韜奮的編輯思想1
韜奮一生以編輯自命，在長期的書報刊編輯實踐中，對這一行有許多體會很深的甘苦之言。筆者在學習過程中感到，他的許多思想對於今天的編輯工作仍有著相當重要的指導和借鑒作用。1929年，韜奮在談到《生活》周刊成功經驗時說，使他“深覺感謝而不能自已者至少有四方麵： 一是創辦本刊的同誌對於主持者之信任專一，毫無牽掣；一是努力於本刊事務的同事之戮力同心，不畏勞苦；一是讚助本刊的特約撰述諸好友之惠賜佳著；一是愛護本刊的許多讀者之同情鼓勵”。這四方麵（領導、同事、作者、讀者），主要說的是客觀因素，從韜奮自己來說， 編輯成功的經驗又有哪些呢？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與時俱進堅持進步的出版方向
韜奮在接辦《生活》周刊之後，就把追求進步作為辦刊的目標之一。他曾明確表示，《生活》周刊的態度“是常常在那裏求進步”。從最初的“內容偏重於個人的修養問題”，把“力求政治的清明”與“實業的振興”當作目標，到後來，“《生活》周刊應著時代的要求，漸漸注意於社會的問題和政治的問題”。1930年在第6卷第1期《我們的立場》中他說：“我們不願唱高調，也不願隨波逐流，我們隻根據理性，根據正義，根據合於現代的正確思潮，常站在社會的前一步，引著社會向著進步的路上走。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思想是與社會進步時代進步而俱進。”1932年12月，他在《生活》周刊第7卷第5期上答複讀者時又明確表示： 要“確立從社會作出發點的人生觀”，“我是做報館主筆嗎？我便要把正確的思想灌輸給兒童青年，決不作反革命開倒車者的代言人”。 1935年，他在《大眾生活》上答複讀者來信中說：“我們不是為本刊而辦本刊，隻不過把本刊作為努力於我們的大目標的一種工具”，就是“要借本刊對民族解放前途，對大眾解放前途，盡一部分的貢獻”。後來他又多次指出： 進步文化事業是指“有益於大眾、有益於革命的文化事業，隻有這樣的進步文化事業才能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一同進步（就另一意義說，同時也是時代進步的推動力）”，“真有生命力的刊物，和當前時代的進步運動是不能脫節的”。 韜奮還要求“主持一種刊物的人，胸中當然應該有若幹目前所特殊注重的要點；所明揭的宗旨盡管不變，而在當前所特殊注重的若幹要點也許在若幹時後因時勢要求與社會需要之變遷而有新陳代謝之必要”。正因為如此，韜奮辦的各種報刊才能成為廣大青年讀者走向進步、走向革命的良師益友。
“無名小卒”與“花匠”
編輯工作中麵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為自己適當地定位。韜奮辦《生活》周刊時，曾把刊物比作一個“花園”，而把編輯比作“花匠”，要“各就個性盡量為人群努力，使人多少得點益處”。這個定位十分恰當地揭示了編輯工作的本質，也充分肯定了編輯工作的重要性。
作為“花匠”，編輯一生都應力求把最美好的東西獻給讀者。首先是希望“能盡其心力為社會多爭些正義，多加些光明”。在充滿黑暗的社會裏，韜奮並沒有被壓倒，也絕不消極，總是鼓勵讀者勇敢奮鬥。另外，他也很注意發掘生活中的美，如打破封建道學思想的束縛，選用健美的女性照片，在流亡中，也不忘搜集海外風光照片，給沉重生活中的人們美的享受。
韜奮向來“視事業如生命”，從不計較個人的名利和得失。他曾經表示：“我不想富，不想貴，本來是窮苦的無名小卒，死去時也隻願是個窮苦的無名小卒。”因此，他隻知道“樂此不疲”地幹工作，而鄙薄和反對那種爭名奪利的行為。他早期就說過：“一個人光溜溜的到這個世界來，最後光溜溜的離開這個世界而去，徹底想起來，名利都是身外物，隻有盡一個人的心力，使社會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後來，他更明確地指出：“倘若我們有了正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個人的地位原是無足輕重的事情。”並且表明，他“不是為著自己的地位幹，是為著社會的或大眾的福利幹”。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把個人的利益與革命事業的位置擺正確，處理好。
做好一個“花匠”並不容易，首先是對自己要有高標準的要求。 1930年，韜奮在《征求一位同誌》的文章中，對他要征求的“編輯同誌”提出了“至少”應具備的四個條件： （一） 大公無私，（二） 思想深入，（三） 文筆暢達，（四） 至少精通一種外國文。他說：“我所提出的四個條件是我認為撰述評論——而且是限於像《生活》一類刊物的評論——的人所應具的最低限度的條件。可見就是這些條件具備，也不過配做一個編輯。”
“信用”與“骨氣”
韜奮曆來十分注重信用問題，把信用看作是生命，是品牌。他說：“我深信‘信用是刊物的第二生命’，故我對於《生活》的信用必用不顧一切的不避嫌怨的全力保全它，絕對不許因任何人任何事而損及它。”“獲得社會信用的刊物，就表麵上看起來，好像隻要拿出這個刊物的名稱，信用便隨在後麵，其實它的名稱所以能引起信用，並非‘名稱’的本身有何神奇的力量，全靠它的精神確能和從前一貫。倘若雖仍用舊名，而內容已掉了槍花，名存而實亡，讀者非愚呆，誰再願給與原來的信用？刊物的信用既失，刊物的本身當然隻有‘料理後事’的一條路走。”就是說，無論出版社還是刊物出版單位，都應該以全力確立和維護自己的信用。特別是在社會上已經建立起信用的書刊出版單位，更要像愛護生命一樣來愛護這種信用。
信用從何而來？它與編輯，尤其是主編思想和品格密不可分。它要靠辦刊人的骨氣來支撐。韜奮說：“我深信沒有氣骨的人不配主持有價值的刊物。”所謂有骨氣，就是要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堅持“言論上及紀事上的大公無私的獨立精神”，“ 能保持這種精神的便可仍得讀者的信任，否則讀者所給與的信任亦隨時可以收回”。正因為如此，他對那些“雖居主持輿論地位而每日僅在評壇上作幾句不關痛癢的格言式的評論”的“飯桶”主筆給以尖銳批評，認為他們的刊物“使人看了但覺暮氣沉沉，摸不到他的頭腦，那就是辦了幾百年，也未見得於社會國家有多大益處”。
信用還要靠編輯堅持辦刊宗旨，對讀者負責。韜奮說：“我職責所在，對於發刊的稿件自不得不負責任，當然須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須以文字內容有精彩為前提，不應以情麵而敷衍。”“與其敷衍，不如不辦；如其要辦，決不敷衍。我以後還是要堅持一向的嚴格態度辦下去，能堅持到幾時即堅持到幾時，我在本刊並無靠山，合則留不合則去，創辦者隨時可以叫我卷鋪蓋。但我在職一日，必努力一日，寧願卷鋪蓋，決不肯昧著天良敷衍。”
“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
編輯歸根到底是為讀者服務的。韜奮說：“做編輯的人好像是讀者所用的廚子，所差異的，不過廚子所貢獻是的是物質食糧，編輯所貢獻的精神食糧。”因此，他多次強調： 辦出版要“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
“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首先是要努力滿足讀者的正當需要。他說：“要用敏銳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誠摯的同情，研究當前一般大眾讀者所需要的是怎樣的‘精神食糧’，這是主持大眾刊物的編者所必須負起的責任。”韜奮強調，任何讀物都應該考慮如何為讀者樂於接受的問題，就是既要對人的身心健康有益，又要使人喜聞樂見甚至一見傾心，愛不釋手。這應該是編輯時刻要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還是拿烹調來做比喻，就是我們提供的精神食糧既要營養豐富，又要美味可口，使人們一見便饞涎欲滴，而不要讓人望而生厭甚至望而生畏。韜奮認為，“精神食糧”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硬性讀物”，它們“每偏於專門性”，往往比較“艱深”，比較“索然無味”，隻有硬著頭皮才能看得下去；一類是“軟性讀物”，它們“每偏於普遍性”，往往比較“輕鬆有趣”，比較能“使人心曠神怡”。雖然“兩者都是社會上不可少的精神滋養料”，但是，他希望：“硬性讀物能盡量的軟一些，軟性讀物能純正而導人趨於身心愉快德慧日增的境域。”正是由於有了這種對精神食糧的切實的分析研究並相應采取有關措施，韜奮才可能在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方麵，做得很有成績。如生活書店有些書發行達兩三百萬冊，而他辦的刊物如《生活》周刊、《大眾生活》曾分別達到15.5萬份和20多萬份，創造了當時中國刊物發行量的最高紀錄。
在《生活》周刊主張“軟性讀物”的同時，韜奮也明確反對那種軟綿綿的靡靡之音和色情暴力內容。1927年，讀者桂朔生寫信反映社會上黃色小報盛行，並指為“怪物”。韜奮在答複中指出：“我曾經細想小報之所以盛行，‘閑時的消遣’確是大原因；其次的原因，就是小報裏麵多說‘俏皮話’，或不易聽見的‘秘密消息’，大足以 ‘尋開心’。再次的便是極不好的原因了，這原因就是近於‘誨盜誨**’的材料，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我覺得小報把第一第二兩個原因作根據的，隻要不陷於‘誨盜誨**’‘毀人名譽’，作為遊戲文字看，還不足病。至於把第三原因作根據的，那就無疑的應在‘打倒’之列。”
“以讀者利益為中心”，還要注意通俗化、大眾化，“使一切初識字半通文的婦女們，孩子們，工友們，農夫們，都能看懂”。他多次呼籲專家們要“極力使專門的學術通俗化”。他說：“我們要盡力使原來是‘專門化’的現在要在文字的寫作技術上使它大眾化起來，由此提高一般的知識水準。”他自己在這方麵首先身體力行。對過於專門的文章或者不用，或者加以改寫；文字方麵“力避‘佶屈聱牙’的貴族式文字，采用‘明顯暢快’的平民式的文字”。 韜奮辦《生活》周刊，就“采用明顯暢快的平民式的文字”，“不采用深奧的文字”，“不但是普通化，而且是通俗化”。
“以讀者利益為中心”，還表現在他把讀者當成“好朋友”而竭誠為之服務的精神上。他總是與讀者處於平等的地位，設身處地地為讀者著想，使出版物成為讀者“一位欣悅和愛的好朋友”，而且是 “純潔清正，常在進步途上的益友”，而不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損友。對於讀者的來信，不管是與出版有關的還是無關的，他都要拆閱和答複，而且答複來信的熱情“不遜於寫情書”。有些來信問的問題，他自己不懂，還代為請教專家，然後再作回答。為此，即使忙到深更半夜也不以為苦，不以為煩，而是以此為樂，以此為榮。後來信件實在太多，隻得添加專人負責回信，但他還是要抽看，並對其中一些重要的信親自作答。有些讀者來信要求代買東西，隻要有可能，他也派人去奔走采購，並風趣地把采購的同誌稱為“馬路巡閱使”。這方麵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感人至深。
以讀者利益為中心，勢必認真負責把好書稿文字質量關。韜奮一接辦《生活》周刊，就宣布要以“沒有一個錯字”為“鵠的”。為此，不僅原稿認真編排，而且“校樣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樣時的聚精會神，就和在寫作的時候一樣，因為我的目的要使它沒有一個錯字；一個錯字都沒有，在實際上也許做不到，但是我總是要以此為鵠的，至少使它的錯字極少。每期校樣要三次，有的時候，簡直不僅是校，竟是重新修訂了一下。”以一個幾乎包辦全期刊物的編校和部分寫作任務的“光杆編輯”，能做到這樣，實在不能不令人敬佩。
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還表現在努力減輕讀者的經濟負擔上。韜奮辦出版，希望以低廉的價格讓更多的讀者分享到精神食糧，同時又能積聚足夠的發展資金。他注意書刊內容的精警，主張“與其 ‘多而鬆懈’，不如‘短小精悍’”，“不願增加讀者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