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輝的實踐1
3. 光輝的實踐
韜奮一生共辦了6刊1報1個書店。他在新聞出版方麵的許多重要思想觀點，正是從他的這些光輝實踐中得來的。適當了解他的這段經曆，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學習和理解他的思想。其中早期主持的《教育與職業》，因為我沒有見到過這刊物，沒有發言權，現將其餘韜奮主持的報刊和書店的情況簡要介紹如下。
興會淋漓主編《生活》周刊
《生活》周刊本來是中華職教社於1925年10月創辦的一張4開小報，由剛從美國學銀行學回國的王誌莘兼任主筆。“生活”這名稱是楊衛玉想出的，《生活》周刊第1卷第1期由黃炎培題字並寫創刊詞。其中說： “世界一切問題的中心，是人類，人類一切問題的中心，是生活。”希望通過辦《生活》，逐漸解決人們物質上、精神上的問題，“欲使有耳，耳此，有目，目此，有口，口此： 合力以謀此問題之漸解”。不過，實際上的《生活》周刊離這個目標還比較遠，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登載從各報上搜集來的關於職業教育的消息，前麵有一篇數百字的評論，再配有一兩篇一兩千字的論文。第一年，這個刊物每期隻印二三千份，多數是免費贈送職教社社員，因此社會影響很小。
韜奮最初也不過是輪流幫助給《生活》周刊做文章的一人而已。1926年10月，王誌莘要到工商銀行去任職，無暇兼管《生活》周刊的編輯工作，韜奮作為職教社的編輯股主任，責無旁貸地挑起了主編的擔子。他說：“我自己在當時也沒有看出這個‘棄兒’有什麽遠大的前程，《生活》周刊第二卷合訂本隻是因為它是一個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憐的‘棄兒’，我義不容辭的把它收容下來。”並且“一團高興地聚精會神地執行我的保姆的職責”。本著他一貫實行的“不幹則已，要幹就要幹好”的原則，接手之後，就“好像樂此不疲似的，常自動地幹到夜裏十一二點鍾”，使《生活》周刊的麵貌很快改觀，發行量直線上升。
生活書店早期出版的《小言論》韜奮首先對《生活》周刊的內容和形式作了重大改革。他說：“我接辦之後，變換內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評論和‘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並在信箱一欄討論讀者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對於編排方式的新穎和相片插圖的動目，也很注意。”從第2卷第1期起，開辟了“讀者信箱”欄，韜奮把辦好這個專欄稱作“聚精會神的一種工作”，滿腔熱情地解答讀者提出的各種問題，因而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和極大信任。從《生活》周刊第2卷第47期起，韜奮又開辟了作為刊物社論的“小言論”專欄，每期一篇或幾篇，直到1933年7月被迫出國流亡為止，全部由他自己執筆。他曾說：“每期的‘小言論’雖僅僅數百字，卻是我每周最費心血的一篇，每次必盡我心力就一般讀者所認為最該說幾句話的事情，發表我的意見。這一欄也最受讀者的注意；後來有許多讀者來信說，他們每遇著社會上發生一個轟動的事件或問題，就期待著看這一欄的文字。”
在編排形式方麵，韜奮也不斷有所改革和創新。如從1928年6月17日第3卷第31期起將4開小報由一張增加到一張半，1929年12月1日從第5卷第1期起又改為16開冊子形式，從1932年7月2日第7卷第26期起，每隔一期增加4到6頁的影寫版精美畫報；另外，在編排上也精心設計，基本上不搞轉版，使圖文作恰當的配合等，讓讀者閱讀起來既方便，又舒服。
《生活畫報》
最初，《生活》周刊名義上由楊衛玉兼管，實際上參加工作的隻有兩個半人。除韜奮外，還有一個是徐伯昕，“半個”是指孫夢旦，因為他每天有一半時間兼職教社的工作，隻有半天用來管《生活》周刊的財務。徐伯昕原是中華職業學校琺琅科的學生，畢業後即被留在職教社工作，《生活》周刊創辦時，他是王誌莘的助手。後來，從《生活》周刊到生活書店，他都是韜奮的親密戰友和重要助手，尤其是在印刷發行和經營管理方麵，更有著獨特的才能和突出的貢獻。韜奮對他有過很高的評價，說：“多才多藝的伯昕先生，簡直‘出將入相’，出門可以到處奔走拉廣告，入門可以坐下來製圖繪畫，替各種各類的商家貨物寫有聲有色的說明。他如果隻為著自己個人打算，撇開我們這個艱苦的崗位去替自己開個廣告公司，至少他是一個小小的財主了。但是他的滿腔心血都灌溉到本店的經濟基礎上麵去；為了集體的文化事業，忘記了他自己的一切要求。”
開始時，韜奮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和著述。最初刊物影響小，又沒稿費，外界投稿很少，往往全期的文章都由他這個“光杆編輯”包辦。韜奮在《生活史話》中回憶說： 他“模仿了孫悟空先生搖身一變的把戲，取了十來個不同的筆名，每個筆名派它一個特殊的任務。例如一個叫因公，專做闡揚三民主義及中山先生遺教的文章，對‘總理遺教’下一番研究功夫是他的任務。有一個叫心水，他的任務是擺出道學的麵孔，專做修養的文章。有一個叫落霞，他的任務是譯述世界名人傳記或軼事。有一個叫孤峰，有一個叫秋月，有一個叫……分任各種各類的短篇文字。這樣一來，在光杆編輯主持下的這個‘編輯部’，似乎人才濟濟，應有盡有”。為了寫好這些文章，韜奮“采用了‘跑街’政策，常常到上海的棋盤街和四川路一帶跑，在那一帶的中西書店裏東奔西竄，東翻西閱，利用現成的‘資料室’，有些西文雜誌實在太貴，隻得看後記個大概，請腦袋偏勞，有的也酌量買一點。奔回‘編輯部’後，便怪頭怪腦地分配各位‘編輯’的工作”。不僅如此，“光杆編輯”還要兼“光杆書記”，答複讀者來信。韜奮“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複信，自己謄寫複信（因要存稿）。忙得不可開交，但也樂得不亦樂乎”。從這些記述中，可以看出韜奮當時工作是何等繁忙、艱苦，又何等負責任。
《生活畫報》雙十特刊
在韜奮的努力下，《生活》周刊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初期的內容偏重於個人的修養問題和職業修養的商討，基本上沒有越出職業指導或職業教育的範圍。後來，由於韜奮的“個性的傾向和一般讀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漸漸轉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對於黑暗勢力不免要迎麵痛擊”；“一天天和社會的現實發生著密切的聯係”，尤其是“九一八”之後，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投降賣國政策抨擊不遺餘力。正因為如此，才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的擁護，銷售量逐年猛增，1927年為2萬份，1928年為4萬份，1929年已達8萬份，1931年則達到15.5萬份，創造了舊中國雜誌發行量的最高紀錄。
《生活》周刊終刊號生活周刊社開始時物質條件很差，辦公室隻是一個小小的過街樓，裏麵擺上三張辦公桌就塞得滿滿的了。韜奮說，這裏就是他們的“編輯部”、“總務部”、“發行部”、“廣告部”和“會議廳”。隨著《生活》周刊事業的迅速發展，經濟情況的改善，人員也逐漸增加。1928年10月，由楊衛玉請了黃寶珣來協助做文書工作，11月，招收了第一個練習生陳其襄。1931年4月，複旦大學畢業的艾寒鬆來擔任了總務主任，在韜奮出國期間，編務工作便由艾負責，而每期“小言論”的撰寫任務，則由胡愈之承擔下來，直至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被封。胡愈之還參與了刊物的編輯工作，並且寫了不少其他文章。《生活》周刊最盛時，工作人員曾達到30多人。人員增加後，反過來又促進了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創辦生活書店
從1928年6月起，生活周刊社應讀者的要求，開始將《生活》周刊上比較精彩的文字分門別類匯編成書出版。第一本出版的書是曾在《生活》周刊上連載的韜奮翻譯的《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以後又陸續出版了韜奮的譯作《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讀者信箱外集》、《小言論》等。另外一方麵，由於《生活》周刊真誠地為廣大讀者服務，受到了讀者的一致好評和高度信任，寄錢來要求代買書刊、文具用品或其他物品的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韜奮提出並經大家同意，於1930年9月1日，正式成立了“生活書店書報代辦部”，由原在文明書局任職的嚴長衍主持。韜奮說：“它可算是生活書店的胚胎。最可注意的是它的產生完全是‘服務’做它的產婦。”經過兩年的努力，書報代辦部有了迅速的發展，除代辦外社的書刊外，還發行了《生活》周刊社自己編印的圖書近20種，人員也有了增加。於是，在1932年7月1日，就在它的基礎上成立了生活書店，社址設在環龍路80號。9月10 日，遷往環龍路環龍別業（今南昌路212弄） 2號。同年11月12日，鑒於《生活》周刊要被查封的風聲很緊，生活書店又與《生活》周刊社分開，從環龍路遷到法租界的陶爾斐司路（今南昌路43弄弄口），掛出了“生活書店”的招牌。招牌上“生活”兩字用的是黃炎培為《生活》周刊題的字，“書店”兩字則是徐伯昕仿照黃炎培的字體寫的。1933年7月8日，生活書店舉行第一次社員大會，宣布成立“生活出版合作社”，並與中華職業教育社正式簽訂脫離關係契約。大會選舉韜奮、杜重遠、徐伯昕、畢雲程、王誌莘為理事，第一次理事會選舉韜奮為總經理。“生活出版合作社”在出版界較早實行股份製，對外仍稱生活書店。7月14日，韜奮被迫出國流亡，社務由徐伯昕代理。12月1日，生活書店遷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593號， 1934年9月，再遷到福州路384弄4號。抗日戰爭爆發後，生活書店總部又先後遷到武漢和重慶。
生活書店最初規模很小，登記資本隻有2000元，是生活周刊社幾年來的全部積餘。幾年工夫，事業迅猛發展，收受期刊預訂費和郵購戶的購書存款常有數萬元之多，營業收入也大為增加，到1935年12月向國民政府實業部作商號注冊時，資金已達15萬元，領到的執照為“設字8760號”。韜奮後來曾多次說生活書店是“空手起家”的，指的就是這個事實。
生活書店成立時的章程及第二年的合作社章程，都是中共黨員胡愈之起草的。胡愈之原來在商務印書館任《東方雜誌》主編，學識淵博，思想進步。韜奮曾在《店務通訊》上撰文介紹說：“胡主席（按： 當時胡愈之任生活書店的編審委員會主席）是本店的最有功勳的一位同事。他在《生活》周刊時代就經常替我們寫國際文章……他參加本店創辦時的計劃，等於本店‘大憲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對本店的重大貢獻不僅是編審，在實際上是包括了我們的整個事業。但是他總是淡泊為懷，不自居功。他的計劃力，極為朋友們所心折，所以有‘諸葛亮’的綽號。……他的特長不僅文章萬人諷誦，而且對出版營業無所不精，他的特性是視友如己，熱血心腸。他是我們的事業的同誌，患難的摯友。”韜奮在風起雲湧的抗日救亡群眾運動中，在反抗國民黨反動政府迫害的鬥爭中，逐步找到了馬列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並在臨終前要求追認他為中共黨員，這固然主要是他本人一生努力追求進步、追求真理的結果，但是，中共黨員胡愈之成為韜奮的摯友、早期對他潛移默化的影響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