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願與準備1
1. 誌願與準備
韜奮說，他“在小學的最後一年就在心裏決定了”“自己宜於做一個新聞記者”。為了實現自己的誌願，他在學校期間就開始做這方麵的準備，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
首先是良好的品德基礎。韜奮認為，要做好一個新聞出版工作者，首先要做好一個人。1937年，他在談到秋桐和他所辦的《甲寅雜誌》時曾說：“其實也隻有《甲寅雜誌》能使秋桐令人敬重，後來秋桐反對‘五四’運動的新文化，又辦什麽《甲寅周刊》，同樣地用秋桐署名的文字，看了便令人作三日嘔！關於這一點，我也許可以捏造一個原則，做文章和做人實在有著密切的關係。做了一個要不得的人，原來能寫很好文章的，到了那時寫出來的也要變成要不得的東西。這也許是因為好的文章不僅是有著好的寫的技術，同時也離不開好的寫的內容。而且還有一點似乎奇特而卻也是事實的： 那便是內容的要不得往往也要影響到寫的技術，因為隻有理直氣壯的內容才寫得好，否則扭扭捏捏，不能遮掩它的醜態！”（《全》#7，146頁）做文章和做人是如此，做編輯記者與做人也莫不如此。韜奮在學校首先是把做人放在第一位。他的修身科成績一直是滿分，每年都能夠得到學校“優行生”的獎勵。他向老師學習的也不單單是課業，而是自覺、積極地學習老師、同學的優秀品質。如他說自己受到主任教員沈永臒先生的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人格的可愛。我這裏所謂人格，是包括他的性格的一切”。“他的認真和負責的態度，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範。他並沒有什麽呆板的信條教給我，但是他在舉止言行上給我的現成的榜樣，是我終身所不能忘的。我自己做事，沒有別的什麽特長，凡是擔任了一件事，我總是要認真，要負責，否則寧願不幹。這雖然是做事的人所應該有的起碼的條件，但是我卻永遠不能忘卻永臒先生給我的模範。” （《全》#7，132~133頁）其次是廣博的知識基礎。由於特殊的教育經曆，韜奮在校期間，既學習了文科，又學習了理工科；既有比較深厚的古文底子，又有比較紮實的英文基礎。可以說是受到了難得的全麵的鍛煉。據記載，韜奮6歲的時候，由父親為他“發蒙”，教他讀《三字經》。後來，由母親建議，又請了一位“西席”老夫子教他讀“四書” 等古代文選。1910年與叔叔鄒國珂一起考入福州工業學校（當時稱“蒼霞中學堂”），學習了國文、英文、算學等新式課程。1912年17歲時進入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下院（即附小），次年升入中院（即附中），1917年升入上院（即大學）電機工程科（係）。他父親的意思是要讓他在這個“工程師的搖籃”裏造就成為一個工程師，但是他認為自己的天性不適合當工程師，因而“並不專心於準備做工程師”，而是醉心於讀書看報。不過，他的每門功課還是名列前茅，而且每個學期都因“成績優異”而被評為學校的“優行生”。在南洋公學，由於校長唐文蔚先生對中西文化都十分重視，使韜奮打下了堅實的古文、國學和英文基礎。韜奮說：“南洋公學有個特點，卻於我很有利。這個學校雖注重工科，但因為校長是唐蔚芝先生（中院僅有主任，校長也由他兼），積極提倡研究國文，造成風氣，大家對於這個科目也很重視。同時關於英文方麵，當時除聖約翰大學外，南洋公學的資格算是最老，對於英文這個科目也是很重視的。前者替我的國文寫作的能力打了一點基礎；後者替我的外國文的工具打了一點基礎。” （《全》#7，137頁）1919年，他從南洋公學電機工程科（係）二年級轉考聖約翰大學文科三年級，主修西洋文學，又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和順利畢業。在聖約翰大學的兩年，韜奮良好的文理科知識和英文基礎更加紮實。他說：“我在約翰雖然僅有兩年，但也得到很多的益處，尤其是快讀的能力。像麥克納爾先生，他最注重課外參考書的閱讀；韜奮的早期譯作《民本主義與教育》
他所指定的參考書很多，而且要調閱我們的筆記，非讀得快，很難交卷，所以我們用在圖書館裏的時間不少。約翰在最初受人詬病的是造成了不少買辦，或做外人爪牙的翻譯，但是我以為學會了英文來做研究學問的工具，卻是另一回事。平心而論，對於這個工具的熟練，我不得不感謝我的母校——約翰大學。”（《全》#7，158~159頁）除了學校的課程外，課外大量閱讀書報，則是韜奮補充學校教育的不足和開發自主學習潛能的重要方麵，也是他的全能式的知識結構形成的重要來源。韜奮說：“我在準備做工程師的學校裏麵——雖則還在中學——並不專心於準備做工程師，卻分著大部分的心力看這樣的書，翻那樣的報，和準備做工程師的工作都沒有什麽直接的關係”，“教師盡管教得好，實際的領略和運用，還是要靠自己努力去幹，從幹的當中得到要訣，這好像遊泳一樣，隻是聽了算數是無用的，必須鑽到水裏去遊泳，才有所得。我當時在學校裏所學的國文還是文言文，讀的是古文。隻靠教師在課堂上教的幾篇是不夠的，所以對於什麽《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所謂八大家的各個專集（尤其是《韓昌黎全集》）、《王陽明全集》、《曾文正全集》，以及《明儒學案》等等，在課外都完全看了一下。覺得其中特別為自己所喜歡的，便在題目上做個記號，再看第二次；尤其喜歡的再看第三次；最最喜歡的，一遇著可以偷閑的時候，就常常看。此外如《新民叢報》，梁任公和汪精衛筆戰的文字，在當時也是我看得津津有味的東西。還有一部書也是我在當時很喜歡看的，說來很奇特，是所謂《三名臣書牘》，共有四冊，是曾滌生，胡林翼，曾紀澤三個的奏折和信劄。我卻不是崇拜什麽‘名臣’，隻覺得這裏麵的文字都很精悍通達，對於他們處理事務的精明強幹，尤其是物色人才和運用人才方麵，感到很深的興趣。” （《全》#7，139~140頁）這些正是做一個編輯、記者所需要的比較理想的知識結構。後來他辦《生活》周刊時，曾一個人用了十來個筆名作大大小小、亦莊亦諧的文章，就得力於他的這種廣博知識基礎不少。
第三是很強的寫作能力。在小學時，韜奮的作文就很出色。在1914年7月由蘇州振新書社出版的《南洋公學新國文》中，韜奮一人就入選了7篇之多，而且幾乎都得到了教師的很高評價。如其中《唐高崇文討劉辟軍士有食於旅舍折人匕箸者即斬以徇論》，老師的評語是：“文氣疏宕，詞義精辟。少年得此，的是雋才。”《諸葛武侯謂我心如秤論》，老師的評語是：“心明如鏡，筆快如刀。具此識力，加以讀書之功，便當前無古人。”到了中學，一方麵受了國文教師嚴格的教育和訓練，另一方麵由於讀書看報，受到梁啟超、黃遠生等人的影響，他的作文更是經常獲得教師的濃圈密點。
刊登韜奮文章的《南洋公學國文成績》
韜奮讀到中學初年級時，由於家境困難，“陷入了經濟的絕境”，“我知道家裏已絕對沒有辦法，隻有自己掙紮，在掙紮中想起投稿也許不無小補”，於是開始了寫稿救窮的自救道路。據他說，他首先瞄準的是《申報》刊登韜奮文章的《學生》雜誌，曾用“穀僧”的筆名向冷血主編的《自由談》投稿，主要是編譯外文刊物上的材料。他說：“我覺得寫作在初學方麵最重要的不外兩點： 一是寫的技術，二是寫的內容。這兩點雖同是不可少的，但是第二點似乎比第一點還要重要。我這時在寫的技術方麵比較地有一些把握，但是因為經驗的薄弱，觀察的不深刻，實在覺得沒有什麽可寫。於是我想個辦法，到圖書館裏去看幾種英文的雜誌，選譯一些東西。” （《全》#7，142頁）不過，據我與鄒嘉驪同誌查閱《申報》的結果，尚未找到“穀僧”的文章。
《申報》投稿的成功，更是鼓勵了他寫稿的積極性。“不久我又發現了一個投稿的新園地——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學生》雜誌。”並且成了“當時在這個雜誌裏投稿最多的三個人”之一。（《全》#7，143頁）《學生》雜誌上刊登的韜奮文章
進聖約翰大學以後，韜奮還成了該校出版的月刊《約翰聲》和英文年刊《約翰年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發表韜奮作品的《約翰聲》
聘請韜奮為中文撰述員的《約翰年刊》
在韜奮正式從事編輯、記者工作之前，他的各種譯著從數量上來看，已經很可觀了。後來，韜奮編輯、記者工作的得心應手，組稿、改稿、寫稿又多又快又好，與這一時期紮實的基礎是分不開的。
韜奮的部分著作單行本
第四是對辦刊有一定研究。他在接手《生活》周刊時曾經說：“在未談到這個孩子怎樣長大以前，有些情形也許可先提出來說幾句。我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有一位級任教師沈永臒先生是最崇拜梁任公的。……凡是梁氏的著作，他都有，藏在好幾個書櫥裏，承他異常地愛重我，常借那些書報給我看，後來我升入了‘中院’（即當時的南洋公學附中），還常到他那裏去借書看，尤其喜看的是沈先生所存的全份的梁氏《新民叢報》。當時我的思想很混沌——說得更老實些，就是無所謂思想——但覺梁氏文字充滿著動人的情感，看得津津有味，常在夜裏看著舍不得釋卷，熄燈後還違背校章偷點著洋蠟燭看。從此時起即夢想將來要做一個記者，隨後凡遇著比較有精彩的刊物都很注意研究……” （《全》#5，623頁）可惜的是，對於如何“注意研究”的詳細情形韜奮沒有進一步透露，但由此可見，韜奮從中小學開始就已經“很注意研究”“有精彩的刊物”，這無疑也為他以後辦好刊物打下了良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