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習”中成長

2. “練習”中成長

韜奮說自己“差不多出了學校就踏上編輯之路”，應該是指他1922年進入中華職業教育社之時。其實，認真算起來，他“踏上編輯之路”的時間還要更早一些。據他在《患難餘生記》中所說：“在五四運動時期，上海學生聯合會辦有小型日報，由潘先生（按： 指潘公展）主持其事，我也在編輯部幫忙，他時常要我們這班‘客串編輯’寫些文章。”（《全》#10，861頁）可知，當他1919年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就開始做起了“客串編輯”。這個“小型日報”有人說是《學生聯合會日刊》，但是我沒有見過，因此，不知道韜奮在其中到底做了些什麽工作。

韜奮在從聖約翰大學畢業之後、“踏上編輯之路”之前，因為新聞界方麵一時既沒有相當的機會給他嚐試，他就開始實行“走曲線”就業的策略。他先是經畢雲程介紹，到民族資本家穆藕初辦的厚生紗廠和上海紗布交易所去當英文秘書。每天隻要“翻譯幾頁關於紗市的英文電訊”，月薪倒有120元，但韜奮並不滿意，仍然設法爭取進新聞界。他說：“我倒不嫌薪水小，卻覺得我的工作不合於我的愛好。”不久便得到了一個三星期練習的機會。當時，韜奮的約翰同學張竹平正在做《申報》的經理，韜奮便去找他，表示要進新聞界服務的意思，托他留意相當的機會。張竹平對韜奮在學校時的成績非常清楚，於是，先拿了一件近兩萬字的英文文件讓韜奮翻譯。韜奮很賣力地把那文件在最短時間內譯好送去，張竹平看後表示滿意，送了韜奮20元錢稿費，同時叫他再等機會。不久張竹平又來請韜奮去申報館幫忙處理積壓的英文函件，不過說明隻是以私人的資格去幫他的忙，不算是正式職員。韜奮就在每天下班後，再跑到申報館去“上班”。要求韜奮處理的英文函件大都是關於廣告方麵的，先由張竹平口述答複的大意，再由韜奮在打字機上翻成英文。韜奮認為，張竹平的英文寫作雖不很高明，但是對於英文寫作的辨別力卻很強，而且辦事的態度特別認真。他要求韜奮替他寫的英文信，一定要把他的意思完全不漏地用很有表達力的字句寫出來，如果有一句寫得不能完全使他滿意，哪怕韜奮的複信打到了一半甚至全部打好，還是一定要求重新來過。有時候，他想出了新的意思，也會要求韜奮重打！總之，他對於某一件要答複的事情，總是要在這件事情上轉盡了念頭： 要說明的意思，總要說得一絲一毫不漏；如果是駁複的話，總要使得接信的人不能再開口！韜奮就這樣每夜被折騰到十點鍾，累得精疲力盡，好像大病初愈似的。經過三個星期的努力，韜奮幫張竹平把堆積的英文信件全部清理完畢。除了物質上的報酬外，韜奮感到最大的收獲是：“我好像做了三星期的練習生，學得辦事的認真態度，卻是無價之寶。”（《全》#7，170頁）韜奮並且認為，1927年，張竹平拉他加入《時事新報》，“這三星期的練習也許也是一種有力的媒介”。

在申報館雖然做了三星期的練習生，但仍然未能圓了韜奮的新聞夢。於是，他又憑著在中學校裏教英文時的好印象，想從教育界方麵找機會。“主意打定之後，便向這條路線進攻。我想起教育界前輩黃任之先生。”雖然韜奮隻是在學校聽黃先生演講時見過一麵，更說不上什麽“交情”，但是他“仍舊大著膽寫一封信去試試看。事有湊巧，那時黃先生所主持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正在物色一個中英文都有相當可取的編輯人才，我的‘新飯碗’的機會居然到來了”。 （《全》#7，172頁）黃炎培收到韜奮的信之後，便約他去談了一次，還向他要去了幾本刊有他的中英文作品的《約翰聲》，並且向約翰同學調查韜奮的為人。不久黃炎培便根據考察研究的結果，決定請韜奮到中華職業教育社去擔任編輯股主任。由於當時職教社的經濟力量有限，隻能出60元的月薪，所以還通情達理地同意他隻做半天。韜奮的任務主要有兩種： 一是主持職教社所出版的《教育與職業》月刊，一是主持編輯“職業教育叢書”。此外還要每半年編寫一冊關於中國職業教育的英文小冊子，寄往各國教育機關作宣傳之用。還有半天，韜奮則在附屬於江蘇省教育會裏麵的科學名詞審查會中編輯已審查過的各科名詞。所謂編輯各科名詞，其實隻是將已經用鉛字印好的英、德、法、日以及中文譯名的各科名詞，按照字母順序排好，然後一條一條地貼入一本空白的紙簿上，以備排印。這工作雖然很機械呆板，但韜奮仍然很認真地幹。例如字母的前後不要弄錯，各條的名詞裁下之後，貼時不要有所遺漏，半天的工作不要有間斷。這裏已經體現了韜奮從事編輯工作時的認真負責精神。

在此期間，有一件事給韜奮的印象很深。他第一次編譯“職業教育叢書”，熱情很高，勁頭十足，他選的第一本編譯的書是以賈伯門博士（Dr. Chapman）著的Trade Test做主要根據的《職業智能測驗》。他先是買了幾十種有關的英文參考書，接著就按照他在學校譯杜威的《民治與教育》時的經驗，“依據著英文書的內容和順序，依樣畫葫蘆似的把它翻成中文”，一鼓作氣，譯了約3萬字，拿給黃炎培看，原來期望會得到稱許，不料得到的卻是一盆冷水： 黃先生第二天卻拿著我的譯文，跑到我的桌旁，對我所編譯的文字作誠懇而嚴格的批評。他所指出的要點是： 我們編譯這本書的時候，不要忘卻我們的重要的對象——中國的讀者。我們要處處顧到讀者的理解力，顧到讀者的心理，顧到讀者的需要，而我所已寫成的東西在編法和措辭方麵都依照英文原著，合於英美人胃口的編法和措辭，未必即合於中國讀者的胃口。我在那刹那間好像背上澆了一大盆的冷水……盡管韜奮當時“覺得一肚子的不高興”，但是，他認為，“黃先生的話卻有很充分的理由，尤其是他指導青年時候那種心平氣和輕聲解釋的誠懇態度，使我發不出脾氣”。於是，他接受了黃的批評，“從頭寫過，寫完了一萬字就給他看，並把全書的綱要也寫出來給他看。這一次的結果和上次同樣地出於意外，雖則是在兩極端的相反。他看後大加稱讚，不但他自己欣賞，立刻還交給沈信卿先生看看，沈先生看了也大加鼓勵。”韜奮說：“黃先生給我的這個教訓，卻很有益於我以後的著作方法，很有助於我以後辦刊物時的技術，所以我特把這件事提出來談談。我認為這是有誌著述的人們最要注意的一個原則： 在寫作的時候，不要忘記了你的讀者。”以後，韜奮在言論上、實踐上都特別強調“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竭誠為讀者服務”，顯然與他這次“教訓”有著很大的關係。

這一時期對他以後的編輯生涯影響較大的還有一件事，便是他在《時事新報》任秘書主任的工作。1927年，張竹平接辦《時事新報》，擔任董事長，很想有一番作為，當時拉了不少名人，其中總經理是潘公弼，總主筆是後來成為蔣介石“文膽”的陳布雷。因為前麵三星期的幫忙給張竹平留下的好印象，便請韜奮去擔任秘書主任。這時的韜奮剛剛接手主編的《生活》周刊尚在起步階段，事情不多，經過與職教社協商，韜奮辭掉了英文教員的兼職，並把《生活》周刊放在晚上編，白天則全天去《時事新報》上班。

秘書主任這個職務給了韜奮全麵的鍛煉。韜奮說：“白天在時事新報館做的事情，給我一個很好的‘練習’的機會，因為我的工作幾乎包括全報館的內容。我的職責是秘書主任，除編輯部的通信稿外，全館的各部信件都集中在我的辦公桌上。關於全館各部的來信，都先經我閱看，除應由總經理辦理的文件由他抽出酌辦外，其餘的文件便都由我注明辦法，分送給各部去辦，各部根據情形，分別起草複信的底稿後，仍匯送到我的辦公桌上，由我核定後繕發。其中遇著要和總經理商量的事情，便立刻和他商量後決定辦法。這樣一來，我和全館各部的事情，都有著相當的接觸，所以我說這個職責給我以一個很好的‘練習’機會。”

韜奮與新聞界已有了十幾年經驗的老報人潘公弼全天在一間辦公室裏辦公。在相處的一年中，韜奮說是“在學習方麵得到不少的益處”。他說：“尤其使我得益的是潘先生對於新聞業經驗的豐富。他對於新聞業的種種方麵都很熟悉，因為他都經曆過的。他在編輯方麵，由校對到總編輯和總主筆，都幹過；在營業方麵，他也幹過種種職務。因為他對於各部分的工作內容都有透徹的了解，所以他解決各部分問題的時候都有獨到的見解。我在人生觀方麵，政治的和社會的思想方麵，雖和潘先生的未必相同，但是我對於他的辦事的經驗，處理問題時的鎮定安詳，對人接物的恰當，都應該表示我的敬意——至少是在我和潘先生做同事的時期內。”

韜奮認為： 自己在時事新報館工作的一年，是他生平更有意義的“練習”的時期：“我常覺得我的這一年的‘練習’，比進什麽大學的新聞科都來得切實，來得更有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