緣故，尤其是這階段是中國大眾和學生救國運動的洶湧澎湃的時候，這個集子也許可以作為這一段時期的曆史上的一麵小小鏡子吧！”（《全》，#6，491頁）正是由於韜奮的這種努力，使刊物的發行量一度達到了創紀錄的20萬份。

《大眾生活》出版不久，就有讀者來信要韜奮文字上注意，不要使刊物“中途夭折”。韜奮在答複讀者時明確指出：“我們也和先生一樣地希望著，不過當然還要以不投降黑暗勢力為條件，因為無條件的生存，同流合汙，助紂為虐的生存，雖生猶死，乃至生不如死。”正因為韜奮拒絕向黑暗勢力投降，《大眾生活》於1936年2月29日出至第16期，終被無理查封。但是，一星期後的3月7日，生活書店馬上又出版了《永生》周刊，實際上就是“永遠的《生活》”，仍然是《生活》周刊的繼續。《永生》周刊開始由金仲華主編，從第14期起，因為金仲華到香港編《生活日報》國際版，由錢俊瑞代主編。由於它堅持韜奮的辦刊路線和方針，到1936年6月27日出至第17期，終於也被迫停刊。

《大眾生活》合訂本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反動當局的迫害愈益加劇，韜奮在重慶已經遭到特務監視，無法開展工作。周恩來等黨的領導同誌指示韜奮迅速離開重慶，另辟戰場，繼續戰鬥。經過周密的計劃，韜奮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召開的前夕，巧妙地擺脫了特務的監視，於2月25日淩晨乘汽車離開重慶，然後由桂林乘飛機前往香港。等到蔣介石發覺，去電桂林要求“堅決挽留”時，韜奮已經飛走了，特務們隻能“望空興歎”。

韜奮臨行前，起草了一份辭去國民參政員的電稿，並給沈鈞儒等人寫了一封信，憤怒控訴了國民黨反動政府摧殘文化事業的罪行，指出：“一部分文化事業被違法摧殘之事小，民權毫無保障之事大。” 表示了自己將繼續“為民族自由解放而努力奮鬥”的決心。

當然，韜奮到香港決非換個“太平環境”，真正關起門來“盡心於譯著，自藏愚拙”，而是投入了更尖銳的鬥爭。他3月5日到香港，3月27日就在《世界知識》上發表了《我對於民主政治的信念》，4月8日起，在範長江等主編的《華商報》發表了著名的長篇連載《抗戰以來》，用親身經曆的事實深刻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殘害人民的種種倒行逆施，熱情讚揚了青年的愛國熱情與獻身精神。

《大眾生活》複刊號

與此同時，韜奮還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從5月17日起，複刊了《大眾生活》周刊，稱新1號。周刊仍然由韜奮主編，但增加了茅盾、夏衍、金仲華、胡繩、喬冠華、千家駒等著名人士為編委。在《複刊詞》中，韜奮指出：“《大眾生活》是為了大眾也是屬於大眾的一個刊物……我們要為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為世界人類的光明前途，攜手邁進，共同努力。”在《大眾生活》新4號上，發表了由韜奮、茅盾、金仲華、範長江等九人聯名的《我們對於國事的態度和主張》的著名文章等，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刊物由於受到國內外讀者的熱烈歡迎，發行量一度達到10萬份。

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香港的英國總督宣布對日投降，包括韜奮在內的在港進步人士陸續被中國共產黨“搶救”返回內地，《大眾生活》周刊到新30號被迫停刊。這是韜奮一生中主編的最後一個刊物。

創辦《生活日報》

韜奮曾說：“我的職業是一個新聞記者。……我生平並無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資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報界大王。我隻有一個理想，就是要創辦一種為大眾所愛讀，為大眾作喉舌的刊物。單是辦好一種周刊是不夠的，我們一定要創辦一種真正代表大眾利益的日報。”早在1932年3月，韜奮就接受讀者的建議，提出要辦一份《生活日報》，並且製訂了詳盡的計劃，對報紙的組織、特色、張數、廣告、銷數、資本、會計、經費等作了仔細的考慮。接著還在《生活》周刊上就招收股本、幹部安排、出版時間、報紙性質、《生活日報》與《生活》周刊的聯係與區別等問題，發表了一係列的文章。譬如，其中安排的幹部7人，陣容堪稱強大，除韜奮外，另外6人，韜奮對他們的介紹和評價是： 經理部主任杜重遠，在東北創辦了遼寧肇新窯業公司，精明幹練，“在管理行政方麵實具有他的天才”；副主任李公樸，“曾任本刊駐美特約通訊，他的特質是善交際，廣交遊，潑潑跳，從沒有畏怯或灰心的時候，他的熱誠和興致之好，是朋友中難尋得到的，請他來襄助經理部，尤其是‘外交’方麵，我覺得異常適宜”；總稽核畢新生，“其實就是本刊篳路藍縷時代就為我們撰文的畢雲程。他對研究經濟尤有特殊興味，我們請他來擔任總稽核，是因為他對於經濟事項的嚴明態度，絲毫不肯放鬆或隨便敷衍的精神”；編輯部主任戈公振，“在新聞界的曆史最久，他在我們這幾個人裏麵可算是老大哥，但他對新聞學研究興味之濃厚，力求進步之勇猛，卻又無愧為一位活潑潑的青年”；副主任兼撰述陳彬龢，“現任《申報》社評主撰，他的文字思想，看過的人很多，用不著我來多說。他尚在壯年而已禿頂，有人說這是深思的象征，怪不得他那枝禿筆那樣厲害！記者還覺得他的精力過人，因為他無論怎樣忙，從未見他有疲倦的時候”；撰述部主任吳頌皋，“他的腦子之冷靜，思想之縝密，學識之湛深，文筆之優美，是記者最敬佩的一位畏友。他曾在英、法專研公法，尤其是關於政治和外交的問題，本刊裏署名‘翼公’的文章就是他做的。他曾在《時事新報》擔任撰述多時。請他來主持我們的筆政，我覺得是再適宜沒有的了”。

擬議中的《生活日報》計劃實行股份製。當時韜奮的設想是：“最低資本，定為30萬元。每股定為5元，除由本社出資3000元外，其餘由本社向國人募集，凡係中華國籍而讚成本報辦法者，皆得隨意認股。”並且從3月底開始，即公開向社會招股，每股10元。到4月底，認股金額已達12萬元，繳款約6萬元。原打算收滿15萬元時，即著手訂購印刷機器和物色館址，開始運作，但到當年10月，鑒於國民黨政府對《生活》周刊的壓迫日甚，隨時有被查封的可能，韜奮被迫宣告日報停辦並且發還股款。他在《啟事》中指出：“唯自近月來，《生活》周刊遭受壓迫，日在掙紮奮鬥之中，就目前形勢言，周刊存亡，未卜朝夕，在此環境之下，日報即令勉強出版，亦難為民眾喉舌，韜奮受二千餘股東付托之重，不願冒昧將事，為此決定停辦。”至此，韜奮的第一次辦報夢想終於被無情的現實擊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