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服務對象
2. 論服務對象
什麽是民眾？這雖沒有一定的界說，我以為搜括民膏摧殘國勢的軍閥與貪官汙吏不在內；興波作浪，朝秦暮楚，惟個人私利是圖的無恥政客不在內；虐待職工，不顧人道主義的慘酷資本家不在內；徒賴遺產，除衣食住及無謂消遣以外，對於人群絲毫無益的蠹蟲也不在內。除此之外，一般有正當職業或正在準備加入正當職業的平民都在內；尤其是這般人裏麵受惡製度壓迫特甚的部分。
說到全國大多數民眾的利益，我們以為“力求政治的清明”與“實業的振興”，都是根本要策。
（《選》，270頁，1927年3月）本報（按： 指《生活日報》）旨在力求普及於一般平民，更不得不極力設法減輕讀者負擔，故應以日出一張為原則，以期成本大大減輕，售價特別低廉。其實編法新穎精審，有一大張，重要消息並不致有所遺漏。
（《選》，80頁，1932年3月）其實以中國人口之多，在出版事業的種種障礙排除之後，服務於出版界的人們將要忙得轉不過氣來！區區十幾萬份的出版物算得什麽！
（《選》，142～143頁，1933年4月）文字是推廣文化的一個重要工具，所以文字大眾化又是大眾文化的一個重要條件。中國文字的艱難，是大眾文化一個很大的障礙，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去年冬，教育部積極推行簡體字，在這方麵不可說不是一個好現象。誠然，簡體字還隻是改良的辦法，大眾所需要的還有更徹底簡便的文字，但是無論如何，能使字體比較簡省一些，比保守著艱難字體總勝一籌。
……中國文字要適應大眾文化的需要，非有一番改革不可。
（《全》#6，333頁，1936年2月）我以為我們辦任何文化事業，都要特別注意廣大的群眾，都要極力使我們的工作能深入廣大的群眾裏麵去。中國文化界有個很大的危險，那便是“關門主義”，守著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論，不顧到中國大眾的現實需要和容受的力量，因此把它的影響範圍越縮越小，簡直和大眾不相涉。文化工作是為著少數人幹的呢？還是要為著大多數人才幹的？ 我們先要認清這個基本問題！
（《全》#6，653頁，1936年6月）柳湜先生的文章有個最大的優點，那便是文章的內容充滿著實際的“生活經驗”，他的這本《街頭講話》就具有這樣的優點。解釋社會科學的人往往犯著一個很大的毛病，滿篇文章裏堆滿新名詞，而內容都很貧乏，尤其是和現實離得十萬八千裏，使讀者感覺到研究社會科學僅是硬著頭皮多記些和現實不相幹的名詞原則，是所謂學者的專利品，不是一般人的事情，甚至不是一般人所能懂得的神秘的東西。柳先生這本書可以打破這個誤會，是研究社會科學入門的一本好書。
（《全》#6，376頁，1936年6月）我深信這個新文化必然地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的基本條件是要大眾化，是要不忘卻大眾，是要切合於大眾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養大眾的偉大的力量，是要能適合於大眾的容受性。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轉變到一個新階段的非常重要的問題……所謂大眾的“大”，不是高大的“大”，卻是廣大的“大”。……換句話說，我們要極力使我們文化工作能影響到大多數人，影響的範圍越廣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廣大。
（《全》#6，652頁，1936年6月）所謂大眾文化，必須領會“大眾”這個名詞的重要，必須時刻注意到大多數普通民眾的接受性，同時不要徒然高唱大眾文化的空洞名詞，必須設計種種具體的方法促進大眾文化。民眾歌詠會便是很能促進大眾文化的具體方法的一種。
（《全》#6，655~656頁，1936年6月）我服務於言論界者十幾年，當然有我的立場和主張。我的立場是中國大眾的立場，我的主張是自信必能有益於中國大眾的主張。
（《全》#7，210頁，1937年1月）中山先生所謂喚起民眾，共同奮鬥，輿論界實亦負有此種責任。
（《全》#8，179頁，1937年11月）我們一方麵需要各部門的學識技能都有人在努力，作深刻的研究，一方麵也需要大眾化的精神和思想上的食糧。這兩方麵須兼程並進，相輔相成而不相礙的。……因為我們要培養專家，同時也需要提高一般民眾的文化水準。
（《全》#8，617頁，1938年6月）在抗戰期間，前方的戰士與後方的大眾，尤其是內地農村中的大眾，都深刻地感到精神食糧的饑荒，所以我們對於精神食糧更需要加以積極的愛護，減除它在生產上及流通方麵的困難，不但減除困難而已，更要進一步給與種種的便利。
（《選》，237~238頁，1938年8月）我們大家所共同努力的這個文化機關，一向是站在前進的立場，這是同人們所知道的，但是所謂前進，並不是使自己跑開大眾很遠，把大眾遠遠地拋在後麵，我們必須注意到最大多數的群眾在文化方麵的實際需要，我們必須用盡方法幫助最大多數的群眾能夠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我們必須使最大多數的群眾都能受到我們文化工作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出版方麵，不能以僅僅出了幾本高深理論的書，就認為滿足，必須同時顧到全國大多數人的文化食糧的需要，就是落伍群眾的文化食糧的需要，我們也要盡心力使他們得到相當的滿足，我們深信為著國家民族的利益，我們的任務是要使最大多數的同胞在文化水準方麵能夠逐漸提高與普及，這對於整個國力的提高是有著很大的效力。所以促進大眾文化，是我們的第一個口號。
（《全》#9，696~697頁，1939年1月）務使每一知識分子深知此事（按： 指掃盲工作）重要，除原有之本身職務外，必須對此事有所貢獻，始覺對得起國家。
（《全》#9，56頁，1939年3月）講精神生活，當特別注重於文盲的迅速肅清，一般國民教育的迅速普及，通俗化的書報刊物大量編行。國家民族的基本力量，無疑地是建立於最大多（數）人民之上。我們不但要努力做到“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而且要做到“有知識者出知識”。提高最大多數人民的物質力量與知識力量，也就是提高整個國家的物質與智慧。
（《全》#9，64~65頁，1939年3月）我們服務的廣大對象應包括整個民族的各階層。
就另一意義說，我們應顧到最大多數的落後群眾。我們是信仰群眾的偉大力量的，因此我們深信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的基礎是建在最大多數的群眾。這最大多數的群眾，就目前文化水準方麵說，是比較落後，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我們要希望群眾偉大的力量能得到充分的發揚光大，是要使最大多數落後群眾的文化水準盡量提高。
（《全》#9，674頁，1939年5月）我們事業的第一個目標是促進大眾文化，這裏麵應該包括供給多數落後群眾在精神食糧上的需要，倘若我們發現我們在這方麵還努力得不夠，在出書方麵自覺地對於這方麵的工作加強，這不僅是技術的問題，而是與目標配合的工作。整個中華民族的複興，無疑地必須注意加緊多數落後群文化水準的提高與普及。這是中國革命加速成功的基礎，在這方麵多盡一些力量，就是對中國革命多盡一些力量。尤其是像生活書店向來的發展是建築在一般的讀者（不僅是少數的前進讀者）的廣大範圍的同情與信用之上的文化機關，對於這個任務尤有努力的基礎，也就是中華民族對於我們的書店有提出這個要求的權利。這樣看來，即就最大的原則說，擴大服務範圍的作風，在本質上即是原則上的事情，而不是僅僅技術上的應付問題。當然，我們同時不能忘卻對於少數前進分子的服務，可是因為少數與多數的數量上的差異與需要上的廣狹的差異，我們在供給的比例上卻應該有通盤籌劃的打算。
……我們不是因為環境困難，才顧到多數人的文化需要，而不以少數人的文化需要為唯一的對象，就是在環境順利的時候，我們鑒於中華民族大多數人的文化需要，我們也還是應該對這方麵特加注意的： 所以這並不是消極的應付，而是積極的開展。
（《全》#9，131頁，1939年6月）
誠然，我們是前進的書店，但是在上海和我們同時或先後成立的前進的書店不止一家，何以我們的書店會比較有更廣大的發展？這固然有賴於全體同仁的努力，但也在乎我們從開始及過程中就有著廣大的社會信任與同情，這是我們的最可寶貴的傳統的個性。所以我說，我們在作風上不僅顧到少數的前進分子，同時要更充分地顧到落後的群眾要求，要更充分地顧到各階層的文化需要。這不但不致消滅本店的個性，而且是更能發揮光大本店的個性。
（《全》#9，691~692頁，1939年6月）學校周報的內容必須適合大多數同學的實際需要，反映大多數同學的意見和要求。例如關於大多數同學所要知道的消息，無論是個人的或團體的，隻須大多數同學所感覺有興趣而在他處所看不到的，或雖看到而不知其詳的，都可以引起他們的注意。又例如有關於大多數同學在求知上可供參考的材料。又例如替大多數同學解釋或解決他們所需要解釋或解決的各種困難的問題。又例如登載反映大多數同學意見的言論。總之要注意搜集大多數同學所最關心的消息和最需要的材料。
（《選》，68頁，1941年7月）通俗化的重要，我們也時常深刻地感覺到，我們希望關於各部門的重要知識，不但要選擇精華，配合時代性，而且要能寫得深入淺出，人人看得懂。我們的目的雖如此，但是能做到什麽程度，還有待於時常注意和繼續努力。
（《選》，249頁，1941年9月）