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輝的實踐2

生活書店成立後，除了繼續出版《生活》周刊外，還開始較大規模地出版書籍和其他雜誌。如1933年即出版了各類圖書40多種，並且於7月創刊了《文學》雜誌，1934年出版了圖書56種，創刊了《世界知識》、《太白》、《譯文》等雜誌。這裏麵胡愈之也起了很大作用。如《文學》、《世界知識》、《太白》、《譯文》的創刊都與他有關。《文學》主編之一鄭振鐸曾回憶說：“一·二八”事件後，“許多的文藝刊物都停頓了，商務印書館被毀了，《小說月報》不能出版。我從北平回到了上海，和他（按： 指韜奮）及愈之談起了要出版一個雜誌的事，他立刻便將《文學》籌辦起來。後來，和他說起《世界文庫》的計劃，他也立刻便答應下來，擔任出版的事。”《文學》出版時，胡愈之擔任編委。《世界知識》最初實際上由胡愈之主編，但他不願出麵，讓畢雲程出麵作主編和發行人。畢雲程曾回憶說：“《世界知識》的編輯工作，由愈之安排得很好，編輯部隻有愈之和我兩個人，隻工作半天。愈之主持撰述，我做一些編輯事務的具體工作。另外特約十多個對於國際問題有研究的朋友擔任特約撰稿。”胡愈之以後，《世界知識》曾由張仲實、金仲華主編，錢俊瑞、錢亦石也代編過一段短時間。

韜奮出國的兩年間，生活書店在胡愈之、徐伯昕等人籌劃下，出版業務有了較大的發展，1934年和1935年共出版圖書200多種，其中包括鄭振鐸主編的大型叢書《世界文庫》12大本。雜誌方麵除了號稱生活書店四大期刊的《文學》、《世界知識》、《太白》（陳望道主編）、《譯文》（黃源主編，實際是魯迅主持）外，還出版了由陶行知出麵而由戴伯韜（白桃）主編的《生活教育》和沈茲九主編的《婦女生活》以及繼被封的《生活》周刊而發刊的《新生》周刊（杜重遠主編）等，圖書方麵，1935年2月又請張仲實擔任編輯部主任，陸續編輯出版了《法蘭西內戰》、《列寧主義問題》等馬列主義著作和“青年自學叢書”等叢書，生活書店的聲譽因此大振，擁有極為廣泛的讀者。韜奮後來總結這一段曆史時，對諸位同事的努力和書店的大發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與很高的評價，稱為“本店發展史上”“最燦爛的一頁”。

1936年9月，生活書店召開了第二次社員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生活書店臨時委員會，選舉韜奮、徐伯昕、王誌莘、杜重遠、張仲實、孫夢旦、陳錫麟、李濟安、周積涵、孫明心、張錫榮為委員，選舉張仲實為主席，徐伯昕為經理。11月，增請甘蘧園為副經理兼總務部主任。1937年11月，上海淪陷，生活書店職工大部分西撤至武漢，隻留下少量職工，主要承擔造貨任務。在內遷漢口的一年多時間裏，生活書店因順應時代潮流、積極宣傳抗日救亡而有了空前的發展。分支店由兩個累計曾增加到56個，職工由六七十人增加到三百餘人，所出書刊深入到窮鄉僻壤，影響及於國內外。在書店周圍，團結了一大批知名的作家。1938年1月成立的生活書店編審委員會，以韜奮、胡愈之、錢俊瑞、金仲華、範長江、柳湜、張仲實、沈茲九、杜重遠、錢亦石、王紀元為編委，公推胡愈之為主席。4月，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半月刊先在廣州、後移上海編輯出版，加強了領導，明確了編輯出版的方針。

為了適應發展的需要，加強內部管理和同人教育，1938年7月1日，生活書店總管理處成立，實際上是8月1日起遷到重慶冉家巷16號後才正式開始工作。1938年1月22日在漢口由總店出版的油印內刊《店務通訊》，也正式成為生活書店總管理處的“機關誌”，受到了韜奮等書店領導的高度重視。自第21期起，韜奮基本上每期在上麵發表一篇“談話”，對書店內部管理的大政方針和各種實際問題發表指導性意見。後來，韜奮從中選擇了40多篇按主題加以歸並，以《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的名義出版，受到了業界內外的廣泛好評與歡迎。

《店務通訊》第1期 選自《店務通訊》韜奮每周談話的《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

生活書店的大發展，使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國民黨政府十分恐懼，隨即加劇了迫害的步伐。早在上海的時候，生活書店就是蔣介石反革命“文化圍剿”中的一個目標。1931年，《生活》周刊被密令禁止郵寄，兩年後更遭查封。查禁書刊的事也時有發生。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了以“防共反共”為主要內容的五屆五中全會，會上有人公開叫嚷：“生活書店的書籍，雖在窮鄉僻壤，隨處可見，可謂無孔不入，其勢力實在可怕，而本黨（指國民黨）的文化事業卻等於零，不能和它競爭，所以非根本消滅它不可。”從此，對生活書店的迫害就變本加厲了。封店、捕人、禁書，一年多時間，就把蓬勃發展的生活書店幾乎摧殘殆盡。到1941年2月，生活書店在國內僅剩下重慶一處了。國民黨政府高層還親自找韜奮談話，逼迫他加入國民黨，並且要求他把生活書店與國民黨的正中書店合並，但都遭到韜奮的拒絕。在他憤然辭去參政員之職，秘密出走香港之後，他對生活書店的工作基本上已經無法過問。

1943年12月，在重慶成立了以讀書出版社、生活書店、新知書店為核心的“新出版業聯合總處”。1948年10月18日，在中共香港工委的領導下，三家書店又正式合並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直沿用至今。

創辦《大眾生活》

《萍蹤寄語》在兩年多的流亡生活中，韜奮實地考察了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的蘇聯，認真學習了馬列主義著作。他的思想起了一個質的飛躍，出國時思想上的某些“苦悶”問題已迎刃而解。從對比中，他深刻體會到資本主義製度的必然沒落和社會主義的必定勝利，對馬列主義表示“無時不‘心向往之’”。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裏，他如饑似渴地鑽研馬列著作和其他進步書刊，後來把這些讀書筆記整理編譯為《讀書偶譯》出版。書中高度評價了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製度，並且鮮明地提出了克服個人主義的口號。在實地考察的同時，韜奮還放棄休息，擠時間撰寫文章陸續寄回國內發表，這就是後來分為三集出版的《萍蹤寄語》（一集主要寫英國，二集主要寫德國，三集全部寫蘇聯）。1937年，他在獄中又繼續完成了《萍蹤憶語》，如實記載了他在美國考察的見聞。當時，韜奮已經能夠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觀察分析事物，加上他那新聞出版工作者特有的敏銳和深入鑽研精神，所以，他的這些著作與那些浮光掠影、走馬觀花的記遊文章不同，能夠洞幽燭微，深入事物的本質，而文筆又優美流暢，很自然地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得以一版再版。周恩來同誌有一次曾親自對韜奮談起《萍蹤憶語》說：“關於美國的全貌，從來不曾看過有比這本書所搜集材料之親切有味和《萍蹤憶語》內容豐富的。”

在考察途中，韜奮也利用各種場合，宣傳自己所從事的正義事業，爭取世界革命民主人士的同情與支持。他在訪問莫斯科時，曾托蕭三給高爾基送去了他編譯的著作《革命文豪高爾基》和一封用英文寫的信。信中介紹說，在中國“正進行著一次真正的革命”，他辦的《生活》周刊，“是在中國鼓吹社會主義，同情中國的蘇維埃運動，但是它必須在各種偽裝的方法之下進行自己的工作，因為它是在‘白色恐怖’最厲害的上海出版的。”這封信，對於我們閱讀韜奮的著作、理解韜奮的思想有著很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